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形成与演变
——国家转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
贺东航[1]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该文首发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
[内容摘要]考察和厘清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发展的历史过程，探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对于揭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演化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经历了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全面的、深层次的话语转型。在催生一系列变化的同时，也有着“不变”的主线贯穿其中，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作为改革发展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引领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在“变”与“不变”的四十年间，改革激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活力，并在每一个不同侧面的改革都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 ，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提供了中国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中国经验
研究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首先要对“话语”概念进行界定。“话语”（discourse）是一个较具普遍性的概念，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领域中频繁出现。然而“话语”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或知识脉络中有着各种不同的内涵指向。例如，语言学传统中一般将“话语”界定为书面或口头交流单位，主要研究文本与会话的内容，其他的社会科学传统则多将其界定为“产生于并依赖于社会实践的观念或规则的集合”。[2]话语的创造和运用承载一定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并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塑造和引导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功能。话语还具有改变权力关系进而改变社会的现实功能。福柯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研究，他丰富了话语的权力意蕴，认为“权力产生于话语的机制”，提示了话语与权力运作的密切关系。Norman Fairclough也认为“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可以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并且改变权力关系在其间得益获得的集合性实体（阶级、集团、共同体、团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3]可见，话语不仅包含意识形态的意蕴，还包含改变权力关系的功能，成为与政治、权力等紧密相关的因素。在综合学界对话语概念的界定基础上，基于主题的考虑，本文从“话语-意识形态—权力”视角，讨论改革话语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的改革话语经历了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演进，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破除中国传统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的弊病，实现国家的良好转型，重构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法性性权力。
一、若干重要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话语体系化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话语体系的起端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4]。这次的会议公报第一次正式地向外界宣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1978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次全会的公报，宣布“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5] 公报中的几个关键话语“重心”、“价值规律”、“结合”、“改革”表明了1978年底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由于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话语并没有很快消解，一些官员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和抵触。为此，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公报框架安排了四个板块——“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和“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这四个板块中，分别对建国32年来中共历史特别是“文革”作出了总结，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标志在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转折，对于改革开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决议提出“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6]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原则。
1984年10月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7]。可以看出，十二届三中全会承认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话语”也凸现出来，“首先启动农村改革，以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推动城市，又以城市的改革和发展支持农村，这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路”[8]。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以城乡两者改革联动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着大范围的改革进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内。
为了从政治上、组织上、话语上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长期稳定地贯彻执行, 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1987年十三大即将召开的3月25日，邓小平审读了中央向他报送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设想》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报告的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9]1987年11月1日十三大闭幕式所通过的决议中，系统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的实践经验，并且进行了创造性的话语理论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10]，为今后的经济体制规划了基本的蓝图。
十三大后，中国历经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经济体制改革曾一度有过争论。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通过“社会主义”和“市场”两个关键话语，解开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理论的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开好当年十四大奠定了基础。1992年 10 月,十四大在北京举行，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政治报告，报告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并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的章程；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2] 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所形成的两个关键话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邓小平理论”标志着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进入了新阶段。
一年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13]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话语内容形成了系统化和理论化。
二、四次关键的意识形态理念转向与演变
如前所述，话语的创造和运用承载一定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并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塑造和引导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功能。从1978年起，从以阶级斗争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借由改革话语逐渐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型，实现了由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革命话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话语的转变，并实现了改革话语的整体性构建（体制改革话语、改革价值话语、发展模式话语、核心意识话语）,下面，将具体论述四次关键的意识形态理念的转向，分别是体制改革话语——“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价值话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享”发展、发展模式话语——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核心意识话语——“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叠加展开。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话语演变[14]
“计划经济”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15]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将“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长达30余年，要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释放出“解放思想”的信号，为推动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6]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令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7]，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一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18]，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评价，认为是写出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1984年的关键词，标志着经济体制话语的新转向。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后，“市场”开始取代“商品”更频繁地进入了中国经济改革话语体系中。与“商品经济”的提法相比，“市场经济”更是相对于“计划经济”的对应词,强调的是全社会资源的配置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只有“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才能产生“市场经济”。十三大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曾一度有过争论，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其中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及其后两年的苏东剧变。但到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进入党章体系最终奠定了基础。十四大召开前夕，在研究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目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20]根据这一意见，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成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行动纲领。[2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23]“基础性作用”体现了市场在国家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市场体系”和“现代企业制度”则是现代国家经济体系形成的关键。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已经明确，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话语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这种体制从实践上来说，也是在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理论话语上也突破和超越了所有传统的经典理论。
（二）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享”的改革价值话语演变
经济改革不能没有灵魂，不能没有方向，这里的灵魂和方向，就是改革的价值取向。只有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沿着明确的价值取向走向成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享”发展，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4]
1978年后， 如何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为当时我国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25] 这一思想既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也与当时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相一致。邓小平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首先必须把蛋糕做大，然后讨论怎样分配。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两万美元，而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只有417美元，不及发达国家的零头，排在第 124 位。
为了摆脱普遍贫困落后的局面，中国启动了市场机制，在政策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逐步摆脱落后状态，步入小康社会。经过几十年实践发展，在“先富”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与之相伴随的是收入差距的持 续扩大，甚至出现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成为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 0.16，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1993 年以后我国收入差距加大、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加剧，基尼系数在 2000 年首次突破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 0.40 警戒线，达到 0.417，此后仍逐年攀升。
在这一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价值取向上，增加了要求推进社会分配制度公平合理化，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同分享。2002到2012年成为中国对追求共享的实践探索期。这个时期一个最大的亮点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改革是要奔向共享目标，走成果共享之路，国家对共享发展不断重视，对共享发展内涵也在丰富之中。2002年十六大，党对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做出了总结，虽然指出了＂发展＂仍然是我国现阶段不能丢的任务，同时进一步指出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可以说，这是首次在党代会上提出“共享发展成果”的话语[26]。2005国家制订了“十一五规划”，在“规划”中对“发展成果的共享”问题进行了更明确的表述，指出发展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体人民享受到发展的成果。2007年十七大，再次强调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县更详尽的指出了发展的目的及发展的主体所在。通过明确指出发展目的及发展的主体，把“公平”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在之后的几年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通过促进发展成果的共享，进一步回应人民对公平的期待。并通过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来为成果共享的实现创造环境。[27] 2012年十八大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最终要实现“共享”，让全体人民享受到更广泛的成果，让全体人民的生活有一个更大的提升。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阶段五大发展理念，指出必须坚持共享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8] 把“坚持共享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了明显区别，表明中国改革价值观的重要转向。到十九大，“共享”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被再次确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9]
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话语到“共享”话语的演变，体现了我国改革价值话语的转向，它为中国的改革注入了更多的价值关怀，它超越了传统唯GDP“见物不见人”的狭隘改革价值观，使改革发展最终落实到人的美好生活和公平感受。
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经历了重要转变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初，，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市场竞争，以物为中心，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但由于中国采取是粗放型的发展方式，高增长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就业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这种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弊端，我们可以称之为“黑色发展”[30]，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目前存在的严峻挑战，尤其是自然资源供给的严重不足、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自然资产的严重损失，脆弱的生态环境要承载着人口最多国家的资源消耗和经济活动，使得生态环境挑战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求21世纪的中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道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可承载的生态系统和发展模式，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
1995年，中国首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31]作为基本国策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开始注重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做出战略部署。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将“可持续发展发展能力”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2]到2007年， 十七大报告中，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正式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奋斗目标之一。[33]2009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提下降40%，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34]中国开始制订了绿色发展战略，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35]“十二五”规划中，中国强化了绿色发展的理念，明确了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36]通过绿色规划，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放弃GDP本位主义，抛弃GDP崇拜,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中国的地方发展规划的实践中，并付诸实施。[37] 2012年后，十八大将“态文明”的 地位进一步凸显，不仅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目标之一，同时指出应“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十八大报告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题，使用单独一章来具体阐述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由此来切实地构建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的“绿色发展时代”。 [38]中国政府在2012年后，对各类具有重大生态效应的工程以及跨区域重大环境治理项目通过国家财政专项基金给予充分的投入保障，积极引入绿色政府采购。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补贴绿色消费，推广绿色标志家电产品，促进公民的绿色消费意识；通过金融手段促进资本流向促进绿色经济部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经济活动的生态成本，控制投资项目的环境风险。[39]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更加进一步地将绿色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理论髙度，提出绿色发展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实现中国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标志着中国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了全面改革、全面部署、全面推进的新时代。意味着发展模式在思想认识、理念框架、政策支持和机制构建等各个方面的全面转型，绿色发展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指向。
（四）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的领导核心话语演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变化之大，举世瞩目。如何借鉴40年成功的经验，把握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动权，这是改革开放40年，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其中，改革的核心意识的演变最值得关注。
1980年，邓小平曾指出,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形势下，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40]但事实上，纵观改革40年的历程，“党的领导”这个话语是有弹性的，如果分解二级指标的话，1978年“党的领导”、1988年“党的领导”、2008年“党的领导”和2018年“党的领导”都有所不同，其中最明显的是对“领导核心”的强调和表述变化。
核心意识是党的领导的根本所在，1989年5月，邓小平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41]“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42]他还指出，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43] 综观现代国家构建史，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现代国家构建需要有五个要素：，其中核心能动者位列第一，这也是近代史以来大国崛起的一个规律性前提：政治体系逐步权威化并形成治理的领导核心。[44]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实践表明，正是有了采用了布尔什维克的政党形态，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一步一步向前。作为“领导核心”这个话语，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理解。从宏观层面来说，是指中国共产党；从中观层面来说，是指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从微观层面来说，是指党的总书记，总书记是中央领导集体“一班人”的班长，既是领路人，又是带头人。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动，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刻大变革，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具体而言就是单位社会的终结、经济体制的转轨、政治的反思和转向以及以物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理念的转变与博弈。在每一个变动期，我们通过对“领导核心”的论述，可以找到其演讲变的特征。
事实上，领导核心一个特有的政治实践，不仅仅是一个称呼的问题，也不是一次会议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在改革开放事业遇到重大挑战的情况中产生的。每一次对领导核心的重新论述，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思想、组织创新的过程。
1978年改革开放后，形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格局。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第二代领导集体呈一种“四老（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带二新（胡耀邦、赵紫阳）”的领导格局，这是为了交接班而采取的特殊方式。[45]以“四老带二新”为特点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兼具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智慧和经验与胡耀邦等当时年富力强的新一代政治家的朝气与干劲，结构合理，以整体能力强、勤政亲民、开拓创新的形象著称于世。
在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格局中，存在着“特殊的核心”，主要是指核心领袖并不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46] 十二届一中全会后，邓小平虽然在政治局常委中排位第三，但由于众望所归的原因，成为事实上的核心，但当时并没有表述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1980至 1989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党的文件仅表述为“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事实上，邓小平已经注意到“核心意识”对党的事业的重要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之后，邓小平就开始安排交接班问题，谋划第三代中央领导的集体格局。经邓小平、陈云等集体推荐，胡耀邦、赵紫阳、李鹏、乔石等人先后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被安排在一线工作，尤其是将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下一代的接班人进行重点培养。遗憾的是在执政实践中，胡、赵两个主要接班人都因出现重大问题而没能站住。[47] 纵观1980-1989年之间，胡、赵两人在“党的领导”（表现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领导方式、方法、制度诸方面）与邓小平都有不同的表述。如提出“党只管党”“党组织集中更多的精力抓党的建设, 研究和决策重大问题”，在思想领导上提出“政工干部‘兼职化’”。在组织建设和选拨干部上，提出“能人”标准和“生产力标准”。[48]上个世纪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中国89年政治风波、东欧国家剧变和苏联迅速解体，引起邓小平的警觉。他在同与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49]“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50]邓小平认为，党中央领导集体有了核心就会坚强有力，由“核心”做出的最终决定才能够保证在重大问题和重大关头的统一行动能力。[51]为此，邓小平亲自树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权威，并经十三届四中和五中全会确立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沿续邓小平理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共运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融合、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融入全球化的举措。在党建方面，从先进生产力的角度，提出了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时代课题，确立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 的党委议事决策制度，[52]为后来的“党的全面领导”话语论述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空间。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强调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核心意识、维护中央权威。[53] 这是因为在十八大前的一个时期，党的领导弱化、从严治党不力、“宽松软”现象等在不少地区和部门存在。为此，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新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存在的严重隐患。一方面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在治理腐败、化解产能过剩、治理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积极应对，解决了制约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十九大政治报告将“党的领导”转变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一词的加入，表明“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是核心引领，也表明了需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在十九大报告全文中，涉及“党的领导”及类似话语的表述有86处之多，其中，“党的领导”共16处，“党领导下的”共8处，与党的领导有关的相关表述共62处。这类表述既是对过去五年工作的总结[54]，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阶段的历史经验与成效的总结，突显了党在推进国家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55] 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做出这样的表述。[56]报告中多次出现类似这样的表述和提法“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等[57]。新党章增补了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58] 表明了十九大后“党的全面领导” 核心话语体系的确立。[59]
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的领导核心话语演变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全面领导格局更为明显，在行政体系、人大政协、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农村基层各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透过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形成“党的全面领导”体制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组织越来越多样化，如何确保党的全面领导以实现中国国家的平稳转型是一个重大议题。[60]
三、从党的改革话语演变看国家转型的中国经验
从党的改革话语生成和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党的改革话语是经济体制、改革价值和发展模式的全面构建，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改革话语从经济领域逐渐过散到其他领域，推动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
当然，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每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有步骤、有方法、有策略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改革路径先是经济话语的改革，然后是以改革价值的切换，再到发展模式改革话语的切换。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推动着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生态体制改革等事业的进行。例如在经济改革领域，国家将不同的经济要素“复合”，建立了多元混合型产权制度、市场交易与资源配置体系以及国家宏观调控与监管制度等，即“社会主义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得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所用，国家整体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明显改善，经济开放程度也空前提高。[61]
改革话语的变化也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引导性价值体系）有了新的发展，改革话语消除了中国原有的思想障碍，构筑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新阶段，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话语体系，[62]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改革话语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作为国家转型和改革发展中的核心能动者来讨论和表达。中国共产党将自己扮演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者[63]。由于改革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剧急变化，因此在国家转型和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核心。1978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式上有了很大的调整,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从“革命—改造政党”到“改革—发展政党”的身份蜕变[64]。在这期间,无论是国家政权的重建与行政体系的建设、精英的吸收与转换,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社会管理的基本结构,这些制度建设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高位推动,并以党的权威为其提供保障.因此,李华认为中国国家转型的最大动力是国家而非“公民”,换言之,就是作为核心能动者的中国共产党[65]。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一度“党政分开”的提法和做法，党政分开的初衷在于实现现代国家的规范化与制度化,通过专业分工、规则导向的政府职能体系维持国家的常规化运行。这本身无可争议，但是中国作为社会复杂性程度高的后发国家，政府治理的制度性能力不足而面临的社会公共问题又高度复杂，因而不时要以动员式的运动治理来整合资源，落实政策[66]。因此，在改革开放4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是通过“以党领政”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党领政”不仅不会产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而且这种模式更符合致力于发展与转型国家双重任务的中国国情。国家机关若缺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和权威支持，无法顺利动员国家资源，无法实施国家政策,无法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无法保障国家高速的经济发展成绩，“以党领政”（“党的全面领导”）本身即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战略考量[67]。
“以党领政”模式首先表现为对国家制度建设的完善。1978年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国家恢复了原有的政府职能体系。伴随着社会事务量的增多，国家机关的政府业务量也迅速增加，在中共中央的主导下，推动了国家行政体系的理性化和科层化。从宏观发展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有一个坚强的核心，在关系国家重大事项决策中发挥着把方向，管大局，制定和落实政府。如在意识形态下构建引导性价值性体系，如2003年胡温的“新民本主义”和2012年后的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合法性重构。在政策落实上，发挥“党的领导小组”制度，由党牵头组建的领导小组能够打破行政系统制度化中的条块分割，加强部门间的协商，并通过自身政治权行政资源与物质动员能力推动政策执行。[68]
“以党领政”模式还表现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社会组织的整合。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组织中设立党的基层组织，使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与社会治理。[69]社会组织设置党组使党的领导以制度化嵌入到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党建组包括按单位、行业和区域建立党组织等三种模式，需要对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工作机制、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领导，进行规范，确立基本方向，[70] 最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71]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关键决策、重大举措中的领导作用和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主导作用，“以党领政”的党和国家关系为中国的瞩目成就铺平了道路。这些成就包括:第一是物质成就。这是改革成效最生动的证明。1978年-2017年的39年间，中国两个主要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倍率分别是226倍和152倍[72]，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这些统计数字外,我们还可以物质成就的二级指标看到惊人的成就。第二是改革的制度成就，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能力。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完善了以这个基本制度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体制机制，在干部遴选、领导任期制、党内治理（“党内监督”）、法律法规等一系列制度日益完善。政府机构的设置发挥了整体规模的效应，制度化建设的观念已经深入具体政策领域。第三是秩序和安全.动荡、不稳定原本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必然经历的。40年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剧烈的社会变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本会对城市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产生巨大的冲击波。然而，由于这种制度优势的存在，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
由此可见，正是强调了“党的全面领导”，保障了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经济建设对高效率的需求与权力集中化能够在一定情况下相辅相成，国家凭借权力有效维持社会稳定，主导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将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做法下，国家适度保留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威权（专断性权力），同时利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展国家的基础性权力，让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各种资源，包土地、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在短时间内为中国赢得高效持续的经济增长。在快速经济增长带来包括环境污染、社会矛盾丛生等问题时，国家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推动下迅转变治国理念，改善对社会的治理，提倡幸福、平安和慈善等民本理念，落实包括“共享”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政党体制功能。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的经验包括组织力强的政党，强大的国家自主性，以及新旧体制的转换等。美国著名汉学家杜赞奇也注意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经验”，他指出，中国改革的成功最不可忽略的要素，是中国存在一个强大的党的组织，它深深地植根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之中。党和国家有足够的动员人民的力量，当要推行什么计划时，就去动员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服务。“我们试想想，有多少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动员人民？你不一定会认同这些计划，但你不得不为这种深入社会的动员能力折服。”[73]组织力强的政党和强大的国家自主性代表着中国具有权威性政党和政府，能够动员民众、整合社会资源、吸纳人才，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动国家建设。其间的“组织资源”作用巨大，它支撑着中国的国家转型。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还表明，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应性行为，在每一个不同侧面的改革都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74]，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系列新理念新思想。这些理论话语的演化对于揭示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程也具有重要意义。
贺东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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