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田田：生态主义思潮研究回顾及启发

张田田^*

一、引言及研究背景

    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世界逐渐认识到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1962年蕾切尔·卡尔逊《寂静的春天》^[1]、1973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2]的发表、20世纪60-70年代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生态运动^[3]纷纷推动了公众环境与生态意识的觉醒。人们日益认识到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生态危机通常被看作是“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只是生态危机最引人注目的方面。生态危机实际上还与一系列数不清的生态紊乱现象相关联，包括物种濒临灭绝、新型疾病的出现、史无前例的污染等^[4]。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不断调整和相互适应的过程。

    在此背景下，生态主义（Ecologism）思潮发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美国家。促成这一思潮的兴起的两个重要现实因素是少数欧美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以及随之应运而生的则是社会对日渐凸显的生态环境难题与挑战的大众性关切^[5]。生态主义思潮本身产生于两种对立需求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持续经济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对解决生态危机和满足代内和代际社会公平的需要。如何协调经济增长的需求与提升生态质量之间的矛盾，如何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人的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矛盾，历来是非常复杂和棘手的过程。

    近十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事实，由环境污染引发的抗议事件层出不穷，生态主义思潮在学术界及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均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式具有启发。生态主义思想是社会公众反思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工具，为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借鉴。本研究通过梳理不同学科视角下的生态主义思想和发展历程，阐述生态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影响，为生态主义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思潮发展中产生的作用及今后研究重点提供相应参考。

二、不同学科视角下的生态主义研究

    关于生态主义的多学科视角研究较为成熟，相关研究涉及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门类，不同学科对生态主义的探讨各有侧重。本研究将从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等视域回顾生态主义不同派别的源起与发展。

（一）政治学视角下的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主义社会思潮与生态运动、环境运动这类社会政治运动相伴相生，且生态主义研究在政治学领域备受关注与重视。政治学从生态问题与社会生产以及政治系统的关系出发，认为生态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随着西方社会中生态运动的蓬勃兴起, “生态马克思主义”也不断发展，分化为两个派别，分别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这一当今生态运动中的“红绿派”(Red-Green)与生态运动中的另一派别“生态中心主义” ，即生态运动中的“绿绿派”(Green-Green)^[6]。政治学视角下探讨的生态主义主要聚焦以“红绿派”为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和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分别形成20世纪中期绿色运动所引发的两股思潮^[7]。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理论活动，首次出现在本·阿格尔于1979年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8]。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将生态危机根源归因于人与人关系和社会制度^[9]，坚持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与价值观批判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10]，对生产率和经济利益的盲目追逐恶化了生态环境，消费主义盛行也加剧了资源浪费。生态政治学揭示了资本逐利的本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必然以不顾后果地掠夺自然资源为前提^[11]。

    生态马克思主义秉承的是现代主义的立场，从个体出发走向集体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戴维·佩珀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生态主义思潮的结果^[12]。生态马克思主义坚持人类中心论，但这种人类中心论不同于近代与资本、个人欲望相结合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将保护环境与人类生存的权利对立起来，否定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对立起来。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保罗·柏克特在《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绿观点》中阐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环境主义，即从阶级关系和人类解放需要的立场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13]。基于“自然的用处和观念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14]的价值判断，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倡解决生态危机应当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15]。由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思想、恩格斯关于“人自身和自然界具有一体性”的思想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类似于人本主义视角下的生态主义。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成为绿色运动所引发的第二种思潮，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生态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旗帜鲜明的提出了社会制度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描绘了既可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未来愿景，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要解决人对人以及人对自然的剥削压榨现象、要彻底解除生态危机，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共产主义^[16]。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和非线性的、混乱的方式破坏着具有普遍联系的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与地球建立一种可持续性关系并非不可实现。为此，人类必须改变社会关系^[17]。欧洲生态主义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多布森提出“生态主义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18]。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萨拉·萨卡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书中指出，面对当前的生态危机，我们必须强调社会主义中的生态和绿色元素，从当下疯狂经济增长的模式中撤退，缩减人类的经济活动，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增长机制。他总结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几个重要特征：将生态议题置于所有政策议题的考虑重点；平等地分配国内的收入与社会风险；生态社会主义着眼于未来，将未来一代人的利益纳入考虑范畴；生态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19]。

    生态社会主义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阶段，这段时期被视为“红色”（共产主义运动）的“绿化”（生态运动、生态革命）^[20]，即“从红到绿”，代表人物为鲁道夫·巴赫罗、威廉·莱易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为兴盛阶段，呈现出“红绿交融”的特征，例如涌现出“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的思想，代表学者为詹姆斯·奥康纳、安德烈·高兹；20世纪90年代后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主张将生态主义向生态社会主义推进，也称“绿色红化”阶段，代表学者为戴维·佩珀、瑞纳·格伦德曼、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其主要观点可参考表1。

表1 生态社会主义各阶段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

（二）生态伦理学视角下的生态主义

    18 世纪开始，由工业发展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逐渐引起了生态伦理学界的广泛关注。伦理学家对生态主义的研究较早且参与较多。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 Ethics）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的学科，这一学科领域注重对生态正义的讨论。面对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学视域下的生态主义历经的阶段包括：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29]。生物伦理学各阶段的主流观点包括：保护动物权利的道德观、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观、生物中心主义的道德观。

    保护动物权利阶段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其内核思想包括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力论、生物平等论。以洛克为代表的学者，以生态道德关怀为出发点，阐述对动物权利的认知和重视，提出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善待处于生命阶段的动物^[30]。保护动物权利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因此回顾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对下文分析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伴随生态伦理学而产生和发展。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又名“人类中心论”，是以“人类在事物秩序中是首要和中心”的学说，其中人类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而是两者之间的中介。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认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任何谈及人与自然界之间伦理关系的论断都毫无任何意义。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代表学者如麦克洛斯基、墨迪^[31]，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主张做了系统的陈述，核心要点包括：第一，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人类是占主导地位的一方，是自然的管理者；第二，人类应当为环境问题和生态破坏承担道德层面的责任，人类保护自然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第三，当代生态危机由人类引发，也只能由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解决。几千年来，人类优于其他动物的观点一直主导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此期间，学界呼吁使用相关工具（包括语言、理性、自我意识等）用以区分人类，并使人类高于动物。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的道德推论是，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人类才值得得到道德考虑，或者至少在道德计算中首先要考虑到人类。

    18世纪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的最具代表人物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他是从人的角度论证动物伦理地位的第一人，指出人类的道德关怀应诉诸在动物身上，减少对动物施加痛苦并结束对动物的残忍行为^[32]。从此超越人类中心主义（Transpersonal Ecologism）逐渐成为生态伦理学的研究重心。生态伦理学者如Gary Steiner批判了动物被概念化的西方哲学，并就动物权利和伦理提出鲜明的倡议和主张^[33]。1879年，伦敦学院的自由主义者爱德华·尼乔尔松提出“动物和人享有同样的生存权和个人自由”的结论[34]。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欧美诞生了由亨利·塞尔特等人主导的一系列动物保护伦理学说和仁慈运动。

    紧随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之后的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其核心内容是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生态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是基于环境伦理学，其理论范式是以生态学的系统论、整体主义为基础，将自然、人类社会、甚至整个地球生物圈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一旦这个整体系统被分割为孤立的组成部分，整体系统将遭遇失衡甚至生态退化。人类社会处于生态整体系统之内，人类正确处理与自然关系的能力将决定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生态中心理论强调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35]。生态中心主义是基于对生态整体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理解与尊重的政治思考^[36]。

    生态伦理学不仅要求人类将其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非人的自然存在物或自然环境，而且呼吁人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一种道德关系。这一学科为生态哲学奠定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基础。

（三）哲学视角下的生态主义

    生态哲学（Ecological philosophy）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的学科视角研究人与生态的关系。生态哲学是以人、社会与自然是统一整体的观点去看待世界的一种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论包括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从世界观的高度具体分析和把握人与生态的关系这一议题，辩证分析主客体之间的关联，试图理解主客体与中间媒介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以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客二分”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37]。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是生态哲学思想孕育的阶段，且与生态伦理学存在高度的学科交叉，生态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生态伦理学的思想精华，两者均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上持有相似观点。此阶段的典型观点为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是现代西方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揭开西方生态哲学对人类中心主义反思和批判的序幕^[38]。1933年，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史怀哲出版了《文明与伦理》，提出“敬畏生命”的哲学伦理准则^[39]。1949年，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出版《沙乡年鉴》，倡议一种新的大地伦理，人类作为“普通的成员和公民”，保护“生命共同体的稳定、完整和美丽”^[40]。这一阶段，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和生态哲学的探索, 正在引发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范式的转变^[41]。

    20世纪70年代是生态哲学全面觉醒的时代，哲学家们尝试从哲学视角解决生态环境的时代课题。典型的里程碑事件包括：1972年威廉姆·布莱克斯通组织首次环境哲学会议，并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哲学与环境危机》（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1972年南加大哲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斯通发表论文Should trees have standing ^[42]，对自然存在物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进行深度反思，并在环境保护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1973年，挪威哲学家纳厄斯发表论文《浅生态运动与深的、长远的生态运动》，发起了深生态运动^[43]；1974年约翰·帕斯摩尔出版了研究环境问题的著作《人类对自然的责任：生态问题与西方传统》，拒斥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地位，倡议与自然打交道需要技巧和谨慎^[44]；1975年，“环境伦理学之父” 罗尔斯顿发表《是否存在一种生态伦理》，引起美国主流环境哲学的关注，其生态哲学思想体现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将道德哲学与自然哲学紧密结合，突破了传统的价值主客二分性，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将生态哲学理论融入实践，为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45]；70年代末学术性刊物如《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的创立标志着生态哲学学科发展史的里程碑^[46]。

    近半个世纪以来，生态哲学研究重点围绕三大主题展开：一是生态本体论，从生态主义角度重新审视和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重建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生态自然观与生态自我观^[47]。二是生态认识论，致力于打破近代以来以人与自然二分为基础的二元论，重新建构用于理解和定位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架构，不断加强对世界整体性的认知，其哲学范式从二元论转向为生态系统论，即任何生物与生态环境是不可切割的，生态结构与生态过程是相互关联的^[48]。三是生态价值论，主要从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生态政治哲学等维度探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伦理、审美和政治等问题，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价值关系，探讨生态主体需要以及基本生态价值观及评价如何内化为公众的生态行为准则、如何外化为有利于生态生产和生态文明形成的社会制度。此外，对不同文明的传统环境哲学思想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和比较，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主题。

    不同学科视角对生态主义的分析既有共性又有差异，都涉及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认识论的阐释，但具体维度各有特点。比如，生态政治学和生态伦理学均严重批判生态资本主义，认为视生态为人所持有的商品、将环境纳入商品经济的循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彻底割裂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助长人类对世界的单方面的利己主义式的占有和控制，以此把自然从人类的道德社会中剥离出来。

三、生态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

    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迄今为止生态主义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为生态主义的兴起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以“生存主义”为基础，强调人类社会遭遇生态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主的“深绿派”主张在发展和生态之间做出取舍，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为主的“红绿派”提出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源的主张。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是生态主义系统发展的阶段，不同学派呈现“百花齐放”的特点。尽管不同流派之间的观点差别很大，生态主义的主要理论派别都已形成，分别是基于“深绿”价值观的生态中心主义、基于“红绿”价值观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基于“浅绿”价值观的生态资本主义。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末至今，是全球生态治理时代，其最主要特点是生态主义逐渐成为全球性思潮，其原因一方面是生态环境运动及绿党政治的全球化扩展，另一方面则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大会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推动的结果。自2019年末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全球生态治理呈现另一个特点，即国际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反思与发展方式的思维再造。与此同时，后疫情时代下的国际经济政治变化也在影响全球生态治理与绿色经济复苏的进程。

（一）生态主义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

生态主义思潮由生态危机所引发，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主要包括以“深绿派”为代表的深生态学思潮和以“红绿派”为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

作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深生态学思潮主要由挪威哲学家阿恩·内斯和塞申斯等学者推动。其核心思想是人类与自然关系应该是和谐、平等和共生的，致力于保障实际生态保护效果和生态观念改造，倡导人类必须对自然保持敬畏和谦逊的态度。其中，生态观念服务于技术形态，以缓解生态危机。深生态学认为，在决定人类是否应该进行一项可能危害生态的项目时，生物的“关键需求”高于人类的“非关键需求”[49]。这一阶段早期兴起的“重回自然”运动采用现代环境保护主义浪漫思想，由约翰·罗斯金、威廉·莫里斯、萧伯纳和爱德华·嘉本特等知识分子倡导，反对消费主义，污染和其它伤害自然世界的活动^{[50] [51]}。与此同时，基于生态科学的学科基础，产生了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生态思潮。

这一时期，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是鲁道夫·巴赫罗、威廉·莱易斯、罗伯特·古德曼。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认为，生态危机的原因从本质上讲是社会性的。等级制、阶级、国家和最后的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出现都是从意识形态和物质方面产生了现在破坏生物圈的社会力量[52]。该思潮认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要求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参与，并最终消除其客观社会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和国家。这些观点对于人类社会走出生态困境提出了不同视角的启示。

（二）生态主义的系统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

    在西方，以欧洲为主的绿党政治崛起，民众对于气候变化议题展现出高度关注，陆续涌现的大众性生态环境运动^[53]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出了强烈要求。绿党政治及其理论探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20世纪中后期，欧盟率先呼吁“绿色新政”，随后全球兴起绿色新政运动，逐步采取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发展共享经济等举措。

    在这一时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思潮与运动体系。总体而言，生态主义或环境主义的三个主要理论派别都已形成，即分别是基于“深绿”哲学价值观的生态中心主义、基于“红绿”哲学价值观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基于“浅绿”哲学价值观的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在此背景下，“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发展哲学，其共同点是将生态危机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价值观问题。无论是从生态危机的产生，还是从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 “浅绿”生态思潮却把主要由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要求所有人来承担。所不同的是，与生态中心主义思想对应的“深绿派”则是绿色运动中要求以生态为中心，坚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生态高于一切”，否定“经济增长论”。一旦立足于“深绿”的生态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其未来政治想象是生态自治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以及生态公社或生态基层自治社区，即为其内在政治逻辑。 “浅绿”的生态资本主义是以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名义，试图把市场经济原则扩展应用于各种形式的物质资源，主张从经济技术和行政监管制度政策这两个层面来做出绿色改变，进而设想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克服或缓和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追求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发展^[54]。而“红绿”生态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石是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马克思主义，反对走向割裂的生态自治的生态中心主义，拒绝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私有制的生态资本主义，而是提倡人类与生态和谐共处、环境与发展共赢的新的生产方式、绿色的消费模式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实现人与社会、自我、自然和谐统一^[55]。

（三）全球治理时代（20世纪末期至今）

    随着《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约宣言》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京都议定书》^[56]等文件和条约的出台，生态政治理论在实践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生态主义思潮一路高涨，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浅绿思想从“人类家园”出发，认为所有国家必须为地球生态负责，任何一国的生态危机成本和生态安全收益都会产生外溢，各国生态安全问题相通相连。但浅绿视角尚未完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仍然把生态危机归因于工业文明的盲目扩张^[57]。深绿思想超越了人本主义，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的高度从地球生物圈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和思考生态主义，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发展与环境双赢的立场来消解发展与生态的矛盾，倡导建构一个全新的生态政治文明，确立和强化“生态智慧”、“尊重多样性”、“可持续的未来发展”、“社会正义”、“非暴力”、“个人与全球责任”等价值观^[58]。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要求，由各国自主提出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国家自主贡献”），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零碳”或“碳中和”的气候目标。在全球治理时代，生态主义从“浅绿”向“深绿”演化。事实上，污染的国际转移、东西部转移、城乡转移导致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严重受损，背离了环境正义的要求，影响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异化”现象容易导致生产浪费，同时造成生态不平等^[59]。因而在20世纪末，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出，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分担的公平问题是影响国际环境治理的根本问题。从公平的视角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需要给予发展中国家未来增加排放的权利和空间，保障发展中国家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引发对于生态保护的分歧^[60]。

    在这个阶段，生态主义逐步成为全球性思潮，与此同时“深绿”、“红绿”、“浅绿”三大流派依然在理论基础、政治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甚至是对立。现实政治或主流政治更易接受的、更具大众性的是“浅绿”观念，或从环境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理解的绿色政治、绿色变革。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肆虐。全球生态主义思潮聚焦疫情对全球生态环境和治理进程的影响，重点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认识生态主义的价值。在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如何把握绿色低碳复苏的发展机遇、加强国际生态合作、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成为当前国际社会较为关注的焦点。随着疫情的蔓延和防疫的深入，进一步激活了旷日持久的“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之争，包括绿色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之争^[61]。2020 年 12 月召开的气候雄心峰会表明绿色复苏已成为全球共识，各国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没有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衰退带来的生态环境改善只是暂时的^[62]。生态主义绿色理论和生态现代化^[63]思想逐步成为国际生态治理行动的主流。

四、生态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

    生态主义的发展史从始至终伴随着生态运动，生态主义思潮的迭代也在不断引领生态运动。生态主义在学术界及西方环境运动中均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具有启发，可以弥补研究领域的不足。是对哲学社会科学有着推动作用。

（一）对政治学的影响

    最早的生态主义思潮是以政治学视角看待生态环境议题，并由此构成了政治学中的生态政治思想或理论分支，并促进政治学领域对生态主义的不断完善。最为典型的是生态主义的红绿派观点，对生态政治学领域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完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保罗·柏克特200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走向一种红绿政治经济学》^[64]，聚焦于作为一种物质—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对主流生态经济学做出实质性贡献，并有助于实现其自我设定的理论目标，因而可称为“红绿政治经济学”。

生态政治学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从社会制度批判的角度出发，深入解读了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创造性的提出了未来生态社会建构方案。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从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意义上强调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还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联性，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反生态的理论命题，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实则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由此提出了将生态运动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建立以生产正义和创造性劳动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主张，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运动的涌现，带动了以绿色政治为代表性成果之一的生态政治学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生态主义思潮引领生态运动不断发展，进一步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二）对伦理学的影响

    从伦理学角度看，生态中心主义思想解决了如何确定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困境，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做出科学理性的指引。环境伦理学家罗德里克·纳什在著作《大自然的权利》写道，“人们对自然的了解越多，就越难以接受那种认为宇宙（甚至那些不适宜人居住的空地）是为人类而存在的观点，与其说人类是自然的主人，不如说他是自然共同体的一个成员” ^[65]。然而少数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将人类历史与自然界人为割裂，主张“反生产”、崇尚“回到丛林去”的解决方法，提出反科学技术、反经济增长的结论。生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进行纠偏，其研究向度从浅层生态伦理发展为以非人类为中心的深层生态伦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挪威学者阿伦·奈斯，他提出的“生态学纲领”与“生态智慧论”，为深层生态伦理确立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理论规范，为生态伦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将此视为一种生态伦理思潮和社会动力。

（三）对哲学的影响

    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哲学的基础和研究核心。基于此，生态主义对生态哲学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启发：生态本体论（人与自然关系本质）、生态认识论（二元论向生态系统论转变）、生态价值论（价值观念内化为行为准则和社会制度）。是否承认自然具有内在或独特价值的哲学价值观，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分野的根本性理据。运用哲学思维必然引起人们思考生态问题方式的转变。代表人物之一梭罗的哲学思想从群体出发，而最终走向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生态中心主义；倡导极简生活方式，不反对人类对大自然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只有在更高的精神层次上运用理性，有限度有节制地开采利用自然资源，人类社会才能其行为的合理性^[66]。理性若受制于过度消费行为，理性就必将失去其统摄一切的公正地位。

    如果不研究生态主义，对西方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认识将会产生断层。在生态主义思潮中不断成熟的生态哲学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了支持，亦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哲学基础。

（四）对管理学的影响

    管理学领域与生态主义高度关联的研究内容包括生态安全、环境治理、绿色绩效，其研究视角大多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主，政府作为生态价值观的引领者，作为公共性和服务性的普遍角色，具有倡导、引领、决策、执行等多重作用。生态主义思潮发展至较成熟的阶段以来，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学派皆倡导“可持续发展”^[67]，因而在政府制定公共环境政策时，应该更深刻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选取最为合适的理论作为制定政策的起点和依据，以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双赢。同时，在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启发下, 生态行政学（Ecological Public Administration）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成为一门新型生态管理理论^[68]。具体而言，生态行政学为了解决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维护人类的生态安全，推动社会走上生态良好的文明道路，在把握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知识的前提下适应遵循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需要而实施具体的政府行政行为^[69]。

    生态主义思想能够为生态行政管理的提供较为关键的指导。在“国家-社会-公民 ” 的分析框架之下，生态行政理论倾向于将“生态型政府”定位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而忽略后现代主义思维所主张的“去属地化”。生态主义“整体性与共生性”的原则可杜绝 “属地化”的价值取向，将生态行政各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相伴相生纳入生态管理系统，形成“有机的整体性和动态的共生性”。在此情境下，生态管理理论可构建成为具有充分开放性和透明性而又具有足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环境治理系统，以应对生态环境领域日益严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70]。生态管理已逐渐形成了以民主发展、基层参与和绿党活动为主的逻辑主线，积极的公众参与和民主发展逐渐成为环境治理不可忽略的核心构成要素。

（五）对经济学的影响

    生态主义思潮对环境经济学产生了较大冲击，从环境经济学角度看，生态问题是外部性问题，具有“溢出效应”。环境经济学家认为赋予环境资源以市场价格可以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事实上，把环境纳入商品经济的循环中，将环境视作为公共物品或人类私有化的商品，不仅容易出现市场失灵^[71]，还彻底割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助长人类对生态环境单向的利己式的控制和统治，并因此把生态环境从人类的道德社会中剥离出来。这种关系和行为会带来消极道德影响，一方面大公司为追逐利益而放弃生态公德心，产生生态与社会的灾难；另一方面导致公众缺失生态道德责任。

    从生态主义的流派视域角度，与上述议题相对应的是“生态资本主义”(Eco-Capitalism)，诞生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框架之下的改良性理论与实践集群，极其关注投入产出效率，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减缓生态危机的场域中以自我延续、自我完善为目标的尝试与探索。因此，生态资本主义的基本定位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社会理论。学界通常采用蓝绿阵营代表生态资本主义支持者，即在支持绿色运动的基础上，倾向于或接受自由市场原则以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批判披着绿色外衣的生态资本主义，只有真正改变这种生态观和生产模式，才能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本研究梳理不同学科视角下的生态主义，回顾生态主义的发展阶段及主题，并探讨生态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与学术价值。生态主义的内核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72]，其兴起标志着启蒙时代的结束、新的理念的开始，带动学界和社会深刻认识并探讨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合一、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是否双赢等核心议题。生态主义思潮与生态运动相伴相随，生态运动的深入发展对生态主义思想的全球化起到推进作用。自20世纪中叶兴起的生态主义思潮，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包括生态政治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行政学、环境经济学等）具有较重要的启发和影响，生态主义各流派差异的区分标准是如何反思和建构人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生态危机的根源与本质。未来生态主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建构全球性的、问题导向型的、跨学科交叉的生态主义理论框架。

    生态主义思潮作为人们反思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工具，一方面为减缓继而消除生态危机、维护生态安全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借鉴，另一方面生态主义思想对当代环境治理实践具有深刻的启发，促进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生态文明是人类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形态，生态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由人们对关注人类与地球环境关系的道德、政治、经济和科学问题的兴趣发展而来的^[73]。人类必须学会系统、关联和平衡的生态学思维方式^[74]。通过对生态主义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深入的研究分析，为建设生态文明与构建和谐和可持续社会提供现实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