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泽麟：社会转型中的关系学
——评杨美惠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1998 年秋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社会的“关系”的研讨会，总结了近20、30 年来关系研究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会议论文于2002 年以《中国的关系》为题结集出版( Goldetal，2002)。在其导论中，编者指出关系研究其实围绕着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其一，关系究竟是否为中国所独有? 换句话说，关系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特质，还是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同义词，是因为wi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才产生的? 其二，关系的作用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是阻碍现代化的腐败，还是对冷冰冰的科层体制与市场规则的富有人情味的有益补充? 最后，在中国急速的社会转型中，关系是否会越来越式微(Goldetal，2002:3－4)?
1994 年出版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Gift，Favors，and Banguets:The Art of Sociat Relationships in China，Yang，1994) 是这个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2009 年又推出了中文译本(杨美惠，2009)。下面，本文就以上述三个核心问题为线索来详细评介这一著作。
一、杨美惠的问题意识:关系学的历史性
一个世纪前，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断言“特殊主义原则”乃是儒家伦理之核心(Weber，1968:236)。而与韦伯同一时期的来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所记录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与韦伯所言并无二致(明恩溥，2007)。
中国本土的学者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梁漱溟提出了“关系本位”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既非如前述之个人本位，也非如西方社会是群体本位。中国人“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梁漱溟，2005:84)。费孝通则将中国的社会伦理归纳为“差序格局”，认为中国社会由无数个以“己”为中心的“圈子”或网络所组成，圈子与圆心的远近意味着他人与“己”的亲疏差别(费孝通，1947:22－37)。这些研究似乎印证了韦伯的判断。
不过，我们无意争论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上是否是特殊主义取向。关键的问题在于，上述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中国文化特质的讨论，潜意识中都将中国社会和文化看作一成不变之物。换言之，这些观察或研究都将个体本位或关系本位看作是中国社会的内生性特征，是中国文化的应有之意，从而明显有别于西方群体本位的社会伦理。杨美惠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正是对这种一直以来充斥于学术界的对中国人际关系的非历史性的、非经验性的研究取向的反动。
杨美惠在一开篇就谈到，她的研究任务有两个，除了尽量多地以本土的辞汇描述和解释关系学的逻辑和机制之外，还要“探究导致它出现(或再出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杨美惠，2009:7)。因此，她要考察的是在特定时空中的关系实践，并且从制度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顺着这一思路，整本书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关系学的详细描绘与解说，这是一个民族志报告;另一部分则是理论分析，讨论关系学为什么会在文化革命中再次出现并弥漫于整个社会。
二、理解“关系”的两个维度
关系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中，甚至连西方的旅行指南都告诫洋人说，到中国旅行或公干必须知晓这一点( 阎云翔，2000:13－14)。同时，关系却又显得扑朔迷离，因为要想将其说明白并不是一件易事。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关系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到晚近反而呈现出爆发性的趋势。如80 年代的魏昂德(华尔德，1996)、黄光国(Hwang，1987)、金耀基(2002)，90 年代的杨美惠(Yang，1994)、阎云翔(2000)、克普尼斯(Kipnis，1997)等均有专著或专文讨论关系。晚近的关系研究另一个突出特征是80 年代以来对关系在商业领域(如Wong，1996;Wong ＆Salaff，1998;Wank，1996)和求职过程(如Bian，1994，1997) 中的作用的研究蓬勃发展，这显然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
不过，本书的作者一开始并没有将关系或者关系学作为研究的主题，尽管以一个在美国上学的台湾人的身份，她对中国文化相当的熟悉，并且与之有着天然的亲和。1981 年杨美惠首次来到中国大陆时，她想做的是中国工厂生活的民族志(杨美惠，2009:7)。但在试图通过各种官方和正式渠道(如介绍信) 进入田野地点时她却处处碰壁。长时间的努力之后，她醒悟到有效的方法乃是“关系”。通过复杂的关系网络(杨如何通过关系进入工厂的示意图参见杨美惠，2009:13)，她最终进入了工厂。然而也就是在这一过程当中，杨美惠不断听到她的中国朋友讲述关系学，说关系学在这个社会如何重要，甚至是生存的一项基本技能。作者意识到，“关系学是一个窗口，可能为我展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模式的侧面”(杨美惠，2009:5)。于是她决定改变自己的研究问题，由工厂的民族志转向关系的民族志。
因此，寻找关系进入田野地点的过程本身最终成了她的新研究的一部分，其田野地点也由单一的工厂扩展到了整个中国。杨美惠其后又于90 年代初期先后数次来到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她的研究横跨了10 年，记录了中国大陆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前期社会中所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关系现象。
根据杨美惠的民族志，80 年代时“关系学”充斥于中国的报刊杂志、官方文件与大众的日常语言当中。虽然今天的读者对“关系”心领神会，但对“关系学”一词却可能非常陌生。在书中，作者将关系学翻译成“人际关系的艺术”(the art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因为“只有用艺术这个词才能表达出它的手腕、精妙，及狡黠的含义”。然而，关系后面加上一个“学”字却不无讽刺意味，因为关系学“把培养人际关系的艺术提高到一门完整的学问，与其他学术专业一样有效和必备”(杨美惠，2009:7)。
因此，此书的研究对象是关系学，即关系的恰当的、精妙的实践。但有一个问题接踵而来，究竟何为“关系”? 显然，“关系学”一词是由“关系”一词派生出来的，因而对关系的界定是研究关系学的基本前提。不过，杨美惠似乎通篇没有对关系做一个界定。但一直以来关系研究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关系进行一番“内部二元张力”的解读，杨美惠也不例外。依她看来，关系学中有给予，也有回报;有感情，也有算计;有自愿，也有强迫;有为公益，也有为私利( 杨美惠，2009)。所以，关系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而是信任、感情、义务和算计等“要素”的混合，这些要素的强弱决定了关系的性质或类型(参见Chan，2009)。缺乏对这些“关系属性”( relational properties) 的研究恰恰是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1973 ) 之后社会网络研究中所出现的“黑箱问题”(Emirbayer ＆ Goodwin，1994)的重要方面，即这一领域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形式化，缺乏实质的内容(Burt，1986)。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杨著有其重大的贡献。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关系当中其实有两种核心的张力:其一是情理(社会伦理与社会规范) 与利益，即关系艺术结合了“功利性的动机与根植于儒家传统的大众化形式的一套高度发展的伦理”;另一种是公益与私利，即关系学当中“国家拥护的‘公’的集体伦理和‘私’的个人关系伦理”互相冲突(杨美惠，2009:64)。通过这样两个维度，大概就比较容易理解杨美惠所提及的关于关系学的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的区分。官方所批评的是个人关系伦理，无论其目的是为了情理还是为了
利益，总之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伦理，就是官方所反对的。民间话语极为复杂，对关系学褒扬的、贬抑的、中性的评价都有。不同于官方话语，民间话语的分歧更多地在于情理—利益这一维度上，为了利益而进行的关系实践有可能是被贬斥的，其他的关系实践则会得到中性或褒扬的评价(可参见杨美惠，2009:46－58)。
杨美惠在书中多次解释关系学是否可以跟贿赂、腐败划上等号的问题。她说，关系学跟贿赂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关系学当中暗含着“人情、友谊、长期个人关系，以及帮助别人的概念”，而贿赂则“完全只是为了贿赂某人而急速建立起来的”(杨美惠，2009:57)。以情理——利益的维度和之前提及的关系属性来解释、判断关系的性质实际上要看信任、情感、不对称的义务(asymmetric obligation)、对称的义务(symmetric obligation)和算计等五种关系属性的强度(参见Chan，2009:723 的分析框架)。所以，事实上，关系并不存在“质性的”变化(Chan，2009)，王达伟(Wank，1996)所提出的先赋性(ascribed) 关系、自致性( acquired) 关系和商业(business)关系只是一个分析工具，但三者真正的边界是无法精确勘定的。而情理和利益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两者应该被视为一个连续体的两端，关系通常都处于中间某点，即是某种程度的情理与某种程度的利益的组合。
这同样也是公—私这一维度所面临的问题。公私界限在中国很难区分(赵汀阳，2007)。根据费孝通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个同心圆的结构。这一结构本身已经决定了“私”可以无限扩大，这也就意味着“公”的边界无从确立。所以费先生说，“中国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费孝通，1947:28)。因此，公私的维度也如同情利的维度一样，不是非此即彼的，然而这一点似乎未得到杨美惠的充分重视。在反驳商品经济发展后关系学过于为“己”从而不能为公共的市民社会服务时，她说关系学实际上一直同时在公、私范围内运作。“虽然关系是为个人和家庭利益而备，但其运作非常需要一些‘公’的特性和手段，如慷慨、互助、感恩和义务，熟人的关系网、朋友和中间人”(杨美惠，2009:266 － 267)。该论断的要害在于，这些作者所谓的“公”的特性和手段，在中国社会同样可以为“私”所用，因为中国人的公私边界是流动的。因此，作者对这一点的辩驳有点苍白。
三、制度分析视角下的关系学
1949 年以后，官方话语对关系实践一贯采取反对态度。中国共产党认为，既然中国人的“私心”如此之重，那么进行社会伦理与人际关系的改造就是必然的选择。1965 年，傅高义在其探讨革命后中国人际关系变革的著名文章中概括说，中国社会的朋友关系正在变成同志关系。同志关系意味着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德性(morality)”，在这种德性中所有的市民都相互联结，然而两两之间又不能发展出特殊主义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人际关系的转变不都是改造的结果，也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必然后果(Vogel，1965)。
当然，傅高义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我们大可存疑。杨美惠指出文革反而带来了关系学的“复兴”，当时关系学相当盛行。人们在回忆50、60 年代时，都是美好的、“干净的”，当时的人们为社会主义的新伦理、新风尚所感化，特殊主义的关系实践消失了踪影。这种述说恐怕更多的是官方的话语建构。官方的逻辑很简单:文革前新政权已经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伦理，但文革破坏了政权本身、扰乱了社会秩序，因此旧的、“落后的”关系实践又卷土重来。在某种意义上，官方话语很像线性的现代化理论(正如杨美惠对伽瑟瑞［Douglas Guthrie］的批评一样，参见2009:281、287;Yang，2002)，只不过在中国的官方话语里，与关系实践相对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非西方的现代化。
不过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关系实践并不仅仅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类似的行为也大量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在俄罗斯，这称作“blat”，即“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基于恩惠的私人网络和互惠的关系机制”(杨美惠，2009:289;亦可参见华尔德，1996)。因此，问题并不是什么样的文化产生了关系实践，而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与制度环境导致了关系的盛行。这正是关系研究中的所谓“制度分析的转向”( the institutional turn)(Goldetal，2002:13－17;亦可参考孙立平，1997)。正如杨美惠自己所强调的，“我们最好把关系学视为一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实践，其特点和话语在不同的历史场合和政治环境下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运作空间———而不是将其视为一成不变的既定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元素”(杨美惠，2009:294)。
杨美惠借用了波兰尼的三分法的图式，即三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或交易模式:国家再分配经济(再分配)、礼物经济(回报)和商品经济(市场交换) ( 波兰尼，2007;杨美惠，2009:154 － 155)。在作者那里，关系实践与礼物经济等同。1949 年以后，共产主义中国最大限度地压制礼物经济与市场经济，国家再分配经济成为了资源分配的主导形式。
杨美惠列举了在这样的分配模式下，什么样的人容易成为关系实践的目标。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走后门，三等人要托人，四等人气死人”。显然，一等和二等人是关系运作的主要目标，前者指的是干部，后者则包括医生、司机、小干部和商店职员(杨美惠，2009:77)。正如另一句话所概括的:“医生司机劳资科，支部书记售货员。”因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的任意决定权涉及谁将收到商品、重要的服务和各种由他们支配的机会”(杨美惠，2009:79)。他们扮演着“看门人”的角色，“所有这些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建立在个人的忠诚、义务、利益之上的用以进行资源分配和服务专案的决定权。这些看门人经常变成‘收费员’”(杨美惠，2009:88)。
这些人之所以能成为“看门人”或者“收费员”，是因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科尔奈，2006)本身的问题。这也正是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的观点(华尔德，1996:6)。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短缺几乎发生在所有的经济社会领域，而且经常发生、情况严重，持续时间长(科尔奈，2006:222;杨美惠，2009:45－94;华尔德，1996);另一方面，国家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资源和机会。正如魏昂德所指出的，“在中国，人们获得物质与社会服务——其多寡决定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不是通过市场上的金钱交易，而是通过官方机构直接分配或用规章来决定”。绝大多数的物品，包括生活必需品都是由国家来分配的(华尔德，1996:64;杨美惠，2009)。但如何分配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看门人，因为他们掌握着“解释规定和分配资源的广泛的权力”(华尔德，1996:29)。因此，个体不得不以依附于单位、街道、公社等形式而依附于国家(参见华尔德，1996)，从而造就了一个“父爱主义”的国家(科尔奈，2006)。
在资源的国家再分配方式下，看门人大量出现，通过关系实践从这些人手中获得资源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所有这些实际使用关系的场合都涉及到获取一个官员、职员或其他全面性的国家分配经济的代理人物的允许”( 杨美惠，2009:162 )。不过，与魏昂德( 华尔德，1996)认为这事实上维系了党的统治并造就了新传统主义截然不同的是，杨美惠认为针对看门人的关系学是“反技术”( counter techniques)，是“礼物经济挑战国家并侵蚀国家权力的战线”(杨美惠，2009:162)。
杨美惠显然延续了福柯的权力分析的思路。在她看来，礼物经济或者关系艺术是对国家再分配经济的反动，“礼物经济不仅挑战官僚权力，它也颠覆着支配性的经济模式”。她认为，国家再分配经济模式本身“预先种下了挑战权力的种子和挑战的可能性”( 杨美惠，2009:163)。这可以视为作者对关系研究的第二个核心问题的回答。
如何看待杨美惠对关系学如此积极的评价? 回应这个问题还是要将关系学放到具体的时空背景当中。经典社会主义的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国家企图抹杀商品经济与礼物经济的作用，或者说国家的力量过多地侵入了市场和社会领域。作者创造性地描述了两千前的儒法之争中法家对儒家的压制，借此说明国家力量对于亲属制度的侵蚀。在这一方向上，儒法之争与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并无二致。儒家其后对于法家国家的反动正可以被用来参照20 世纪下半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关系实践。杨美惠一再强调，关系学当中蕴含了感情、信任、人情、友谊、互助等等这些要素，从而使得关系学具有了反对、甚至颠覆国家再分配经济的潜质。这是个体对国家权力的抵抗，是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也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关系学将是中国在后共产主义时期进行社会重建的重要途径(杨美惠，2009:246 － 267)。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再分配经济模式的褪去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对关系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又该如何评价关系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四、关系学与关系社会学的式微?
80 年代逐渐兴起的市场经济给关系学带来了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其一，关系学中的交换内容越来越多地变成了金钱;其二，关系艺术本身被商品化，关系的“使用价值”被其“交换价值”所取代(杨美惠，2009:145)。这种趋势大概首先为高棣民(Gold，1985) 所注意。1985年，高棣民提出同志关系已经式微，而充满工具主义色彩的、逐渐被商品化的关系开始取而代之。
对于关系的工具化、商品化发展，各家似乎没有太大的异议。但杨美惠仍然强调说，尽管如此，中国的关系当中有相当多的情感成分，因此中国的人际关系与西方社会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杨美惠，2009:146)。这显然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考察而作出的判断。
不过，更为根本的争论在于关系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这个问题事实上是第一个核心问题的延续:如果关系是某种特定历史和制度下的产物，那么当国家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关系的命运如何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如上所述，随着国家再分配经济模式的式微，越来越多的资源处于放开的状态，“看门人”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政治改革可能带来更为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的环境，使得关系实践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伽瑟瑞在1998 年作出了关系学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开始“式微”的判断(Guthrie，1998)，4 年之后他仍然固执己见(Guthrie，2002)。有意思的是，除他以外几乎所有其他学者都觉得关系并没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式微，相反，关系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对商业领域的研究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可参见Yang，2002)。
正如杨美惠所批评的，伽瑟瑞的提问方式本身已经隐含着这样的预设:关系学与现代化是相互排斥、不能共存的。现代化带来理性、制度化和科层化等，这些都比关系学更先进、更有效率。“这一目的论非常危险地几近于与1960 年代西方的幼稚而现已衰亡的现代化理论同流合污”(杨美惠，2009:281)。也即是说，伽瑟瑞的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因此过分简单化了关系学与社会现代化、市场经济等的关系。
学界早已认同传统与现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现代社会常常在某种程度、某种形式和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传统。所以，要回答关系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的命运，或者关系的重要性是否式微的问题，首先应该区分关系的种类或性质。这又回到了本文第二部分关于理解关系的两个维度的讨论。作者已经很清楚地指出关系实际上不是“纯粹的”，而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因此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的变化会导致关系当中几种要素的构成的变化，也因而带来所谓的关系类型的改变。陈纯菁对上海人寿保险市场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正好表明了这一点(Chan，2009)。寿险市场的不同发展阶段即意味着大众对寿险的不同认受度、人寿保险业本身的不同成熟度以及政府对该行业的不同规管程度，而保险代理人则根据不同类型的关系进行销售活动。但即使是最近几年该市场越来越规范之后，关系运作仍然常见于这些代理人当中，只不过与初始时期广泛运用的关系运作类型有所区别。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意味着关系实践并没有因为市场化和制度化而衰落。
研究显示，社会其他领域也都有关系学的存在，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参见Yan，2009)。倘若我们顺着波兰尼的思路，将礼物经济看作是与国家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相独立的另一种经济分配模式，我们会发现，以关系学为代表的礼物经济不但是对国家再分配经济模式的反动，而且也会发生对市场经济模式的反动。中国30 年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大幅撤退造成了社会信任和制度性保护与支持的缺失。对于前者，个人网络和关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信任的缺失问题;而对于后者，关系学中所蕴涵的感情、友谊、互助等等因素发展出了小型的保护网，从而使面对冷酷的市场经济和无情的国家的个体有了一定的依靠(Yan，2009:286、288－289)。这大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系没有式微反而增强的主要原因。
因此，关系研究绝不仅仅是对关系的研究，其背后实际上附着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诸多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因素。正如杨美惠所言，关系学是一个极好的窗口，这一微观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宏观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而在边燕杰(2010) 那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甚至可以生发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分支——“关系社会学”，它并不局限于解释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现象，而是从一个学科的高度，试图发展出一套普适的社会学理论和分析工具来研究其他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边燕杰(2010)在文中将现有的有关中国社会中的关系主义的研究归纳为三种理论模型，即对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的三种不同理解:“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结构”、“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费孝通、梁漱溟被归入第一种，林南是第三种的代表，而本文所主要讨论的杨美惠以及魏昂德则属于第二种。在笔者看来，这三种有关关系主义的理论模型也许更应被理解为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三种历时性的关系学的状态，而非三种共时性的类型。杨美惠所重点考察的改革前后的20、30 年是国家再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在这种状态下，关系学就呈现出了魏昂德所谓的“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的状态。而沿着这种制度分析的思路，当国家再分配经济模式逐渐褪去、市场经济蓬勃兴盛的今天，关系学的本质特征是否越来越偏离了“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而接近“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或“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本质必然还在不断变化，是否工具性的交换最后变成了关系学当中惟一的目的，从而亦有别于林南所谓的“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 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以修正和发展这些关系主义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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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香港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