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恩•路易斯•罗卡：政治交叉、社会表征与学术干预：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形成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法国“实用主义”学派波尔坦斯所提倡第二种研究路径，来分析中国社会学家对本国中产阶级问题的学术研究。本文希望通过这一特独的视角能透视中国中产阶级现象的本质、内涵以及学者的学术研究对这一现象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治交叉、社会表征与学术干预是中国中产阶级形成的基础的观点。
关键词：实用主义学派；中国中产阶级形成
一、引言
波尔坦斯基提倡第二种研究路径。实际上就是试图“通过考察集合工作( the work of gathering)来阐述群体所采用的内聚和排斥形式”。他认为当学者们对社会现象作出初步定义时，他们就已介入了实践领域。因此第二种研究路径采取的研究方式是“分析社会上存在的有关研究对象的各种相互竞争的定义，并首先记录和辩证地运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波尔坦斯基认为采用这种路径并不意味着迫使学者们否认某个群体( 即研究对象) 的存在。而是，“既重视群体的存在， 也重视定义和建立'客观'标准所面临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 波尔坦斯， 1982) 。
在这里我想采用相同的分析路径， 来聚焦有关中国中产阶级争论的核心的“集合工作”。我的假设是，在各种话语中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同定义和特征的背后，是关乎中国社会成败命运的重要问题。关于新阶级或阶层的话语， 根本上就是为重新评估和重新解释中国自1980 年代后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以及给特定群体以话语权所作不懈努力的一种表达。
也许有人认为用1920 年代到1970 年代法国建立起来的方法来分析1990 年代和2000 年代中国所发生的现象， 似乎是有一些怪异。然而，当我们考虑到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能够包含各种现象，超越文化、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差异时，就会肯定这种研究路径的意义了。
当然， 这种尝试需要“转化”， 这一转化过程包含两部分。必须定义原始语境和所讨论的语境，以说明这种路径的解释效果。概念和方法是在语境中产生的，必须置于特定语境中加以系统理解。
我们的分析以哪种话语为基础呢？ 在学术领域，学者们描绘了种种竞争性的变革模式。定义了新的阶级和社会范畴，评价了不平等， 描绘了不同阶层间的关系。官方话语是社会变革的感知和知识的第二种渠道。社会分层已经成为政府和政党官员以及学者感兴趣的主要话题。报纸和杂志，尤其是“妇女杂志”，对“阶级意识”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媒体来说， 至关重要的是如何以一种显示出与其他群体截然不同的方式， 以一种能够轻易地被识别为特殊群体的生活方式进行吃喝、恋爱、购物、教育小孩、工作、享受生活等等。此外，被认为属于某个社会群体或阶级的人们所表达的观念，构成对人们的实践分散、零碎和混乱却又非常有效的影响渠道。如果某个群体认为他们属于中产阶级， 并且通过各种方法使自己看上去象中产阶级，于是他们这种身份只能被认可。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路径是假定没有客观的、统计上的、科学和实证的方法可用以定义某个阶级。这种立场符合所谓批判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特征之一：除实践和意识( 想象) 之外， 没有真实。换句话说， 话语和用以支持话语的不同手段( 包括统计) 都是为群体和个人利益( 包括知识利益、道德利益等) 提供基础的意志表达。本文将聚焦于学者们( 尤其是社会学家们)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这一热点话题所写的众多研究成果，也与所谓中产阶级的人们进行访谈以了解生活方式中的变化。此外，我还通过对近期有惊人发展的“妇女杂志”的调查来收集信息。集中关注学术话语的原因， 纯粹是出于实用的考虑。
二、关于中产阶级的争论的语境化--新社会秩序的建立
波尔坦斯基认为“干部”( cadres) 一词以及“ 作为假装在政治斗争中被正式承认的压力群体”的“干部”的构成， 是不能与接管和强加社会秩序的种种努力分开的，这种努力自1936 年大罢工之后在数量有较大增长( 波尔坦斯基，1982) 。在工业部门， 技术进步和生产组织中的变革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范畴， 一个拿工资的资产阶层群体， 他们是中间层的管理人员。工薪阶层的扩张，是中产阶级发展的基本力量，如高级工薪族不能依靠资本的稳定价格或所有权来生存，但是他们在决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他们有着较高水平的技术和文化知识， 他们比工人和工头收入高得多。中产阶级来自于哪里？当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正在走下坡路，店主、小商人、手工艺者和小老板们的大部分成为工薪族时， 于是， 新社会范畴和一部分资产阶级试图从心理上重新定义社会结构，并提出一种第三阶级的社会表征： 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后者被认为是代表着“国家”的“健康”和“稳定”元素。在1920 年代和1930 年代， 这种社会表征在政治上体现在右派和极右群体中， 他们既反对资本主义， 也反对社会主义，力主走“第三条道路”， 即社团主义、法西斯主义或人格主义。这一“新中产阶级”在美国中产阶级的相同范畴中，形成以高生活标准和一致的道德价值观为特征的巨大集合体。他们加入组织，却有着高度个人主义的生活观念， 强调个人成功和竞争的重要性。该阶级被认为能够增加处于快速深刻变革中的国家的社会稳定性( 布迪厄， 1975) 。李普塞特认为， 这一新阶级降低了阶级之间的张力，支持中间政党和集体协商，有助于生产力增长，他们喜欢科学研究和专家知识。对于中产阶级的成员来说，“成就”重于“归属”，普遍原则强于特殊主义。他们是以美国为模型的后工业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群体( 李普塞特， 1964) 。
有关中产阶级、其构成及其在经济现代化中的角色的争论不仅是知识界或纯粹社会学的，它还有政治影响。这些群体希望被国家看作是新阶级的法定代表，如同雇主看待工人阶级那样被认为是“社会伙伴”。此外， 有着大量中产阶级的国家被认为是比只有精英和大众的简单对立的国家更为稳定。同样，在不同阶级间的财富再分配和设计有利于工人通往中间阶层的政策上，国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中产阶级”所产生的语境与法国既非常接近，又有很大差异。后社会主义中国，以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剧烈变革为特征。经济市场化创造了赚钱和获取高薪工作的机会。一些新的“使用其大脑”的工人( 脑力劳动者) 享受着高薪水和管理机构中的重要职位。新的经济部门( 信息、广告、媒体等) 及大量的国外投资吸引了新一代大学毕业生， 他们正在发明新的生活方式。
然而， 新群体在中国获得承认的条件与法国不同。首先，中国中产阶级的“历史”短，非常复杂， 难以分析， 只有一个“构成”阶段， 这两点不同之处在于群体成员的社会出身。他们不能称为工薪族， 因为每个人早在1980 年代以前就已经具备这种身份， 他们应被称作是成功利用了改革的人。大多数“当代”中产阶级的成员来自过去扮演着“国家的主人”角色的阶级( 办事员、城市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职工) 。事实上， 他们有着与中产阶级非常接近的地位，介于农民与干部之间。于是，新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与其说是一个“产生”问题， 不如说是一个“再现”问题。通过归纳可以非常容易地证明这个假设。教育和社会资本是进入中产阶级的主要动力，对这两项要素的获取权主要限于城市居民；因此， 城市居民更容易进入中产阶级。此外， 主导群体并不是“资产阶级”或“资本所有者”阶级， 而是由那些在兼有政府和企业员工身份的人构成。因此，在社会阶梯上爬升和避免向下流动的斗争中，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教育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重要。精英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社会冲突只能被限制在这样的范围内： 对更高地位的进入取决于对政治资源的获取。最后，这一新阶级的表达条件是特殊的。没有任何组织、政党、协会或工会代表该群体或其任何部分。关于中产阶级的主要话语是由学者，尤其是官员们发表的。媒体是另一个表达渠道，但不能反映该群体的性质和特征。媒体是进行中产阶级主体化过程--生活方式和生活规范的定义--的主要机构之一。然而， 中产阶级并未远离政治，有些抗议活动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不满的典型表达。例如，公寓业主成立协会， 保护其业主权益， 防止物业管理公司对其权利的侵害。此外， 人们期望国家保护财产权， 因此中产阶级期待这方面的政治进步。
确实， 中产阶级是一个政治话题， 但这并不是只为权力和对群体和个人的承认的政治斗争这一方面。关键问题是以何种方式稳定社会。社会的分裂与经济的高水平增长和市场化会导致地位规则的缺乏和冲突。保护一般利益，还是保护私人利益更重要？关于私人利益， 哪些利益应占主导地位， 哪些机制最方便操作？ 这些问题不是在“公域”或利益和权利的和平、理性对质的框架中， 而是在不同表征之间的权力斗争框架提出的。
三、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的象征
在法国， 中产阶级被理解为“现代化阶级”，他们享受着高工资、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及易于获取的公共物品。通过使用信贷和储蓄以及在时尚的快速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推动消费。然而，因为该群体集合了在能力、遗产、技能、金钱、职权和所有权方面有着极其不同条件的人，于是定义“谁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核心'”对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来说就很重要了。换句话说，有关群体象征性主导的斗争正在展开。胜利者被定义为国有和私人企业中处于特殊地位的干部群体。作为干部不仅意味着你属于管理层，而且意味着你有资格缴纳特殊的社会保障基金，它将提供优厚的医疗和退休福利。事实上，大多数干部拥有受私人和国有大公司承认的教育资本。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la crème de lacrème) 。而下面还有干部中的二等群体， 他们持续、焦急地寻找种种标记和符号以证明他们属于干部范畴。
但自1980 年代以来，在法国关于中产阶级成长的话语已经逐渐被关于中产阶级危机的话语所取代。学生数量的大量增加和后工业危机使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成为失业者。因此，不仅是工人的家庭成员成为中产阶级的梦想已变成一种梦魇，而且有许多属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也面临着找工作的严重困难。
中国在这方面， 有许多相似性。中国的中产阶级被认为是代表美德、才干、诚实和现代性的阶级。这些价值与精英中的主导价值相反，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高度受益于改革政策。因此，这一社会范畴构成一种理想的社会阶层， 居于衰退阶级和可疑阶级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同样， 中国的落后主要不是由于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而主要是由于道德价值观和社会风俗上的缺陷。“新中产阶级”被视作这样一个概念，它只能通过挪用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理解。于是， 做中产阶级的成员就不仅是自发现象的结果，也是必须学习和建设的事情。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的那样， 美国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是主要的参考依据。正如米尔斯、米勒或李普塞特分析的那样，中产阶级的成员被认为是既生气勃勃又非常理性，既挥金如土又非常节俭，既是个人主义者又是完美的公民， 有良好教育并且诚实， 关注网络但又反对幕后操纵和腐败？？1]换言之， 这种形象完全符合现代化和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将现代性视为在道德价值观和社会风俗方面的根本变革。
与在法国出现的情况一样， 中产阶级的迅速出现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压力。对智力资本的强调导致了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其增加明显超过工作机会的增长。因此，大学生们面临着找工作的困难； 另一方面， 中国和外国公司哀叹由于教育的课程体系不适应企业的需求， 市场上缺乏优秀的管理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培养特定职务的未来管理者呢？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过程显示出一项要素使得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于法国的情况。过年三十年间，主导中国的是这样一种体制， 不仅社会群体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分歧受到限制，而且个人为与他人相区别所作的每种尝试都受到抵制， 新中产阶级没有行为模式， 他们必须模仿或发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四、社会学调查
在中产阶级的“客观化”过程， 即制度( 国家、媒体、工会等) 对该群体的承认过程中， 工程师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尤其是在1920 年代到1950年代末。这些人有许多共同点。成为合格的工程师，意味着先在精英学校学习，然后成为从业者大家庭的成员。他们是相同的宗教和职业组织的成员， 他们在相同的部门( 行业) 工作。他们有着与公司所有者相同的教育和社会背景， 但是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成为“资本家”。此外， 与“资本家”凭借其出身不同，他们有着非常高的专门技能，因此自称有管理公司的客观合法性。工程师作为能够累积各种合法性( 社会、宗教、教育水平等) 的群体， 显示出对周围群体的强大吸引力。在二战结束和干部身份形成后， 工程师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不再是唯一的重要角色。此外，干部已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 工会、协会) ， 致力于集中多数的人以成为政府的“社会伙伴”。干部由于在大型或私营或国有公司中的工作有着非常不同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方式，因此，这一群体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组织必须向所有阶层开放以增强其权力， 但在成员增加的同时， 群体丧失了它的凝聚力。
直到该群体作为合法和客观的群体被接受之后，关于其定义的争论才开始。在这方面，媒体和社会学调查率先行动。在1960 年代初， 社会学已经渗透了社会各界( 大学、政府机构、企业等) ，并获得了作为知识的全面手段的主导地位。社会的表征和群体的分类，不仅成为了知识分子和学者之间竞争的赌资和工具， 也成为了政治和社会战场中的战利品和工具( 波尔坦斯基， 1982 年) 。
在中国， 哪个群体能代表新中产阶级呢？没有一个社会范畴象干部那样，既具有合法性的范畴， 也是一个显示出强大吸引力的群体。从这点来看， 中国的情况比法国复杂得多。然而， 正如在法国1960 年代那样，社会学家率先挑起关于中国社会新结构的论辩。由于中国的情况非常特别， 争论并不是关注某个客观存在着的群体，而是定义一个必须存在的群体并找到增加其成员数量的解决方案。建设中产阶级社会已成为国家的职责。在这样一种语境下，社会学家不是被期望去定义中产阶级， 而是去定义能够促使橄榄形社会形成的政策。
经过对中国1979- 2006 年期间对社会分层、中产阶级研究的70 篇论文和专著的分析，我们发现， 中国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在数量上逐年上升， 也有了一定的指向。
五、中产阶级为何能够在中国产生？
中国的研究者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中产阶级出现在1990 年代， 邓小平为使改革政策获得新的动力， 允许经济开发， 这导致两种不同现象。一是经济的市场化： 先是商品的市场化，其次是劳动力，最后是信用和金融， 这改变了人们的收入和地位的层次结构。政府不再对社会， 尤其是经济进行总体控制。作为经济市场化的结果， 中产阶级也是社会现代化和中国人教育水平提高的象征。脑力劳动取代了体力劳动，产生了一类新工人：白领， 他们有着高教育水平， 但并不属于精英( 林毓铭， 2003；陆丹， 2004) 。简而言之， 经济变革创造了一个处于精英和下层之间的群体。然而，这一新范畴并不是凭空产生，它来自于一部分旧中产阶级的重新部署， 他们利用城市地位的优势垄断了新职位。对这种现象的正规性和合法性也有广泛的一致认识。在每个国家，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中产阶级，它成为社会核心和主体( 肖文涛， 2001；张宛丽， 李炜， 高鸽， 2004) 。中产阶级的出现表明中国正在发展道路上前进的征兆。换言之， 如果中产阶级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也是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政治和社会需要一个稳定阶级。这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最大差异之一。在俄罗斯中产阶级没有坚强的根基( 无根性) 。因此， 其经济增长较弱， 其社会发展曲折( 赵定东，赵明， 2003) 。
此外， 有些研究者试图将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他们注意到马克思多次提到“智力”在资本主义未来发展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他预言了脑力劳动的重要性。这些论文还坚持这样一个事实： 在中国， 老中产并未被新中产取代， 两者联手成长( 温静， 2003) 。这种现象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怀疑， 因为二者都认为老中产注定要衰落。尽管一部分中产阶级是利用市场化提供的新机会而获得成功的未受过教育的人( 李正东，2001) ， 但该阶级的未来并不取决于他们。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需要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白领阶级的出现。正如我们下文将看到的那样，中产阶级有一种政治和社会使命，为达成这一使命， 中国不仅需要会赚钱的人， 更需要有能力像有意识的公民那样行动的人。这两种人完整地构成了社会轮廓。首先是在外国公司，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经理，其次是有非常高的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和人才。这两类构成中产的一部分。
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自发现象还是公共政策所需呢？答案是非常模糊的。一方面，这种理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无法控制的。另一方面， 几乎每个人都人为有必要采取新的规章制度以减少障碍。在这点上， 年代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初，研究者试图分析中产阶级产生的机制并解释它能够为中国社会带来哪种好处。逐渐地，在对社会分裂的合法化和对中间范围工薪族贡献的重要性的认识下， 研究者更为关注政策。“三个代表”、“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等，明确地支持创造“相对富裕”的中间阶层的理念，因此， 学者们的任务是提出达到这一目标的建议。在西方国家， 这一现象可能是自发的。
六、中产阶级的定义
学者给出的定义陷入了两种倾向之间的对立。一种倾向是致力于使用这一标签涵盖最多的人并设立标准。这样，收入就成为主要依据了，因为它是唯一的共同和客观的标准。第二种倾向是指明有哪些群体合法地属于这一阶级。这样， 作者们就使用了多重标准： 工作、教育水平以及生活方式和道德价值观，并进而创造出这一阶级的非常有限的形象。这两种矛盾的倾向经常可以在同一篇文章中找到。
有作者认为， 中国的中产阶级由那些在跨国公司里的中层和下层职位上工作的人构成。他们没有生产资料上的财产权，但是有对它们的控制权。然而，也有进入中产阶级的其它方式。例如，垄断部门， 即公共部门之外的银行、能源、运输等行业里的中层职员。他们的工资比平均工资高出50%到120%。类似地， 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以及医生和律师也可以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成员( 薛求知，诸葛辉， 1999) 。其它分析定义了类似的群体： 私人企业老板、个体工商户、知识分子、垄断行业的员工以及外国公司的员工( 李正东，2001) 。周晓虹定义了属于中产阶级的不同群体：( 1) 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的老板以及中产阶级投资者( 622 万， 2002 年) ；( 2) 小老板、小商人和个体户，其数量达到4742 万；( 3) 与党政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 即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中小企业领导者；( 4) 在外国公司工作的白领， 如高科技员工和管理人员( 6，720 万) ；( 5) 社会组织和企业的管理人员，获MBA、MPA 或法学学位的人；( 6) 从事新经济的高级技术人员、律师、建筑师、会计师、房产和股票交易代理、电影技术人员，所有这些人都有国外留学经历( 周晓虹， 2005)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职业和教育水平被认为是高度相关的。在陆学艺看来，中产阶级成员拥有“知识资本”， 他们从事脑力劳动， 对工作“质量”有要求。他们依靠工作赚钱， 在劳工组织中有执行权( 陆学艺， 2002) 。在朱光磊看来， 定义很简单： 中间阶层成员从事脑力劳动，是白领( 朱光磊，1998) 。此外， 年龄也是一项决定性因素：数据表明， 20- 30 岁的群体是中国最富有的群体，也有人根据经济部门( 垄断部门、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自由职业者) 和地区( 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和上海) 下定义的( 肖文涛， 2003) 。
在另一位研究者看来， 既然我们缺乏定量数据，那我们就不得不根据定性标准进行分析。中产阶级由那些“有着中等收入，积累了中等规模财产， 生活水平中等， 有着现代化行为和生活观念”的人构成。他们的地位介于温饱阶层和富裕阶层之间。在职业方面，他们是企业家、技术人员、中层官员、医生、律师等。在城市中，他们过着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住大公寓， 银行有存款， 小部分人有小汽车。他们喜欢合作， 有计划地行动，关注理性决策和效率， 他们有清晰的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他们关注个人权利和自由，他们反对那些有主体意识( 统治者) 的人。这位作者也谈到了白领，并且把政府官员包括在内， 但最后他认为我们不能给所有这些群体都戴上中产这顶帽子( 马德勇， 1999) 。
根据这种讨论，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对陆学艺基于社会资源的集合( 职业、教育和生活方式) 的定义( 陆学艺， 2002) 或者象马德勇( 1995) 或李强等主要关注收入和财产的研究者提出的概念。徐泗河的论文提供了一个例子，在他看来，收入标准被认为是首要的决定因素( 徐洒河， 2001) 。关于第一种思路，我们可以引用一个非常复杂的定义，它使用七项标准： 职业地位、工作条件、就业能力、就业权力、收入和财产、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张宛丽，李炜，高鸽， 2004) 。问题是很少有论文研究如何定义和使用生活方式、社会影响、权利和公民意识以及道德价值观作为判断标准。在这方面，我们几乎没有数据可用以说明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的特殊性。
第二种思路也存在困难。基于收入或财产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的，并且必须根据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生活水平的变化而相应调整( 李春玲， 2003) 。此外， 消费方式在当代中国随时都在迅速进化。1999 年， 购买一辆车不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一项标准( 马德勇， 1999) 。现如今， 它已经成为一项区别性的因素( 刘惠好， 2004) 。
尽管如此， 所有这些论文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些共性极少的群体的组合。只有当我们把道德价值观、生活方式或消费方式也作为分类的因素时，差距才会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分类结果按不同分类标准有显著变化。基于职业的分类会导致将一些也被称为中产阶级成员的人，他们在按收入或生活方式进行分类时并未包括在中产阶级内( 李春玲， 2003) 。李强认为中产阶级的分化趋势强于统一趋势， 我们只能同意他的看法( 李强， 2005 及访谈) 。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 对分类缺乏兴趣就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了。研究者们使用各种表述来谈论中产阶级，但是很少有人尝试澄清它们的内容。如果人们注意到在英语中，阶级和阶层现在有着非常接近的含义， 那这个问题就可以很轻易地解决。对核心中产阶级的关注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它被认为是代表了中产阶级的真正性质： 知识分子、外国公司的雇员，白领等。它取决于这个范畴的功能的性质。
七、功能
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几乎是全体一致。自1990年代末， 新中产阶级是与现代性和经济发展完美匹配的理想阶级。此外， 中间范围的工薪族的扩张将产生橄榄形社会结构( 郑国霞， 1998) ， 它能够保证政治的稳定性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有一篇文章这样描绘中产阶级： 求稳怕乱、力求上进、扶贫救困、推进民主化进程( 郑国霞，1998) 。此后， 有人更精确地分析了它的特征。首先， 中产阶级刺激经济发展( 陈小雅， 2002； 肖文涛， 2001； 温静， 2003； 刘惠好， 2004) 。他们有钱，虽然比富人少，但他们比上层社会的人口多得多，并且更加热衷于在国内商品上花钱。他们购买公寓和汽车， 更多的闲暇时间使他们得以从事新活动， 承担新开销( 金融和股票市场的成长依赖于这类消费者) 。他们有着理性的消费方式， 银行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他们并且让他们使用信用卡。在其它方面，他们不仅把在中国出现的享乐主义人格化了，而且引入了一种合理的消费主义， 因此， 他们对消费的态度被认为是“现代的”，并且应该扮演作为其他阶级的榜样的角色( 康晓光， 2002) 。其次， 作为新的阶级， 他们能够轻易地应对变革。他们有很强的对新形势的适应能力( 马德勇， 1999) 。第三， 面对社会冲突或政治问题， 他们禀持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他们支持社会稳定，试图找到理性的解决方法， 不爱走极端( 如马德勇， 1999；肖文涛， 2001； 温静， 2003) 。第四，他们有着严格的、积极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他们显示出现代价值观。他们依赖教育和工作以取得成功，拒绝使用政治关系或非法手段。他们有礼貌， 讲文明。他们不从穷人的口袋里掏钱，他们不象富人那么贪婪。第五， 他们提倡多元化和民主， 因为他们是理性的， 想保卫他们的权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有公民意识( 马德勇， 1999) 。最后， 有些研究者强调指出一些更为精确的元素。中产阶级被认为是较少关注结构导向的社会关系，而更多地关注网络导向的社会关系。更特别地，那些在外国公司工作的人代表着中西文化的桥梁， 有助于相互吸收对方的影响( 李正东， 2002) 。
简而言之， 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四种功能。首先，他们必须推动经济增长。他们不仅是主要的消费群体，而且他们消费的都是高附加值的商品。因此， 这一阶级扮演着战略角色。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开发国内市场， 以避免中国经济对国际经济的过度依赖。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没有机会实现这个目标。中产阶级还在反对两极分化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篇文章都提到贫富差距显著扩大。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将整合上升的群体( 一部分工人和农民工) 和下降的群体。它会是社会流动和政治稳定的主要手段。那些迄今为止不能爬上社会阶梯的群体也能找到一种满足其需要的渠道，从而避免寻求暴力的表达方式，成为中产阶级成员之后，“工人”( 城市工人和农民工) 会更少有理由争斗，而会采用协商和理性的抗议方式。中产阶级对社会冲突起到缓冲作用。
此外， 作为依靠努力、教育和才干成功的群体--中产阶级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有可能以诚信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 致富， 于是， 它成了调和金钱和道德价值的阶级。使用布迪厄的分析， 周晓虹在其著作中强调“特性”在中产阶层行为中的重要性。中间阶层的成员倾向于比其它群体更努力地工作，以便在社会和职业阶梯上持续爬升。与底层成员相比，他们有更多社会关系， 书读得更多。他们有资源和能力。更重要的是， 其成员的成功只以努力和教育资本的积累为基础，而不是以“关系”或腐败为基础。因此， 中间阶层的出现和成长似乎是完全合法的：“中间阶层的成功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榜样，不仅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手段是理性的并因此不会产生不公平感，也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种成功以教育为基础”( 周晓虹， 2005) 。这一陈述与认为成功只是关系和腐败的结果的一般看法相左。
最后， 中产阶级是民主化的阶级。因为他们要保卫他们的权利，中产阶级的成员被认为是民主主义者，而且是通情达理的民主主义者。不仅因为他们本质是理性和温和的， 也因为他们从改革政策获益匪浅。他们在政治方面既有革命性，也有理性。他们不想制造麻烦，只是想使社会更开放、更民主、政治文明更多元( 刘惠好， 2004) 。这些陈述是对认为社会底层缺乏政治兴趣和新富阶层的行为纯粹以金钱为导向的看法的间接批评。有时，批评是直接的：中产阶级既是反对社会底层中主导的革命和暴力倾向的民主和法律阵地， 也是反对上流社会主导的特权和独裁政治的民主和法律阵地。中间阶层能够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其成员“即不受其它群体的支配，也不能直接支配其它群体”( 张伟， 2005) 。
在描绘中产阶级时， 中国学者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几乎每篇文章都把两种社会形态：橄榄形和金字塔型，视为相互对立， 并且几乎每篇文章都声称前者是最合意的。同时， 学者们还打造了理想的“人”， 以有计划的方式进行消费， 改变社会但尝试以理性的方式解决矛盾，成功而诚实。然而，问题是除消费方面以外， 很少有证据证明这种“人”的存在。很明显， 经济发展需要中间范围的工薪族来吸收大量生产的商品。但另一方面， 调查表明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事实上，所有的争论都是以中产阶级概念的美国创造者提出的老生常谈为基础，他们把中产阶级视作完美的阶级。但是， 似乎没有人对这一概念采取更具批判性的研究路径。因此， 我们既没有经验数据，也没有理论框架能够证明理想人的存在， 以及中国中产阶级历史责任的本质。
社会运动中很少有相关案例。张伟谈论过私房户主的抗议运动，他似乎认为这些抗议对其权利的侵害运动是政治现代化的很好的例子[2]。这些人被认为并不是在保卫某种意识形态， 而是在保卫他们的利益和权利，他们试图获得媒体和政府领导的支持。他们理性地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抗议运动从“反应”进化到了自治， 从意识形态诉求进化到了“现代政治概念”( 即利益驱动) ， 从单一形式的抗议进化到了多种形式的抗议， 从群众参与进化到了利益集团参与( 张伟， 2005) 。然而，这种分析对人人认可的中间阶层成员的社会出身来说是危险的。一个作为当局实施改革政策的结果，也是新游戏的主要赢家的阶层，怎么可能怀疑政权当局呢？ 这些人大多数是因为其作为整体与政治领域的联系而得以成功。古德曼曾经说明， 在江西， 大多数“新中产阶级”与掌权者有密切关系( 李路路， 1998； 古德曼， 1999； Li and Niu，2003) 。李春铃解释说，那些地位有所改善的政治干部和知识分子是那些有能力将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人( 李春玲， 2003) 。其它论文坚持这样一个事实， 即大部分中产阶级由来自“权力中心”的人构成，他们有亲和力( 肖文涛， 2001) 。因此， 在中产阶层成员身上存在着经济动力论和政治保守主义的矛盾；经济动力使他们能够爬上社会阶梯，而政治保守主义则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 他们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政治关联。此外， 我们不得不认识到， 一旦进入中产阶级各阶层， 他们就没有理由保持这扇门向其他人开放。通过与在外国或高科技公司工作的高级白领大学毕业生的访谈发现，中产是这样一种形象，他们对为建立保护整个社会的法律体系而斗争的兴趣较小，相比之下， 他们更有兴趣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保护其自身利益。在这种语境下， 很难区别精英和中产阶级，前者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垄断了所有有声望的地位( 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 ，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小垄断者”。为摆脱这种矛盾，研究者试图将中间阶层的先锋群体与主流群体相区别。第一种区分是在老中产和新中产之间。前者是工业化的结果，被认为是非常保守和循规蹈矩的。后者是后工业化的副产品， 被定义为观念更为开放，政治上更加积极。周晓虹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区别，中间阶层后卫和中间阶层前卫，前者以与政治机构的高度联结为特征( 例如，中小企业的领导) ，后者由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他们更具独立性。最后， 还可以区别“体制内”和“体制外”中间阶层，后者由于“市场”而得以进入中间阶层。在不同分类方式下， 至关重要的是各群体在政治机构之外积累财富、合法性和权力的能力。
八、统计评估
两种观点主导着相关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是或者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多数学者则关注其稀少的数量，认为如果没有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公共政策， 橄榄形社会终将是一场梦。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就收入和财产而言，中国人口的大多数都属于中产阶级( 郑国霞，1998) 。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这一群体的比例在1999 年占总人口15%， 2003 年占19%( 城市人口的48.5%) ， 并将在2020 年达到40%( 新华网， 2004 年3 月26 日) 。肖文涛认为， 20-25%的家庭年收入为10，000 到100，000 元， 家庭财产为30，000 到100，000 元( 肖文涛， 2001) 。根据国家统计局所作的一项涉及300，000 人的调查， 中间阶层占总人口的5%， 但这一数字将在2020 年达到45%( 中国日报， 2005 年1 月20日) 。有一家报纸说，从2001 年开始， 将有2 亿人在5 年内进入中产阶级( 信息时报， 2001 年7 月21 日) 。
然而， 大多数评估远没有这么乐观。有一位作者拒绝谈论中国的中产阶级，因为中国没有建立必要的标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需要70%的城市化比率、人数超过蓝领的众多白领、较小的贫富差距和平均12 年的教育年限( 马海龙， 黄永杰2004) 。拥有一套公寓和30，000 到50，000 收入的人在本世纪初占总人口18%，这一数字将在2020年达到35%， 2050 年达到50%( 沈立人， 2004) 。18%的中国家庭平均年收入在8，000 到10，000 之间( 马海龙， 黄永杰， 2004) 。陆学艺估计， 在21 世纪之初， 真正数字为8000 万人( 陆学艺， 2002) 。
在吉林省， 中产阶级占人口的10%，并将在2010年达到25%。2004 年， 只有7800 万到9500 万人的平均年收入在25，000 与125，000 之间( 刘惠好， 2004) 。
很明显， 能用以解释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与所采用的标准有关，如生活方式、道德价值观等等；这就是说， 当不能使用主观标准时， 评价以收入， 尤其是职业为基础。事实上， 基本的问题是阶层的收入阈值。包括下限， 也包括上限：是从10，000 到100，000 元( 肖文涛， 2001) 或60，000 到500，000 元/家庭( 中国日报， 2005 年1 月20 日) ，还是每月5000 元以上( 中国青年报， 2005 年9 月2 日) 。在不同地区的生活标准差距如此巨大的情况下， 如何在整个国家使用一个阈值？中国社科院李春铃所进行的调查再一次卓有成效地减少了学者们面对的困难。根据这项调查，如果考虑所有标准：职业类型、收入、消费和生活方式等， 中产阶级成员的数量只占16 到70岁人口的4.1%， 占总人口2.8%，大约为4000 万人。事实上， 不同数字之间的差距， 从4000 万到30000 万， 不仅是由于标准的原因， 也取决于这些种类是否被叠加在一起。例如， 一半白领是收入中产， 一半是消费中产( 李春玲， 2003) 。
九、追寻政策
大多数文章认为， 尽管中产阶级是自发出现的，其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法律、规章制度和政策的政治干预。无论是明确地说出来( 马德勇，1999) 还是含蓄地暗示， 作者们都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之间作选择。是回到平均主义( 这一是种极少数中国人愿意支持的制度) ，还是构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其结构能够保证发展与稳定？
中国需要何种公共政策以建设这种理想社会？在这里， 也有一些不同的立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聚焦于中产阶级上层的发展： 私营企业主、外国公司员工、白领、“ 知识分子”等等。第二个阵营强调整合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正义、机会平等、重新分配等概念扮演着主导角色。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最令人吃惊的是，根据学者不同的政治立场， 相同的政策或相同的手段( 例如， 法律和规章) 被期望达到完全相反的目标。这证明了政治在这场争论中的作用。
每个人都认为， 追求经济发展是首要的先决条件( 肖文涛， 2002； 沈立人， 2004) 。根据一些论文的观点， 服务部门的扩张随后是蓝领数量的减少( 马海龙， 黄永杰， 2004) 以及创新是决定因素。同样地， 也有人强调教育的改善( 肖文涛， 2002) ，但是这种强调有重要的差别。有时候是强调农村的教育， 并且知识的通俗化( 温静， 2003) 被认为是关键之所在。有时是强调大学教育。另外一种一致看法是关于城市化， 每个人都认为城市化进程太慢( 张星， 2004) 。没有70%的城市人口，就没有真正的中产社会。
在许多学者看来， 关键是保证经济和社会合作的必要性，但是这里也有显著的分歧。我们应发展市场化以避免那些利用政治关系经商的人对经济的垄断( 郑国霞， 1998； 温静， 2003) 。中国必须消除阻止新力量进入市场的门槛( 张星，2004) 。也有学者明确提到腐败和非法手段的使用( 马海龙， 黄永杰， 2004) 。因此， 甚至是最具市场导向的人， 也不认为市场可以自主运行。它需要政府干预，需要制约资本和权力的公共政策。在这点上， 现代化理论明显受到挑战。“国家”( 或“政治体系”) 与市场之间的对立没有意义。很难想象有这样一个阶层， 它的自主以“ 市场”为基础， 因为“市场”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的一项核心元素( Mengin，罗卡) 。
在政治方面， 对垄断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我们必须“避免这些利益集团渗透并控制政治领域，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反对力量”[3]。其他学者关注公平和重新分配。需要进行财政改革，以改变高收入者很少甚至不交税而穷人或农民交很多税的状况( 郑国霞， 1998；肖文涛，2001；张星， 2003) 。允许底层进入中产并限制富人的特权，这不是平等的问题， 而是公平的问题( 沈立人， 2004) 。高收入者的税收应该提高( 马海龙， 黄永杰， 2004) 。类似地， 许多学者强调社会保护， 这也是公平问题( 肖文涛， 2001) 。
必须提高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地位； 然而，谁必须享受权利， 享受哪种权利？有些作者把财产权看作是确保私营企业主地位的基本手段， 另一些作者则强调保护农民的权利。也有不少人强调劳动力的市场化( 沈立人， 2004) ， 目标是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 把农民工放在与城市工人平等的地位并增加他们的收入。
十、总结
社会阶级是一种实体， 不应该从某种假定的客观角度来观察，而应该通过对其构成的社会过程进行分析来加以理解。客观事实本质上并不存在，有的只是场面调度( miseen scène) 。这种场面调度的真实性并不比现实少，因为它决定行为和表征。关于中产阶级， 舞台上发生的每件事都有政治影响， 因为它都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动力。
在中国， 关于中产阶级性质的话语和争论反映出相同的特征，因为中国政治场景中缺乏民主利益表达过程，中产阶级定义的形式和内容不可能和民主国家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话题在中国既不具多元性， 也不具政治性。多元性存在，而且学者表达了社会群体的立场和诉求( 罗卡，2006) 。但是， 表达渠道并不是通过由下而上的过程， 而是通过由上而下的过程来制度化的。有些人被授权代表某个群体( 城市工人、困难群体、农民、农民工、中产阶级) 的观点， 但是缺乏指定过程。常见的是，代表甚至并不属于那个群体。但是表达的多元化是一种现实。相似的中产阶级是高度政治性的话题。中国正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即解决罗伯特·卡斯特所说的“社会疑问”， 社会不能整合的人群的存在。从这点出发，学者们精心制作了一个想象中的“美好社会”， 然后定义了一个“美好阶级”， 以说服掌权者采用新的政治方针。公平、平等规则等概念被深刻地重新评价。
总之， 争论主要是在政治和学术精英的圈子里进行。然而，学者们对原有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一些批评，并且使用和操控官方话语来提倡某些观点和意见。
除了关于中产阶级的出身和积极作用的一致意见之外，在各种分析之间存在大量的分歧。如什么是中产阶级的象征群体？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整合下层还是扩张脑力劳动者的数量？ 政府是否必须保护农民工还是私营企业主？ 等等。
注释
[1] 这种趋势与涉及社会各界的民族主义/儒家思想的复兴有一些不一致。当然只是部分不一致，在许多访谈中， 人们谈论“中国式现代化”， 将( 改造后的) 民族传统和外国影响相结合。
[2]事实是45.2%的城市居民都购买了他们的公寓。
[3]民主化必须是理性的， 虽然是非暴力的，但也需要控制。
参考文献
[1]薛求知、诸葛辉：《跨国公司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北京〕《管理世界》1999 年第4 期。
[2]〔法〕鲁克·波尔坦斯基， Les cadres. La formation d'ungroupe social，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2.
[3]〔法〕皮埃尔·布迪厄， Structures sociales et structures deperception du monde social， Actes de la
[4]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 ， mars 1975.
[5]〔法〕皮埃尔·布迪厄， La distinction.Critique sociale dujugement，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79.
[6]罗伯特·卡斯特尔， 从体力劳动者到工薪族：社会问题的转变，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7] 陈小雅：《中产阶层孕育而生》，〔北京〕《今日中国》2002年第2 期。
[8]大卫·古德曼，《新中产阶级》，见默尔·戈德曼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的悖论》， 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9]康晓光：《未来35 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北京〕《战略与管理》2002 年第3 期。
[10]李春玲：《建构社会阶层分类体系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2 期。
[11] 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北京〕《中国人口科学》2003 年第6 期。
[12] 李正东：《论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现代化功能》，《南京社会科学》2002 年第10 期。
[13]Li Jian， Niu Xiaohuan，“The New Middle Class in Peking：A Case Study”， Chinese Perspective， 45， 2003 年1 月， 第420 页。
[14]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15] 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上海〕《社会》2005 年第1 期。
[16]李强， 2007 年6 月2 日的访问。
[17]李正东：《试论中国中产阶层-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社会结构整合的动态探索》，〔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1 年第2 期。
[18]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19]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编：《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
[20] 马丁·李普塞特：《变动的阶级结构和当代欧洲政治》，代达罗斯( Daedalus) ， 1964 年冬， 第271- 303 页。
[21]刘惠好：《中产阶层崛起与金融市场稳健发展》，〔北京〕《财贸经济》2004 年第11 期。
[22]陆丹：《国家与社会让渡关系张力下的中国突生富裕阶层》，〔上海〕《社会》2004 年12 期。
[23] 马德勇：《转型中国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太原〕《晋阳学刊》1995 年第5 期。
[24]马德勇：《当代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初探》，〔北京〕《新东方》1999 年第4 期。
[25] 马海龙、黄永杰：《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展》，〔长春〕《行政与法》2004 年第7 期。
[26]梅珍和罗卡：《中国政治：移动的界线》， 纽约， Palgrave，2002.
[27]〔法〕吉恩·路易斯·罗卡：《中国的命运》( La condition chinoise) ， 巴黎， Karthala， 2006。
[28]《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北京〕《人民日报》2003 年1月16 日。
[29]沈立人：《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意义、目标和路径》，《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4 年第1 期。
[30] 温静：《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和问题》，〔上海〕《社会》2003 年第7 期。
[31] 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3 期。新闻网， 2004/3/26.
[32]《未来五年我国中产阶级人口达两亿》，〔广州〕《信息时报》2001 年7 月12 日。
[33] 徐泗河：《社会中间阶层论纲》，〔济南〕《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 年第6 期。
[34] 张宛丽：《中间阶层： 具有缓冲与释放功能的社会力量》，〔北京〕《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 年第10 期。
[35]张宛丽、李炜、高鸽：《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4 年第6 期。
[36]张伟：《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
[37]张伟：《中产阶级与政治秩序》，〔武汉〕《江汉论坛》2004年第1 期。
[38]张星：《中产阶层与政治稳定》，《兰州学刊》2004 年第4 期。
[39]赵定东、赵明：《中俄中产阶级的比较与分析》，〔长春〕《东北亚论坛》2003 年第3 期。
[40]〔北京〕《中国青年报》2005 年9 月2 日。
[41] 郑国霞：《关于我国中产阶层的思考》，〔北京〕《统计与决策》1998 年第9 期。。
[42]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
[43]参见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