贺东航、吴俊儒：“后真相”时代的网络民粹主义的特征与挑战

贺东航 吴俊儒*

“后真相”已成为世界范围互联网社交媒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当代世界的政治领域中，“后真相”（Post-truth）被视作政治权力通过话语性支配来渗透与争夺“真相”的一种行为。政治权力通过对“真相”的操控来维护其的政治权威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在政治角力中，“真相”逐渐丧失了客观性，取而代之的是立场性，“后真相”因此成为当代政治争夺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当代“后真相”的煽动与传播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空间中。互联网所具备的个体性、草根性与泛民性使其成为“后真相”传播的温床。当网络的参与者通过广泛的社交媒体接触到虚假的、立场导向、兜售恐惧与仇恨的“真相”时，自发性的激进情绪汇集成非理性的民意与汹涌的舆情。在“后真相”的背景下，民粹主义在互联网上的加速聚集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趋势。“后真相”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将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继续进行非理性描述，激化社会阶层与团体之间的仇视与不信任，从而强化了网络民粹主义的韧性。 为此，对“后真相”时代政治权力所面对的来自事实颠覆与话语操作的挑战及其复杂效应和多重影响进行深入研判和分析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本文的研究脉络如下，第一部分将概述国内外学界对“后真相”与“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将探究“后真相”时代下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与强化的路径，其生成演变的过程大致经历“后真相“式信息→民意发酵→舆论声讨→民怨鼎沸→网络动员→现实溢出这六个过程，并指出“后真相”与“网络民粹主义”的双向循环是推动这一路径的主要动力。第三部分将指出“后真相”时代网络民粹主义的两个表现形式，分别是二元对立下的戾气发泄和逻辑颠覆下的道德斡旋。最后一部分总结“后真相”时代的政治将面对来自事实颠覆与话语操作的挑战。

一、“后真相”时代与“网络民粹主义”的文献回顾

（一）“后真相”时代的研究综述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在2016年成为了牛津词典的年度词汇。这与美国民粹主义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存在直接关系。西方学者对于“后真相”的研究也集中在2016年之后。这体现了“后真相”在政治活动中产生的巨大的能量。费什认为在“后真相”的政治传播中，政治家会运用对真相的臆测与预警来赢得自己的选举优势^[1]。莱考夫探究了特朗普胜选的过程和真相的传播策略如何损害了文化中的 "真相 "概念—从 “谎言”到 “后真相”、“真相”和 “替代事实”再到“真相”的连续过程[2]。马歇尔通过批判性地评估英国脱欧公投这一“黑天鹅事件受到了“后真相”政治的帮助与支持。网络社交媒体通过煽动恐惧与仇恨言论影响与重塑公民的政治立场，“后真相”加大程度上影响了选民的投票行为。同时他指出后真相政治的概念没有得到充分的概念化，使其经验上的可行性受到质疑^[3]。作为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回应，吉布森更明确的将“后真相”政治概括为一种具体的政治和修辞的策略。并认为它是在个人在现代社会对现实的反思与真相产生机构的信任恶化的路径之中产生并被加以利用。而新兴的参与式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麦金太尔认为“后真相”时代的蔓延预示着人们对真相的追诉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已经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成为了“后真相”的创造者与传播者。他同时指出“后真相”不再仅仅存在于政治家之间不计政治成本的事实性挑衅，同时已经蔓延到了普通人的生活空间之中^[5]。“后真相”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参与、政治行为、政治角力与公民社会的众多方面。“后真相”在西方社会所涵盖的不仅是政客与精英之间为了获取政治利益制造谎言的过程，同时还涉及到公众的信息接受和解构的领域。

国内的研究者也已经注意到中国社会出现的“后真相”现象。有学者判断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传播具备了“后真相”时代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下党对社交媒体保持着较高层级的监督机制以避免虚假和煽动言论的宣传。曾敬涵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舆论宣传的有效管理以确保其意识形态的正面形象来获取人民的信任^[6]。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何依旧会受到“后真相”的冲击的原因，成为了许多国内学者研究的对象。陈龙认为“后真相”借助修辞策略对事件本身加以包装、诱导民众、以达到某一种政治诉求，其终极目的是争夺话语权^[7]。吴育林与赵悦彤认为中国的出现的后真相话语思维会割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位置，将党和人民扭曲成利益的根本性不一致甚至对立，模糊人民对中国制度叙事的立场与把握^[8]。李腾凯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自媒体已经融入到中国青年的日常生活并深刻了塑造了他们的性格特征。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扭曲事实、仇视精英、丑化官方的情绪化言行深刻了影响了当代青年的政治认同^[9]。汪行福认为，“后真相”本质上是一种后共识，权威性的真相遭遇社交媒体的公共社会的多重阐释与放大。人民共识与认同的建构基础从客观性的事实与真相转变为主观的情感与价值的交融^[10]。面对“后真相”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具有开创性的是，一些国内学者已经将“后真相”从现实政治的层面上升到人的主观性与认识论的哲学话语，吴晓明从黑格尔的“坏的主观性”概念指出，现代社会将人对知识的巨大热情和对未来文明的信仰建筑推翻。而在公共舆论领域中，实体性的真理与主观错误是交错杂糅的。当实体性的真理在公共领域中瓦解之际，公共领域被“坏的主观性”占据，以至于到最后成为各种主观意见交锋的战场。当“坏的主观性”达到极致。“后真相”这一社会现象似乎存在必然性^[11]。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综述

学界对于网络民粹主义从概念到生成再到影响都有较为完整的研究，从网络民粹主义的概念来看，陈尧认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本质是民粹主义，其是借助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12]。而丁小文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互联网通过民粹情绪的聚合与延伸使底层民众的心理与怨恨得以激发[13]。曹建萍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立场、态度或是行为方式，其存在于舆论之中，由社会转型和价值诉求演变而成，由于不具备成熟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网络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社会思潮^[14]。从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原因来看，邓理认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激化来自于虚拟空间衍生的算法政治和及其风险所导致的意识形态极化与非理性^[15]。王路坦以三个维度分析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原因，其一是社交媒体的传播为网络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基础，低门槛和匿名性营造了民粹话语的舆论环境。其二是网络参与群体素质的参差不齐使得形成非理性和群体的民粹团体的可能性较高。其三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贫富差距的分化以及民主政治领域和文化认同领域的内在矛盾。^[16]从网络民粹主义的特征来说，郭忠军认为网络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平民的直接参与、平民性的价值诉求以及非理性和对抗性的群体行为。^[17]贺东航认为网络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对民众渺小脆弱的一面进行放大；地方政府不当的公共政策以及制造叙事陷阱误导民众^[18]。陈虹从政治学的角度总结网络民粹主义具有虚拟现实性、直接参与性、人民至上性、群体极化性和话语霸权性^[19]。从网络民粹主义的影响来看，一些学者对网络民粹主义持批判态度。陶鹏指出，网络民粹主义下极端化的阶层对立与非理性情绪会导致政治认同的弱化^[20]。陈龙等认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滋长培植了现实社会超越法律的暴力的可能性^[21]。相反，另一些学者对网络民粹主义持较为中立的态度。邹诗鹏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本质上是社会情绪的反应，对网络民粹主义积极的应对有利于国家未来的政治建设^[22]。李良荣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给予社会的弱势群体捍卫自身权利的机会，但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会有可能降低政府的政治信任^[23]。

在“后真相”与“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领域中，鲜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吴晓明认为后真相与民粹主义都是“坏的主观性”的必然结果。然而在论证过程中也是将网络民粹主义与后真相视作两个独立的学术概念^[24]。本文认为，“后真相”时代成为网络民粹主义孕育和演变的催化剂。“后真相”的网络媒体环境也加剧了网络民粹主义对于现实政治社会的危害。因此，探究网络民粹主义在后真相时代下的生成范式，表现形式以及在后真相时代下政府对于网络民粹主义治理面临的新的挑战，是本文行文的生长点。

二、后真相时代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

“民粹主义”的基本价值具有极端平民化的倾向，当涉猎重大的公共政策事件时，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惟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政治策略， 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成本，成为了民粹主义成长的栖息地。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社团都可以在社交媒体营造的创拓式的公共空间表达自己对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以及公共事务的意见与观点。同时，互联网的匿名性与聚集性提供了平民在互联网宣泄不满情绪的场域。民粹话语通过热点新闻的的传播得到生长的空间。网络民粹主义与现实民粹主义的差异在于参与网络民粹运动的成本极低。在传统民粹主义的行为方式中，民粹主义者需要通过情感动员、组织运动策略与提出民粹诉求，组织政治运动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在互联网中，参与个体仅与虚拟社会产生关联性而离散于现实社会。民粹主义者仅需要针对热点政治事件组织民粹主义话语。“当民粹主义者认为时机成熟之时，便会制造更加强大的舆论来参与到行政决策中，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以此来实现对权力的争取”。^[25]后真相与网络民粹主义的催化密不可分。网络世界的“后真相”化在实质上就是一种民粹化。在网络世界中，真实性话语被无限扩展与增殖的主观性话语所淹没，公共事件的真相被社交媒体有目的性地篡改成为了公众的默认。后真相的特征即是情绪和主观感知的无限放大与事实真相的虚无。久而久之，在公共事件的大众被立场与情感所支配而失去了对事实和真相的认同。当网络世界的参与者更乐意接受被情感化、渲染化的谎言而抵制反价值的真相时。”后真相“无疑加剧了网络民粹化。

从生成方式看，后真相时代的网络民粹主义呈现为“后真相”式信息→民意发酵→舆论声讨→民怨鼎沸→网络动员→现实外溢五个阶段。网络意见领袖通过对公共事件真相的蓄意篡改以及肆意煽动将网络平民的主观情绪推向高潮。集散的涌动情绪逐渐汇集成民意的发酵，演变成对个人和事件的舆论声讨。舆论声讨的过程往往是极端化与立场化的。民粹运动发起者通过对事件涉及人物的网络暴力将其的行为负面性无限放大，从而将聚集的民怨转化成利益抗争与社会抗争运动。通过在网络上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动员行动后，网络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活跃起跳”并“外延到了现实空间来表达”^[26]。需要注意的是，后真相时代网络民粹主义是以“后真相”为起点的。相反，有学者认为，网络民粹主义并不能同“后真相”画上等号，因为有不少民粹主义者是以“对抗不诚实政治”为旨趣^[27]。这一现象在现实政治的政治运动中有具体的表现。在西方民选社会中，网络民粹主义的根源来自于对建制黑暗的声讨抑或是对争议事件的真相诉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成功正是来自于选民对特朗普“真实性”的认同。然而，“真实”并不等同于“真相”。特朗普吸引支持者的“真实性”来自于自发和未经排练的风格，而不是所谓的真相。^[28]其前提恰好是特朗普利用社交媒体通过煽动对少数者的恐惧和仇恨来塑造选民的意见和情感。通过推行排斥边缘化群体的政策来获得大多数人的选票。^[29]尽管网络民粹主义带有反对不诚实政治的属性。但是当民粹主义生成，对虚假政治的声讨通常会被民粹领袖利用，已成为其获取政治既得利益的工具。可以预见的是，在后真相时代，虚假真相所发酵的民意会带来更极端、更恶化的现实后果。

然而，由于中国的政权体制不同，中国的民粹主义难以在现实政治中找到爆发的生长点。中国政府对社会稳定的高度控制使得民粹式的政治活动不会在中国获得成长空间。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一般停留在社交媒体中的爆发。然而这会导致中国面临更大规模的网络“维稳”压力。与西方国家所出现的网络民粹主义不同。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现象是“一种非典型的民粹主义，或者说是民粹主义政治的初级阶段”^[30]，其最终目的不是反制度化和颠覆政权，而是在指向具体事件中表现为一种利益抗争和诉求表达。Elizabeth Perry也曾对权利意识觉醒的说法作出批评，认为中国的当代抗议者极少质疑执政者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威。这说明中国群体性事件大多属于工具主义的、谋求解决现实社会的抗争行动，并非呈现出反政权反体制的特点。^[31] 当人民的理性需求与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后，结合政府对公共舆论的选择性控制，网络民粹主义在中国能够得到快速的消解。在后真相时代，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滋生和发酵的根源来自于涉及个人利益的现实生活，例如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土地权益、环境污染以及重大卫生公共事件。这些事件往往都触及到了人民的生存危机感与道德正义感，使得公民在短时间内失去了对事件的理性分析与判断力，当这些问题被舆论领袖进行偏差性的报道渲染之后，蛰伏的民粹主义便会抬头并在网络上掀起风浪。民粹主义者依靠“谣言”与“恐惧”作为传播的武器，通过反精英主义与反智主义扩张人民的“非理性”情感以升级社会矛盾、塑造与激化平民与精英阶层的鸿沟与矛盾。泛滥四起的充满负面情绪的舆论声讨随即充斥网络空间。

当舆论持续升级，民众理性思考的能力在网络民粹主义者的煽动下被消磨殆尽。有目的、有立场的“后真相”占据了舆论场的中心，这导致了后真相与网络民粹主义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蜂拥而出的“后真相”事件赋予了网络民粹主义生长的最佳空间。而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与蔓延会导致网络参与受众失去对“真相”的敏感度。首先，网络受众暴露在各种成分复杂交错的、情绪化、碎片化的网络信息侵扰中，网络新闻社群化的传播方式以及大数据算法的科技加持之下，“后真相”的杂糅信息煽动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对网络受众采取“对症下药”的手段，在这样的网络舆论环境之下。在舆论场域中出现显著的个人认知失衡与个体去个性化最终趋于群体极化的群体反智主义倾向。这直接导致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凝聚与生成。其次，网络民粹主义在“后真相”的催化下后，由于汹涌的民意与激烈的舆情的结合，社会的矛盾在这一传播路径中不断激化，以致对社会的阶层进行撕裂。民粹主义“常常把自己描述成与他们拒绝和厌恶的社会群体相对立的人”。^[32]这样的撕裂会导致公众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割裂。以“正义”之名试图对所有公共事务进行“人民的审判”。强大的舆论态势的割裂培育了观点与立场的切割。处于不同阵营的群体仅仅愿意接受与其情感与价值观相符的信息，在其观点的两极对立下，以情感构建事实、以话语形成观点的“真相“被扭曲成了“后真相”。由此，“后真相”与“网络民粹主义”的双向循环构成了恶劣的网络环境。话语割裂、话语强占与话语专制的乌合之众态势，冲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共识，消解社会秩序与社会凝聚力，可以遇见的是这会在客观上造成社会的严峻后果。

基于上述分析，后真相的网络民粹主义大致经历了“后真相”式信息→民意发酵→舆论声讨的过程，而在民意发酵的过程中，后真相与网络民粹主义的双向循环使得网络的舆论环境不断持续化与激进化，继而广泛的舆论声讨会导向爆发的民怨沸腾。在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者的目的大多以“真正的人民”和“沉默的大多数”作为旗号来实现某种政治诉求，例如以直接民主取代代议民主，让政治离人民更近从而重新确立人民主权。 “后真相”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多重赋能，延伸与拓展了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影响。长期以来，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础是“宽容与包容”，温和的政治文化与公民精神是自由民主体制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基本保障。然而“后真相”通过网络算法针对性地向网络受众投放仇恨、攻击、对立的言论。而厌恶精英政治与建制政治的公民便会趁势通过互联网这一超大的虚拟空间将鼎沸的对于建制政治的民怨外溢到现实空间形成政治运动。网络民粹主义下从鼎沸民怨演变到政治运动会经历民怨鼎沸——网络动员——现实溢出这三个阶段。鼎沸的民怨通常以松散的、无组织的特点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互联网中的民粹主义者以意见领袖的形式整合离散的民怨，在有导向性的组织引导之下，在互联网上进行民意汇集和政治动员，通过不断散播“后真相”的咨询壮大形成整合的“利益集团”。民粹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制造‘网络聚集事件’，因为仅仅通过点击率、跟帖或发言来表明观点、立场是难以满足民粹主义的现实关切的”。^[33]因此意见领袖和网络推手能够通过“后真相”的力量将民怨转化成有进一步规划、组织和步骤的网络动员活动。从而在形成一股巨大的动员力量后将堆积的“沉默的大多数”以爆发式的集体力量将网络聚集溢出到现实聚集。民粹主义领袖以“反建制”、反精英”的话语来裹挟民意，要挟执政政府，以至于演变成重大的群体性事件或是政治抗争运动，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破坏传统的公共文化精神，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暴露出巨大的张力，陷入弱势与无力的状态。

美国在2021年年初产生的震惊全球的“冲击国会山”事件，是“后真相”驱使下网络民粹主义的集中表达。这次事件完整经历了从“后真相”信息到民怨积聚最终形成大规模的政治事件这一完整路径。特朗普及其政治团体在美国总统大选落败后，通过推特、Facebook等大型网络社交平台，制造“停止选举骗局”（Stop the Steal）、“拯救美国”（Save America）等煽动性言论，传播碎片化的、虚假的关于美国大选舞弊情况的“后真相”信息。民众对于美国政治的立场情感在“后真相”的政治传播中被扭曲形成权力操控下变形的公共话语。而特朗普及其团队正是整合了网络中变形的公共话语，在网络媒体中进行针对性的政治动员。被权力话语操控的民众随即丧失了对真相的追求和理性的判断。当他们坚信，拜登的胜利是被“偷窃”而来的时候，激愤化、反智化的民怨在专业的网络政治动员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冲突事件，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秩序造成了难于估量的伤害。在“冲击国会山”事件平息后，推特、脸书（Facebook）及YouTube等社交平台以鼓励暴力为由将特朗普的视频撤下，推特、脸书及Instagram先后暂停特朗普的帐户，这意味着美国以互联网巨头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已经意识到了民粹主义在互联网中的快速发酵，已经演变成了民粹主义散播的主战场，虚假的“后真相”政治言论传播已经对美国长久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体制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并付出了封锁美国总统在社交媒体言论权的代价进行网络阻断以遏制网络民粹主义蔓延而形成的现实外溢。分析至此可以说，在民选国家，后真相的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路径是“后真相”式信息→民意发酵→舆论声讨→民怨沸腾→网络动员→现实溢出。在这个过程中，“后真相”信息与网络民粹主义的双向循环，推动着这一路径的层层递进。当汹涌的民意外溢到现实的政治世界中，往往会带来不可控制的负面结果。

对于中国的网络环境而言，国家对互联网环境的有效治理能够有效的控制“后真相”信息以及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于成长。但是，由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国家拥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许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社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在收入分配不均、社会阶层流动的停止、贪腐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因素都容易引起群众以及社会的不满情绪。互联网的潜伏性、隐蔽性使得弥散在社交媒体的上信息被一些不法分子有意利用，他们“以特定议题作为载体，刺激民众神经，瞬时发酵成网络围观、形成网络动员态势，触发更多的网络民粹主义议题”。与此同时，“后真相”信息会助推堆积的民怨走向激进于极端，最终“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有体制进行冲击，产生较大的社会政治势能。”^[34]网络民粹主义议题下对社会公平问题的有意助推使民众强烈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在营造沸腾的民怨后，民粹主义者亦会试图尝试进行网络动员，并寄希望在线上线下升级成大规模的群体性运动以谋求特定的政治目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现象一般不会外延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这其中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理由是是上文已经论述中国的公共争议议题往往是利益侵犯与道德危机，并直接不挑战政权执政领导地位。当政府能够对于争议性公共议题做出快速反应（例如通过对资源的再分配策略来调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35]，或是通过有效的管控、化解危机的能力以此来对法律和体制进行修缮^[36]），满足了利益需求的民众便会倾向于选择“息事宁人”，结束对争议事件的专注。第二个理由是，中国政府“全能式”的管理手段可以使其直接介入信息的传递和舆论的扩散之中，切断“后真相”与“网络民粹主义”的源头，使网络民粹的生成路径无法形成闭环效应。例如“清朗行动”，即是政府试图在网络平台掐断“后真相”的传播可能，阻止网络民粹主义者与意见领袖指导叙事陷阱，切断“后真相”的议题与网络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中的蔓延与扩散。显然，在不受约束和管控的网络世界中，肆意生长的“后真相”资讯往往会导向“网络民粹主义”的陷阱，民意的发酵与民怨的沸腾进而生成。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强国家”体制下，政府对包括互联网环境在内的社会秩序进行严厉管理有可能阻断“后真相”时代下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路径。

三、“后真相”时代网络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

网络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强调平民大众的理想与权利。从政治学的角度说，一方面网络民粹主义会导致极端化的阶层激化社会矛盾，极端化的反权威倾向会导致政治认同的弱化。群体极化和零和博弈的趋向导致社会的分裂，最终破坏社会的和谐秩序。但另一方面来说，网络民粹主义也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的信号”,民众希望通过互联网的宽泛性强调“平民的价值”以敦促执政者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捍卫弱势群体、推动法治建设的完善，督促政治的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等作用。但是，当网络民粹主义这一社会思潮建立在“后真相”式的谎言、威胁和恐慌之中时，网络民粹主义便会滑向反智主义倾向，失去其“为人民发声”的作用，成为不法分子宣扬消极情绪、仇恨言论以攫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而对后真相时代下的网络民粹主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有助于从更加精准、高效的角度消解被“后真相”扭曲的网络民粹主义现象。

（一）二元对立下的戾气发泄

在“后真相”的渲染下，网络新闻的受众往往对其坚定的事实情感坚定不移，忽视对客观真相的是事实关注，或者当网络受众已经被先前塑造的“后真相”讯息侵蚀后，真相即使出现也无法引起受众的情绪共鸣。这就导致“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二元化思想。“我们对抗你们”的倾向即是“后真相”通过社交媒体精准投放的结果。“后真相”塑造的对立被网络民粹主义者有心利用，他们用突出的批判色彩来加强时间双方的对立趋势。而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成为了二元对立有力的助推器。网络民粹主义者塑造“贫穷与富裕”、“平民与精英”、“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而占社会大多数的平民阶层由于被充满仇恨、激进的片面言论所蒙蔽，沉溺于现实中的相对剥离感。这种相对剥离感来自于“个人主要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评价自己的地位和处境，而弱势群体的成员往往会有一种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感觉。”^[37]而这些所谓“人民正义”的诉求也大多是由于其身处在社会的焦虑感被“后真相”有意图地唤醒与放大，形成了一种针对对立阶级的戾气发泄。

在西方民选国家，以戾气发泄为特征的网络民粹主义表现在“建制”与“非建制”、“左翼”与“右翼”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民粹主义被西方的政客视为一种选举的手段。民粹主义政党有意渲染和放大民众在“建制”政府下的社会矛盾，例如“移民危机”、“就业危机”、“政治操弄”等等问题。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给平民提供发泄戾气，表达不满的平台。这些民意被政客收集，并被操弄成竞争选举的手段，政党和政治家充当了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以进行党派竞争与夺取权力。这是西方引以为傲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受到侵蚀的征兆，主要表现在民粹话语塑造的对立使民众抛弃理性的规训，转向对自私的、个人情感的肆意宣泄。而对于西方的政客来说，启蒙运动起始，集中的民意代表着“社会契约论”下国家的主权来自于人民的意志。政党的轮替意味着人民利益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然而，在“后真相”的民粹主义煽动下，民意被异化成政客操弄获得政治权力的工具，。怨恨的舆论与二元激化的社会文化显示了“西方政治制度结构性的不均衡、政党政治衰落和公共领域的异化”^[38]。

对于中国来说，网络民粹主义下的二元对立的“戾气发泄”的根源来自于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社会法制建设怠需完善，社会分配制度有待合理化。表现在民众对生活的某种不顺利以及对现实矛盾的不满，需要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进行情绪发泄。民粹主义者利用民众对现实的剥离感制造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以营造“人民正义”的假想，挟持民众的道德情感，高举正义的大旗，煽动人民采取一切手段对“邪恶”的精英阶层进行审判。网民个体在“后真相”制造的“对立阶层”中，个体与个体群情激愤的互动，在互联网上的虚拟身份使网络忽视自己的个人身份。现实的不如意使得需要释放戾气的公民将自己在某一群体的身份视作自己骄傲的标志。例如近几年互联网中爆发出现的“饭圈”行为，正是网络民粹主义在中国网络环境中最显著的体现。粉丝为了维护自己的偶像，屈从于群体的感性释放中，对“对家偶像”进行污名化，在不自觉的过程中成为了“后真相”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为了使所属群体的立场处于支配性地位，各方的观点会趋于极端化、偏极化，从而聚集成网络民粹主义的群体。这种“群体身份大于个人身份”、“不满者相遇”的现象符合勒庞所论证的“乌合之众”的态势^[39]。

不可否认的是，“二元极化”的戾气发泄来自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平民不满情绪的积累。被积压的群众希望通过社交媒体的公共平台提升个体的话语权，其本质是民众面对社会的未知性而产生的紧张感、焦虑感和不安全感。“后真相”新闻放大了社会的现实问题，加剧个人在日常社会中的个人防御感。同时住房、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矛盾逐渐形成了全民性的社会焦虑。在个体原子化的社会下，社会的对立与偏见通过网络虚拟平台得以宣泄。但是，网络民粹主义者试图通过借题发挥塑造矛盾和冲突以倒逼政府解决社会矛盾，人民的民意无法以理性的情绪作为基础进行合理的陈述，反而将所有矛盾与问题推向针锋相对的偏激表达。久而久之，对立和冲突即成为民众面对社会争议时的惯性思维。这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矛盾的消弭，反而会让政府疲于解决沸腾的民怨和极端化的冲突。这无论对于政府推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还是人民追求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都是阻碍前进发展的绊脚石。

（二）价值倾覆下的“道德审判”

与现实的民粹主义相比，网络世界构建了平民大众的第二个世界，他打破了人们出身、阶级、财产、年龄、性别、职位、等级等各个方面的差异，平等地进入到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之中。虚拟的共同体中个体不对受制于现实社会显性的道德枷锁，他们往往会在匿名性的网络世界中颠覆现实生活的正常逻辑，表达人性中阴暗的一部分。在互联网世界中，由于追溯责任的之后，发布谣言、传播碎片化的“后真相”信息并不一定会立刻受到追责，同时，网络参与者“法不责众”的心态使得他们乐于作为旁观者“看热闹”，应倾向相似而结合形成的群体具有极强的同质性，同质性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会使得网络参与者失去对道德判断的自觉性，这给“后真相”的生长提供了合适的温床。在这种全民娱乐化与非理性的情绪呈现下，互联网的道德底线被不断地突破，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被抛弃与解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民粹式言论得以泛滥，形成群体的价值倾覆。

群体价值倾覆的蔓延会导致“人民审判”、“平民无罪”以及“美化罪责”的现象。在精英主导的社会改革之下，平民以“批判者”的身份入场，对于不符合所属群体的事件与政策进行偏激的辱骂与诋毁，摒弃对法律与司法的信任。网络民粹主义者对于“触犯道德底线者”进行的不是法律与道德意义上的公正评判，而是非理性趋势的网络暴力，从而对公共热点事件进行审判。这些群体往往不会评估“网络暴力”的合法性，当网络暴力可以让他们获得“伸张正以后无上的道德感”后，民粹主义者便会退场寻找下一个审判目标。然而，“网络暴力”是基于立场与情感之下的集体无意识活动，并不是程序性的法理型审判。这意味着网络民粹主义的参与者并不重视“真相”是否被揭示，他们只沉浸在“后真相”下“道德审判”的满足感之中。在“道德审判”中，由于民粹主义代表的是现实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这使“道德审判”通常以对“富人”的审判以及对“精英”的审判。当某一公共事件的冲突对象是“平民”和“精英”时，弱者的身份会在审判中被无限放大，强者成为所有罪责的承担者。与此同时，平民通过制造“后真相”的舆论，扩散二元对立的道德绑架话语以产生寻求更大范围的情感共鸣，证据和法律在民意与舆论面前显得弱不禁风。另一个显著的表现是，网络民粹主义者对于争议性事件的态度都是“立即解决”，这种趋势是建立在“民意至上”的话语构件之间下的。主要表现在，当现实生活中出现较为恶劣的犯罪案件，或是产生了伤害人民利益的不良事件时，网络的舆论态度都是“立即严惩犯罪嫌疑人”、“立即执行严酷的刑罚”以及“立即将涉事官员绳之以法”。当群众认为当事人的行为突破了个体理性的底线时，他们便会将司法公正与程序正义抛掷脑后，企图在互联网上用“舆论的审判”替代“司法的审判”。更加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汹涌的民粹舆论压力下，一些地区的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平息民怨而掠过司法审判对民众表达直接承诺，这对法治社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指出“司法应当按照公平与正义理念，尽可能做出能够在政治道德上得以证成的判决……正直且一致的法律的终极精神在于赋予政治社群中每一个人予以平等与尊重”^[40]。正义与平等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崇高理想与信念。所有个人在参与政治生活中，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拟空间，都有资格得到平等的尊重与关怀。然而，网络民粹主义者抛弃法律的原则，以群体的立场与情感进行网络暴力与道德审判，都在一定程度上触犯这些人类在政治社群中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后真相”对价值的倾覆使网络民粹主义群体抛弃了对理性的昄依，将平民原始动机的朴素正义扭曲成网络世界的“平庸之恶”^[41]。当“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并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争议事件的当事人进行“网络暴力”与“道德审判”时。他们则剥夺了这些当事人在政治生活中获得平等尊重和关怀的权力。而“后真相”的负面影响则在于使网络受众无法接触到事件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被预先营造、片面加工的虚假信息所蒙蔽，以至于他们的“道德审判”行为成为必然的“自觉”。由此观之，“多数人正义”的极端化网络民粹主义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语:后真相时代的政治面临的挑战——事实颠覆与话语操作

在后真相时代的政治环境中，群体对情感和价值的集中表达使得人们对“什么是真相”或是“什么是事实”的分野问题表示无关紧要的态度。相反，政治权力对事实的颠覆和话语的操作创造的对于世界的非理性观念成为了人们在后真相时代追捧的价值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后真相”政治颠覆传统的话语模式，构建了新的话语模式，即“政治谎言并非是为了建立信任，而是为了加深选民的偏见;对真相并非被伪造或产生了争议，他只是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重要性”。^[42] 人们深陷于一个对“真相的客观性”充满亵渎的政治生活中。政客们所宣传的真相与公众在网络平台上接触的真相之前存在着偏差。当“真相”被个别利益群体进行颠覆与操作时，人们一切的理性诉求变得微不足道，个人的主观情感和立场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价值判断的主导因素。

网络平台给予了“后真相”政客们充分的操作空间，政客们为了攫取政治利益出现了表演型政治的特点，即通过话语、情感等层次策略性地使用互动策略，主题在公众面前建构出关于自身的特点印象^[43]。网络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平台，社会媒体的井喷式发展使得表演型政客得到构建“人设”的机会，创设了绝佳的“广场政治”的天然表演舞台。广场政治的力量不仅仅是来自于演讲者，更重要的是观众的情绪感染。传统的广场政治，规模的大小能够使理性与感性处于较为平衡的位置。然而，新的传播媒介使得广场政治的影响力数以百倍的扩大，社交媒体把这种给予群体情绪的广场政治发挥到了极限。当社会出现了重大的热点事件，通常会出现在社会媒体上的舆论爆发。在群体的情绪下，个人原初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敦促人们对事件进行表态与转发。而至于事件的真实性，则并没有人什么人真正关心，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人们的情绪。政客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当他们发现使用非理性的话语比陈述客观的政见更能够获得选民的选票时，掩盖公共议题的真实性，用反智的故事来煽动情绪成为了他们最有效的策略与工具。而当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为了获取支持颠覆真相的事实，挑动人民的情绪，极端化、非理性化的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事实上，所有后真相信息的传播都基于某种特定的叙事结构。叙事结构可以被视作一种框架结构，在此基础上，故事或叙事的顺序和风格被展现给读者、听众或者观察者。政客们在描述一个文本的叙事结构时，都会按自己的利益来编排结构的元素，包括正叙、倒叙、插叙等。

“后真相”政客们对真相的话语进行操作，主要表现在用抽象概念代替具体概念，用大概念代替小概念，混淆人们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营造似真非真、似错非错的话语环境，以借题发挥的手段使其获得一定的同情与支持。例如当某一个群体受到某一个当权者的伤害时，他们会将情况描述成是人民遭受了来自精英的不公正对待。这样的话语操作对政治秩序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权力话语一味的诉诸煽动和迎合人们的非理性情绪，掩盖真相与虚假之间的鸿沟，那么席卷而来的网络民粹主义将会充斥本就弥散的网络环境，不断消解着人们对于知识和理性的信念。到那时，国家的政治秩序将不在以理性的普世价值作为根基。相反，狂热的积极的非理性思潮将左右未来政治世界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