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Historical Research in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他首先欢迎夏多明教授做客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并简要向大家介绍了夏多明教授研究领域及学术影响。
接下来，夏多明教授为大家带来题为“中西全球史研究之比较”（Global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West in Comparison）的主题报告。
夏多明教授首先简要的介绍了从全球化的视角思考历史时会出现的一些术语选择：如世界史（World History）、 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全球史（Global History）等等。他认为，相对于世界（World），全球（Global）是一个较新的词，但是各国历史学家在对这个词的使用上却十分的相似。超越学科壁垒、应用跨地域、跨边界的研究方法正急剧增多。事实上，新的空间观念，即跨国的、跨区域的或跨大陆的空间观念，已经被同时应用于宏观和微观的，以及中心和边缘的主题上。全球史的动态发展趋势应被视为当地与全球因素的复杂互动，而不是源于清晰可辨的某个中心的一种潮流。然而在研究世界各地全球史研究现状时，应该避免将学问特殊化，而应考虑到全球各地的史学有诸多普遍因素。
接着，他探讨了美国的全球史研究。其重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全球知识史、卫生环境史、战争史、国际组织史、全球化国家史、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等。同时，他指出了全球史的研究图景中的各个切面以及问题：更多全球化的概念交换，更多的翻译，相似的方法。他认为，全球史研究并不意味着一个一致普遍的概念，当地人的视角非常重要，其影响因素包括：知识传统、历史经验以及资助来源等等。另一个问题是，知识的等级性问题。他指出，英美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学的知识并没有全球化，比如，中国的研究通常会被西方学术界所忽略。大多数的西方历史学家只接受了单一文化的训练，然而，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却往往反而更具全球视野，他们不仅关心本国的历史，还对西方历史有充分的学习。以美国历史系研究领域的比例为例，对东欧的研究大约在10%，西欧35%，北美30%，非西方30%。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美国史学结构与概念的转变。结构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由于全球化的兴趣，区域研究的角色更加的宽泛了；由于生源和科系的扩张，美国的大学更趋于多元化；公民权利运动的影响。概念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白人史的批判；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的批判；后现代对“进步”、“现代性”等观点的怀疑。在此，他指出，也许由于中国近年来发展迅速，所以中国全球史研究如今还十分关注这些概念。
在对美国的史学做了简明的分析后，夏多明教授继而对德国的史学研究也做了相应的分析。现在，德国大约80%的史学研究是针对西欧历史的，东欧大约占10%，北美和其他国家分别各占5%左右。不同于美国，德国史学近50年来，在研究地域的比例上显然要极端的多。夏多明教授进一步地解释了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史学的延续性以及变化。在他看来，致使这种延续性的主要因素有：欧洲史学的传统；二战后学者的西方化导向（Western Orientation of Postwar Scholars）；国家问题的重要性；等等。改变的领域有：移民史；殖民史；欧洲史；区域研究的合作；等等。
最后，他强调：我们的学术环境应该离开国家的范围，离开现代大学的架构，因为现代大学的架构和制度是非常地方化的，有很大的封闭性。我们应该离开这样封闭的制度，寻求更多的跨国的合作。
刘清平教授对夏多明教授的演讲做了一下两点评论：第一，中国原来的全球史研究基本是一个地域研究的拼凑，而不是在一个全球背景之下研究历史，这二者有本质的差别。虽然美国强调多元化，但是他们也仍只是在西方话语权下进行研究。他指出，只有在让其他非西方文化产生价值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做到多元化。如何提炼非西方文化，并使之产生价值，是问题的关键。第二，中美都在批评西方中心主义，但是，我们还应该警惕中国中心主义，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王权中心”和“王权崇拜”。中国人的“天下观”不同于“全球观”，“天下观”本质上还是王权中心主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这个角度看，爱国主义值得怀疑。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原因在于其单线论、一元化，而多元化最根本的是寻求一个普适性的基础。真正把中国的史学研究放入全球化的背景，而非中国中心主义的研究。
接着，现场嘉宾和同学对夏多明教授进行了评论和提问，诸如：美国人批评欧洲中心主义，中国人也许不应该这么做，中国要足够地保留欧洲，才能足够地保留中国自己；全球史研究受到区域研究的限制，但是打破区域的限制也并不一定就能做到全球化的研究，那么如何能真正做到跨学科的研究?中国未来是否有可能在自然科学、文化等领域成为世界的主导？您是如何看中国中心论的？德国的汉学今年的发展有什么新的突破么？分析对象实质性的分析单位是什么？等等。
夏多明教授对以上问题一一解答。他强调：我们必须离开学科的范围，跨学科研究和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是同样的一个趋势。比较研究（Comparison Studies）的比较单元以前是各自分开的，但是现在基本上放在了一个全球的、总体的背景之下做研究。关于自然科学、文化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的问题，物质可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如同日本，虽然物质上非常富裕，但是在学术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不会接受这样的角色。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2009年阿拉伯的学生在选择第一外语时选择了中文而非英文，这也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大多数的汉学家对中国有兴趣，但是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我们应该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哲学、技术等的世界角色。全球化研究的研究单位不一定是全球，也可以仍是国家、城市等范围。中国历史的全球视角与中国为中心的视角二者间有本质的差别，但是分析单位还是中国。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魏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