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2016年度主题：转型中国的治理研究”第二次席明纳
2016年7月16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2016年度主题：转型中国的治理”第二次席明纳，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复旦大学高研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郭苏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员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复旦大学当代研究中心副主任、院长助理孙国东副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员、院长助理林曦副教授，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员陈润华博士，以及高研院2016年度“驻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陶庆教授，同济大学朱德米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曾庆捷博士、胡鹏博士、左才博士。
首先，郭苏建教授代表高研院欢迎陶庆、曾庆捷、胡鹏、左才、朱德米五位学者的到来，并向朱德米教授颁发聘书。然后，郭苏建教授向五位学者简要介绍高研院及年度主题的基本情况及治理概念的基本内涵。其后，在郭院长的主持下，高研院“年度主题”的各位参与者就自己的研究课题做了学术报告。
刘建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政治建设的新使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刘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传统因素、西方因素和苏联因素。在今天的中国谈治理，应该超越左右之争、超越专制与民主之争。刘教授指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两个维度：体系和能力。体系构成要素包括：组织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能力构成要素包括：汲取能力、再分配能力、强制能力、建制能力、协商能力。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治理有两大秘密：组织秘密和个体秘密。组织秘密主要是组织化的王权、组织化的私人生活、组织化的内心世界。个体秘密是中国“士”这个阶层成员注重自身内在修为（内圣外王）。中国治理存在两大形态：家国同构和结构政治。刘教授比较了中西之间、中印之间家国关系的不同，指出了中国家国同构的特殊性。针对当下中国的结构政治，刘教授认为结构政治包括：人事安排的结构化、议题解决的结构化、领导过程的结构化、政策制定的结构化。他同时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存在两大基因：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文化基因包括中庸之道和关联主义。制度基因包括：一元化的领导核心、中央集权、流程式分工、开放式政权。刘教授最后总结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现为“四个合一”，即：领导党与执政党的合一、道德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合一、领袖与组织的合一、使命与制度的合一。
同济大学朱德米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转型中国的治理：生态与环境治理与制度。朱教授介绍了自己十余年来在此课题上的研究成果，并报告了自己参与高研院“年度主题”的研究构想。关于生态环境治理，朱教授拟从环境管理基本制度、跨行政区的协作、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并拟从制度演变史、制度规定、制度类型等几个角度进行探讨。拟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内容分析、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朱教授还就中国环境生态治理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
胡鹏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公众参与与城市治理。胡博士想追问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中国城市居民的公共参与形式有哪些？目前民众公共参与的状况如何？二是公众参与是否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良好治理？针对于此，胡博士提出了三个假说：假说1：公民有更多程度的参与，会让其更关心本市/县的事务；假说2：公民有更多程度的参与，会让本市/县的治理更好（客观指标）；假说3：公民有更多程度的参与，会让其对本城市的治理更为满意（主观指标）。同时，胡博士选取了三个案例，分别是：深圳市的基层人大代表工作站；上海或其他城市的交通治理（公交车站的设立、学校的建立）；政务公开。在此基础上，他设计问卷，进行量化研究，并对前述三个假说进行学术上的验证。
林曦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情理世界的规则：中国治理模式的发生学考察。林老师指出，所谓规则有三条路径：制度主义路径：规则内嵌在制度化的安排之中；人类学路径：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聚焦于“结构化的礼物流动”；社会学路径：以布尔迪厄为代表，聚焦于礼物交换中的符号暴力、非个人化的路径选择。林老师的问题意识是：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为何不是制度先行、经济腾飞？而恰恰相反，中国是在没有制度化规则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发展。具体包括：如何在一个没有制度化规则的“蛮荒时代”、“野蛮生长”中形成正式的规则？林老师从规则的正式化与非正式化、中国情理世界的规则、“交叉生活领域范式”等几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左才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地方干部激励机制与地方治理。左老师主要阐释了地方领导干部激励机制的微观运作和主要特征。她的研究表明，从正式制度设计来看，没有完成一些关键指标会使地方领导干部在一定时间内丧失晋升的资格，但目标完成得好并不能保证在年度考核结果中获得优秀，即便考核结果优秀在一些地区也不能保证在提拔中获得优先考虑。当前中国的干部晋升及考核的正式制度，并没有引入符合标尺竞争理论的激励。干部考核正式制度中的激励配置主要是对没有完成发展目标的惩罚，而没有建立工作实绩与晋升的正向联系。目标责任考核中不同绩效指标的权重，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及不同政府层级之间都存在较大差异。她进而认为，简单地将地方目标责任考核定性为以经济发展为主显然已不符合现实情况。从非正式制度来看社会领域工作实绩对部分地方领导的晋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关系” 很重要；任期内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会降低晋升概率, 但会延长提拔的时间。
刘清平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墨家的公益治理观。在刘教授看来，墨家贵义，贵义则治，即“万事莫贵于义”“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同时，法家认为公义法治高于君主之治，提出“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此外，墨家提出“义政”概念，且认为义政即善政。“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义者，善政也。何以知义之为善政也？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墨家提倡尚贤重能，反对任人唯亲，重视公共福祉。刘教授认为，宗法封建、君主专制已经消解，今天应当大力发扬墨家的公益治理观。
陶庆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政党治理的文化政治自觉——椒江“常任制”改革与反思。陶教授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政党治理”应当聚焦于以下三原则：委托-代理原则、最佳治理—利益相关者原则、公共问责原则。“政党治理”的载体包括：大会年会制、常任制形式：代表任期制、党联办工作制。根据以上内容，陶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框架。他指出，政党治理困境主要是治理三原则扭曲，即委托-代理关系紊乱、主要利益相关者关系紊乱、问责紊乱。目前治理存在治理“结构洞”，即大会年会制导致政党主权、代表任期制导致党员主权、党联办工作制导致协商问责、椒江经验反映出“党”与“法”“政府”“社会”关系模糊。陶教授认为，治理的文化政治自觉包括：契约文明的文化政治自觉、多元民主的文化政治自觉、问责制衡的文化政治自觉。他认为，我们应当在文化自觉中推进政党治理。
曾庆捷博士的发言题目是：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治理研究。曾老师首先回顾了治理概念的缘起，指出在西方社会中，“治理”的概念在当代社会的大量应用起源于上世纪 70 到 80 年代波及英美等国家的经济衰退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危机，如官僚机构的臃肿和低效，税收负担沉重，政府赤字激增等。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政府被看作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导力量。而在新出现的“治理”范式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再依赖于中央政府，而是转移到了多个层次的不同行为者，包括国际组织、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司。曾老师指出，各学派对治理的概念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却有一些共同的认知，即治理体系是一个多中心的系统，其中不存在一个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心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网络”扮演重要的角色。治理的过程主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合作来实现，而不是传统的强制命令。接下来，曾老师探讨了在中国语境下治理的概念，认为中国语境下的治理概念与西方有不同之处。目前对中国治理进行研究有三种路径：一是对执政团队内部治理的研究，特别是中央政府如何驾驭地方政府的视角。二是国家对社会治理的视角，包括乡村治理的研究和城市治理的研究。三是对中国党国体制下一些独特的治理机制的研究。基于此，曾老师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和议程，即：已有文献中提出的治理模式或治理机制，是否仍然能适应今天中国的现状？对于中国治理的研究，能够对比较视角下的治理理论做出什么贡献？
顾肃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责任与问责。顾肃教授主要从价值的角度来论述责任与问责的理论。顾教授首先剖析了责任的定义，接着指出了责任的三个面向：作为职责的责任、作为归因的责任、作为制裁的责任。他区分了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顾教授认为，道德责任是一切责任的根源。法律责任的归因在一定程度上以道德责任的归因为根据。而作为政治职责的政治责任，则来自其职位，是政治人物角色责任之一种。基于此，顾教授阐述了“责任政府”的内涵和意义。责任政府是指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 公正、有效率地实现民众的需求和利益。责任政府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最后顾教授简单论述了政治问责的理论和制度，认为政治问责的内涵，包括“民主问责”，“回应性政府”， “事后承担责任的政府”。具体研究的问题包括政治问责的制度形式以及政治问责的理论依据。
发言结束后，与会者在郭苏建教授的主持下，针对发言内容展开热烈的讨论，并主要围绕“转型中国的治理研究”的研究体系对每位成员的课题方向、研究计划提出了建设性批评和建议，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