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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发展
郭苏建*
本章旨在讨论学术研究及社会科学研究所追求的目的或出发点、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分享本人对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发展研究的目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及学科发展所涉及的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学术研究的目的、理论和方法
什么是“学术”?学术就是对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法则和规律进行理性认知的系统化和学科化的创新思维活动,其所追求的结果应该力求符合事物客观规律。作为一个政治学家,他/她的使命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探索和发现政治现象的发生规律及其权力运行规律和行为模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探索和发现经济现象的发生规律、运行规律、行为模式等。简单地说,学术就是探求和发现规律和真理,不是简单地描述什么事物或现象,社会科学家的使命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学术"并不是简单的、一般性的知识学习或对一些问题进行辩论,而是指系统的学科知识和专业知识创新思维活动。那么,从事专门的学科专业知识生产的人是一个群体,一个共同体,即学术界,由学者或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必须具有独立性的人格和思维方式、自由的思想和批判或批评精神,所以,是很神圣的事业。我们写学术论文就是与他们进行对话,对既有的知识、认知、理论、研究方法等作出自己的贡献。
因此,学术文章必须有理论为指导,为了验证一个理论,为学术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我们是在跟学术界同仁进行学术对话,不是个人说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和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学者要对研究题目的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整合成不同的理论学派,并对它们进行批评和分析,采用或修改即成的理论,并应用和指导我们的研究,并导出理论或分析框架,从而应用到后面的经验研究或规范研究。我们要根据理论推导和证成分析框架的各个要素(variables)及其相互关系(relationships),特别是经验现象发生的因果关系,相关要素,等等,因为学术研究就是分析这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目的是总结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一般性的结论或一般规律。所以,理论在学术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理论概括的基础是经验研究,科学理论的基础是科学实验与反复验证 (replication)。社会科学也应遵循相同的科学思维逻辑和过程。
然而,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遵循相应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实现研究目的。理论成果或理论概括必然是要通过经验的比较研究才能达到。哲学思考和理论创新也是基于深入的经验观察而抽象出来的,不是凭空而来的。而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是要有方法的,即遵循经验研究的方法,并受经验事实的验证,从而建立起经受住经验事实检验的一般性理论或对既有理论进行修正。同时应该看到,与此相对的是规范研究,其主要是对概念范畴和体系的研究,是主观的、逻辑推理性的、分析性的。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社会科学家甚至可以通过建立严密的逻辑规则,运用数学方法建构严谨的数学模型来分析抽象的问题。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分别受到哲学上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两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其实都是不可缺少的,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两种方法,分别回答“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很多概念规范也是通过经验研究总结出来的,因此,政治学家乃至社会科学家进行的规范研究也是有经验研究的基础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经过长期探索和跨国比较研究不断积累和提升起来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方法论。[1]
二、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发展
“比较政治学”不能与通常的国别研究相互混淆,它是基于国别知识和学科专业基础、但超越国别研究的系统化和学科化的比较研究,旨在通过对本国范围内政治发生现象的观察、认知和比较研究或与他国、甚至更大范围区域同类政治现象的系统化比较研究,探索、发现和解释政治现象发生的一般规律、运行规律、行为模式的异质性和相同性。比较的目的是总结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或一般性的结论或一般规律。
如大家所公认,比较政治学是美国和西方政治学最发达的分支学科,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一个学科领域,但相较于其他政治学分支,它目前尚不够发达。比较仍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智力活动和思维方式,不是美国和西方人的特殊智力和思维方式,更不能简单地作为西方的传统加以排拒。西方引进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的应用,应该基于中国的现实,不断加以修改、完善、发展和内化,基于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和方法创新,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并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政治学既是政治学的分支,也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更有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相通的理论基础、学派、范式及研究路径。
“政治发展”是当代比较政治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向更高级形态的变迁过程,如从封建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型,意味着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政治系统功能的增强,参与型政治的形成。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是政治发展,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功能完善化,等等。[2]“政治发展”这个概念及其相关的“政治发展理论”,是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在西方政治学中首先提出的。60~70年代是政治发展研究的兴盛期,当时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学术著述,其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理论学派及方法:结构-功能、社会过程、比较历史学派等。这些流派及方法后来进一步发展,并与其他新生的流派和方法,如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理论学派生成于西方的学术语境和知识传统,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应用时,应该根据中国的现实加以修改、完善、发展和内化,基于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和方法创新,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而且,比较政治与政治发展研究一直进行着线性与非线性思维或史观的反思与批判。“线性”与“非线性”是用以描述自然界中不同相互作用及特性的哲学范畴。在一个系统中,如果两个不同因素的组合作用只是两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简单叠加,这种关系或特性就是线性的。[3]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大量存在着各种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相互作用。非线性強调多重变量因果、环境约束、内生性、复杂性、多样性、循环反复演进或基因突变可能性、长期行为不可预见性等,从80年代以来,这在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有了充分的讨论,可以说是,文献浩瀚,是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趋势,现在几乎很少见到早期那种简单的线性思维的文章了。
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应该多样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比较方法得益于自然科学方法和新科技手段的应用,从田野调查,比较案例研究到跨国跨地区比较研究、比较历史研究、大样本统计学分析、计量统计学分析,等等。 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区别于传统的国别研究或强调国别特殊性之描述和论述,旨在通过各种比较研究探索事物发展和社会现象发生的一般规律、法则、共同性或差异性之复杂的多重因果关系。
比如,我们试图理解、解释或预测的政治发展或事物发展的结果往往是有多个原因共同作用所导致,所以,在任何给定的环境下,许多可能的原因的取值都会影响结果,这就是多重因果问题(multicausality)。
又比如,在不同环境下,同一原因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是说,在不同环境下,所研究的问题之因果关系及其过程就会不同,会受到不同环境的约束(context-conditionality),其中包括历史的路径和状态的依赖。为此,我们就必须对既有的理论命题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和经验检验,超越狭隘的国别观和非比较性的研究。 假设,X(制度)对Y(结果)的影响取决于Z(历史传统、文化、结构等变量因素)的复杂环境约束,为此进行新的理论假设、建模(用公式等式表示出来就是:∂Y∂X=f(Z)
再比如,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所理解的很多结果及我们所推想的很多原因,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互为因果的,这就是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也就是人们称之为同时性、逆向因果、双向或多向因果,等等。[4]
比较政治学中的这些多重因果、环境约束和内生性的比较经验研究是政治学科最为普遍也是最为严峻的三大挑战,[5] 超越了线性思维和线性史观,而且,重要的是超越国别,是对不同国家的这些变数进行比较研究,即对某一国情境下的这些因素与其他国家情境下的同类因素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旨在探索其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即探索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定量或定性,或两者结合,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或两者结合,呈现出多样化学术发展路径。在真正有益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几乎都认为,两者研究可以相互促进和互补,几乎没有人只是认可其中一种研究方法或否定其中另一种研究方法;批评某种方法并不等于是否定之,其意在修改和发展之。比较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比较来探究现实世界、事物发展、政治发展的异质性和共同性,总结归纳出具有规律性的结果,进而上升到理论一般性。可以说,没有比较研究,没有反复验证,就不可能把一个概念或假说上升到一种理论,即使有人会把自己提出的某个“概念”或“假说”幼稚地标榜为“理论”。
所以,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意义重大,学科的深入发展和创新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不断积累、研究和创新发展。缺乏基础理论创新和原创性,不仅不能进行学术共同体内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和学术研究,往往容易产生一些众星追捧的那种缺乏专业理论知识和严格科学论证的争论或政论性作品,而且也无法形成一个学科系统性、完整性的理论知识体系。在扎实的基础理论发展的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进行富有学术意义的跨专业、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就是把两个或多个学科通过科研或教学活动整合在一起的科研过程或学术项目,通过跨越或超越学科界限和各种学术思想流派、不同学科的方法论、或学科技能交叉融合,对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一些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及其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挑战或修正,提出解决研究问题的新办法、新思路、或新理论,并可能逐渐创造或发展出新的学科类型或学科新增长点,也可能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界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虽然跨学科旨在克服学科专业化的局限性,跨学科研究也不可能摆脱良好的专业知识训练和依靠专家,否则,跨学科研究就没有了学科信息和领军人才;而且,跨学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把新的理论、新方法、新思路、新思想反馈回各学科,注入新的活力,促进学科向更深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发展。所以,跨学科与学科发展其实应该是彼此相辅相成的系统性创新思维活动,由此就离不开学科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学科专业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理论知识体系,离不开国际化和跨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 郭苏建,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郭苏建:《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2] 王邦左等主编:《新政治学概要》(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彭漪涟,《逻辑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
[4] 以上三个案例参考[美]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唐士其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59页。
[5] Robert J. Franzese, Jr., “Context Matters: The Challenge of Multi-Causality, Context-Conditionality, and Endogeneity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 Boix, S. Stokes, ed.,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