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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学术席明纳（一）
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主讲“市民领域理论”
2011年6月28日上午9：00，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下简称“上海社联”）、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联合主办的“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学术席明纳”第一期在上海社联大厦六楼多功能厅举行。
本次席明纳的主题是“市民领域理论”，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耶鲁大学社会学系Lillian Chavenson Saden教授、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上海社联党组副书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桑玉成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席明纳。上海社联科研处处长徐中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周怡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俞志元，以及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吴冠军博士，以及许多校内外的老师和同学参加了本次学术席明纳。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博士担任同声翻译。
首先，桑玉成教授代表上海社联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他强调，联络中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并为大家提供学术交流和讨论的平台是上海社联一直努力的方向。他代表上海社联向亚历山大教授赠送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书卷，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
接着，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感谢上海社联对这次席明纳所做的工作，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他欢迎亚历山大教授以自己最近出版的专著《市民领域理论》为题做主题发言，并邀请与会学者围绕亚历山大教授的发言展开严肃的学术对话。
接下来，亚历山大教授做了主题发言。他首先以众多社会学理论家为例，从传统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到现代、后现代理论，从马克思•韦伯、卡尔•马克思直至当代的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思想家或悲观或乐观地探讨民主问题及其具体实践过程的时候，几乎都没有真正界定何为民主、不民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疑惑和遗憾，因此他希望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也就是“市民领域理论”（Theory of civil sphere），来解释民主及民主如何可能的问题。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有完美的民主制度，要紧的是民主的多或少、何种形式、怎样组织、从建立到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矛盾以及消解这些矛盾可能达致的程度等等。亚历山大教授指出，他的理论非常强调市民领域，而非市民社会，原因有三：
（1）市民社会形成于1650-1850年的西方世界，源起于对王权和君主制的反对。王权国家向市民社会过渡的两百年间，哲学家们一直在探讨它们的差别。黑格尔等人是这一过程完成阶段的代表人物，他强调个人生活，强调家庭，并主张重新认识“国家”。亚历山大教授指出，在他思考“市民领域”理论的时候，不断反思“国家”（state）是十分必要的。
（2）市民社会形成，并不天然就拥有民主，它还需要市民领域。所谓市民领域，就像国家、性别、种族、家庭、宗教信仰等我们已知的概念一样，是一个稳定和长期存在的领域，是人们横向地维持人际关系的领域，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力量，但遗憾的是却缺少相应的理论进行分析和建构。他认为，市民领域其实有很多值得研究，比如其连接纽带的实质是什么？它们是紧密、现实地连接在一起的么？是超越家庭的么？是局限于种族、性别的么？它是一种普世的纽带以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能像对待自己一样有责任和义务地去对待他人，去履行和遵守这一领域的契约么？它是怎样发生又生成何矛盾？等等。
（3）市民社会的语言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从前现代的政治哲学家到每日的新闻、报章，但是这种语言有其深层的冲突和吊诡，它的理想生成了其内在的对立面，在建立民主的同时又生成不民主。比如新兴的美国却拥有奴隶，黑人、女性、少数族群依然缺少民主，等等。因此，市民领域理论强调市民领域的开放沟通机制，它和市民社会强调合法秩序、惩罚规训的机制不同，旨在反思法律的制定者、道德的控制者，同时用合理的投票或大众传媒手段决定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再只是大而宏观的政治法律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领域是对市民社会的再反思和再行动，打破既有的界限，调和存在的矛盾。
最后，亚历山大教授指出，市民领域理论旨在强调一个批判性的社会、开放的社会，需要公共舆论的多元和理性，需要每个个体在练习中变得不自私，形成有效的社会团结体。他用了十七年的工作完成这一理论，关注了大量的社会运动，从阶层、种族、性别等不同视角观察和反思，提出了市民领域理论。他认为，民主在任何社会都可以履行和实践，只要这个社会是开放的，给予每个个体相应的位置，打破界限和区隔，去行动并实现真正的民主。
邓正来教授感谢亚历山大教授对他十七年来所撰写理论的精彩演讲。简短的休息过后，与会嘉宾和在场的听众向亚历山大教授提出了他们的困惑和疑问。
问题一：市民领域是任何社会都具备的么？它处于中心地位么？
回应：我并无强调市民领域的核心地位，而指它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定义社会的语词非常多元，宗教社会、官僚制社会、科技社会，同时也有市民社会。他再次强调市民领域的重要性，指出任何社会都对民意非常重视，即便像希特勒当时的独裁政权，控制了一切的公共舆论、个人自由，独裁者也依旧重视民意。为什么？因为社会存在一个可以独立运行但却总是受着政党、国家控制的领域。在研究今天中国社会的新闻从业者时，会有非常有意思的发现。中国有大量训练记者的学校，但却缺少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和反思，什么是新闻道德、为谁写、怎么写，这些似乎都被漠视，这也是世界社会学领域一个长期忽略但却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在研究公共舆论的时候，国界是一个巨大的边界，但一定有超越国界可以言说的东西，公共舆论却制造出这一界限。这些边界无处不在，比如今天的美国人对待墨西哥人，等等。
问题二：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破产的神话，所谓的大众媒体、公共舆论、法治民主，不过是这个破产神话的强心针。亚历山大教授试图通过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去恢复这一神话，是他的理论带给我们的思考力量。同时，他在著作的最后关注了犹太人社会，犹太社会似乎是市民社会最后的希望，但是，当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时，普通人往往不可能达到持续和高贵的善，而更多是自我满足的过程，而想用市民社会去拯救梦想的愿望，会不会又成为某种程度的乌托邦？
回应：的确，现代社会让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而不是更好的人。市民领域并不是社会体系中唯一的领域，它有价值但并不是唯一价值。一定有很多方式能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昏睡状态并被唤醒。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愿意去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愿意在实践中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市民领域就是你说或者他说，它应当是拥有某种道德力量的领域，使得在其中的人们不会仅仅觉得他们是普通人，而会觉得很特殊，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问题三：您怎样评价古德纳夫与格尔茨之间的争论？意义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的还是公共场合中？
回应：我不是很认同公共领域的一些理论，原因是我们可以单独在私密的家中，却实际上和社会发生联系。我们生活在史上最戏剧化的时代，当人们每天收听收看广播电视，我们都卷入了社会化的参与，这也正是前些年我关注“社会表现”（social performance）的原因。人们作为观众和社会发生紧密的联系，成为文化体系的一部分，的确值得研究。
问题四：我非常赞同亚历山大教授对那些伟大作家（如帕森斯、韦伯、布迪厄、福柯等等）的分析，但是我认为亚历山大教授用“crazy”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因为学科的原因（民主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学科）因而没有办法覆盖这一问题呢？还是因为他们本身对社会学的认识使得没有办法去关注这一问题？还有civil sphere这个词，翻译成“市民领域”值得商讨，它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到底有怎样的差别？又和布迪厄讲的“场域”理论有怎样的差别？
回应：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首先，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研究主题肯定和政治哲学、政治学存在差别，往往希望建立一套非政治化、非经济化的理论。民主的确是一个政治学的词汇，学科视野的限制也许只是原因之一。其次，当工业资本主义发生后，我们的所有行动和愿望都希望国家能够解决工业秩序带来的问题，一旦想改革便不自觉地走向国家主导的方式，大约从1850-1970，人们相信国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而之后，人们慢慢意识到这种国家导向可能会造成的危险，于是又重新思考现代性，对民主也有重新的定义。而对于布迪厄的理论，我写过上百页的评论，我认为他是过去三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从根本上说，布迪厄看待社会的方式又是错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civil sphere”这一理论是对布迪厄的一种回应，是社会学中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问题五：对于中国，民主应该是近百年的一个新鲜概念，该如何平静地转换和获得民主？
回应：民主对于西方同样是一个新鲜概念，两百多年前，大部分的西方人都认为民主并不是好东西。对于理念有两种看待方式，一种是通过传统，一种是功能主义的。我不太相信在中国传统中没有关于市民社会的理想，也许体现出来的更多是儒家的修身观念、国家主义。我的感受是，中国现在存在着市民社会的许多面向，并且有形成市民社会的理念，各种组织和机构都在努力创造着公共舆论和公共理性。这里缺少的是规范化的组织，能够对抗国家主义的控制和导向。
在场的嘉宾和学者还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如何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市民领域理论中对大众媒体是怎样阐释的？这种理论能够覆盖和解释对于众多界限的存在和超越问题么？涂尔干的集体情感和市民领域理论有何差异？等等。与会嘉宾与亚历山大教授真诚而严肃的学术对话让整场席明纳气氛温馨而畅达。
最后，邓正来教授感谢亚历山大教授不辞辛劳为大家带来的这场精彩演讲，并欢迎他能够再次来到中国，带来更多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碰撞。据悉，这是继亚历山大教授应邀做客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6月24日）、在高研院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挑战、机遇与新领域”学术论坛（6月25-26日）上作基调演讲之后做的第三场学术讲座。
作为邓正来教授的老朋友，亚历山大教授十多年前与邓正来教授联合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为1990年代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学术贡献，他此次又将集十七年之功而完成的“市民领域理论”带给中国学术界，为我们开展中国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参照。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王睿/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