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刊》推荐]高宣扬：当代西方人文思潮的理论转换

   

【《辑刊》文章推荐】

 

当代西方人文思潮的理论转换

 

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 高宣扬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冬季卷（2008年12月）

 

摘要：本文阐述及分析近20年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理论转换及其在英语、德语和法语地区哲学的表现特征，试图说明源自同一基础、又深受各地区不同文化传统影响的当代人文主义思潮，面对全球化和当代科学技术的挑战，正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视野和多元化的开放性取向，对人性及人类的现实命运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为21世纪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重建提供新的人文思想基础。

关键词：人文主义  分析哲学  欧陆哲学

 

The Theoretical Changes of Western Humanist Thought Today

Gao Xuanyang

Abstract：Facing new challenges aroused by recent globaliz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he occidental humanist thoughts has to take place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ir theories and basic methods. This article focuses especial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hilosophical currents in English, German and French cultural communities and analyzes their discursive characteristics submitting respectively to their distinctive historical tradition.

Keywords:Humanism; Analytical Philosophy; Europea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作者简介：高宣扬，1940年生，浙江杭州人，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专长为外国哲学史、法国哲学及德国哲学，其代表作有《当代法国哲学导论》、《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后现代论》、《福柯的生存美学》及《德国哲学通史》。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一系列关于人文主义的新论战，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不只是作为一般的历史事件而重演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过的争论，而是针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形势及其惊人的制造能力，集中地围绕人的生命及其未来命运，就哲学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以当代哲学与科学研究新成果为基础，重新估价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人性的各种哲学探讨的理论意义，展开尖锐的论战。

论战的主要‘战场’，往往是近十多年来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核心学术刊物以及重要哲学家发表的最新著作。

理论探讨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探讨全球化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冲击及其理论意义，主要是在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的领域内展开，其讨论结果不仅几乎重写了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和论述方式，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当代西方政治制度和政策的重建过程；第二类是重新估计20世纪各种新思潮对古典人文主义的批判成果，尤其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历史性反思，并由此推动新型人文思想的创新试探活动；第三类是根据现代科学技术新成果，结合生命科学对人体、心灵、生存方式、思想及行为模式的具体研究成果，深入探索人的生命的奥秘，在人体、心灵、思想、意志、感知、情感、动机及生命运动的内外条件等方面，展开深入的探讨；第四类是从本体论、形而上学、存在论和生存美学的更高理论视野，重新探讨人的本质在当代社会文化条件下的变化可能性。这一切，导致西方哲学对人的本性及其与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为在新世纪历史条件下的新型人文思想的重建奠定了基础，也为它的多元化创新可能性开辟广阔的哲学研究前景。

西方人文论题的新争论，是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的学术景观中展开，远远超出人文主义的范围，已经深远地影响到21世纪哲学、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创新方向。

一 理论场域的历史形成及其相互穿插性

西方人文思潮，作为一个源自同一个历史摇篮的文化生命总体，在其流变和创造的双重复杂力量的长期推动下，由于隐含于其中的强大历史性文化特征及其内在固有的思想传统力量和语言基础性结构的影响，一直存在相互区分、又相互渗透的三大理论创造场域，形成了历史演变的三种各具特征、较为稳定的不同传承模式：（一）英、美等国以英语为基础所构成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生命共同体；其中，英国的理论创作力量，凭借自16世纪以来所累积的精神优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特殊文化生命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内容；（二）德语国家及其他深受日耳曼文化影响的地区，主要指德、奥及北欧丹麦、瑞典等国；在这里，德国思想家共同体的创造力及其思想文化产品，往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三）法语及拉丁文化地区，主要是法、比、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而法国和意大利的思想家们，在历次重大的理论争论中，往往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然而，上述由历史文化及思想传统力量所形成的西方理论创造的三大场域，在分流和保持其各自相对稳定特征的基础上，也始终进行竞争性和互补性的相互交流，并在许多领域中，实现时断时续的相互渗透过程，使西方人文思潮本身一直维持共通的一定统一精神力量，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创造成果。

且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一贯被称为英语地区哲学‘主流’的当代分析哲学，尽管其创造场域始终扎根于英国，但它的真正创始人，实际上就是一对英国人（摩尔和罗素）及另一对德语哲学家（弗列格和维特根斯坦）；而且，它又与同时代兴起的法国‘知识哲学’(Philosophie du savoir)和‘概念哲学’(Philosophie des concepts)以及德国的现象学相呼应，环绕哲学与科学、真理与语言的内在关系及其人性基础问题，在几乎同一个主要论题上不期而合。这种历史特征，也决定了分析哲学在其后的发展中，发生了多次既分化、又合流的创造高潮：一方面是英美等英语国家地区内分析哲学的发展和分化，另一方面是德语与法语地区，从早期马赫哲学、柏林学派、维也纳学派、巴黎学派、‘巴舍拉-噶瓦耶学派’ (Ecole de Bachelard-Cavaillès)到战后的卡尔·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冈基勒姆学圈’(Cercle de Ganguilhem)等，都以不同的模式和传统基础，不约而同地反复环绕‘真理/语言/符号’、‘思想/时间’、‘历史/记述’、‘同一/差异’、‘主体性’等基本论题，进行反思和创造性突破，致使分析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原则，几乎成为当代西方人文思潮的一个重要创作基础。

由此可见，流传于欧美各国的意识哲学、生命哲学、知识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现象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的领域内，近50年来一直延续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交叉性和相互渗透的革新运动，致使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传统及其研究成果，都在互动中渗透到各个不同的理论场域，造成全球化之后西方人文思潮的进一步多元化及其在不同地区的特殊散播特征。

二 英语国家人文思潮的新变化

    2007年就任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亨利·露西教席’(Henry R. Luce Professor of Multiethnic and Transnational Studies)的英国分析哲学元老之一、道德哲学家图尔敏，在最新出版的《返回理性》一书中，重申他所呼吁的‘返回人文主义’(Return to humanism)的哲学口号：第一，返回口头沟通和对话性话语(return to oral communication and discourse)；第二，回到特殊或个体性的‘个案’(return to the particular, or the individual cases)；第三，回到地方性或具体的文化历史脉络(return to the local, or to the concret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第四，回到时间系列中(return to the timely)。图尔敏认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在现实环境中所遇到的问题’(real situations encountered by human beings in daily life)[1]。

同样的，牛津大学的安德里安·莫尔(Andrean Moore)也在论述贝尔纳特·威廉(Bernard Williams, 1929-2003)的哲学时，强调哲学的人文主义基础[2]。

    如果我们把探讨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到整个英美哲学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近40年来，原来立足于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传统的英语国家人文思潮，首先是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内出现新的理论突破，其卓有成效者，无疑便是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

    在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带动下，以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1992)和米凯尔·山德尔(Michael Sandel,1953-  )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以诺奇克(Robert Nozick, 1938-2001)为代表的‘最低限度国家论’的政治哲学、以布兰特(Richard Booker Brandt, 1910-1997)为代表的‘准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以斯马特(John Jamieson Carswell Smart, 1920-  )为代表的‘行动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以及以泰勒(Richard Taylor, 1931-  )、迈克尔·沃泽尔(Michael Walzer, 1937-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 1929-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  )等人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取得显著的理论研究成果，致使英美分析哲学的人文主义景观发生根本性重组和更新。

    显然，罗尔斯以远比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更高更深的理论视野，把‘正义’置于唯一优先地位，视之为不可动摇的最高政治道德标准和不可取代的社会价值。罗尔斯一方面强调，不能以其他人的功利为理由而剥夺任何个人的最基本的自由平等权利，另一方面也揭示各种试图取代功利主义的直觉主义(intuitionism)的平庸性，指出它们津津乐道于‘直觉’的层面，往往满足于寻求经验方面可以直接受检验的直觉材料，无法越出直觉经验的范围。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长期通行于英美政治哲学中的经验主义的理论要害，有助于开辟政治哲学创新的广阔视野。

    正因为这样，伴随着全球化的潮水般泛滥，美英政治哲学在近20年来，研究的重心发生多次转变：80年代集中讨论‘共同体’(Community)概念，而在90年代后，又逐步转向‘公民资格’(Citizenship)、‘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及‘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讨论[3]。

    配合英美整个政治哲学理论探讨的步伐，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罗尔斯以正义论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完成了理论上的两次重要更新转换：首先是通过新型的正义论，建构一个以合理的相对同质的道德信念为基础的稳定的‘秩序良好的社会’；接着，又在吸取与社群主义的开放性争论成果的基础上，罗尔斯主张建构一个以包容理性多元理念为基础、并具有广泛重叠共识的‘秩序良好的社会’[4]。显然，罗尔斯试图以较为广阔的视野，探讨适用于全球化现状的全球性合理政治秩序。他说：“合理的和包容性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的多样化”，乃是民主的公共文化的长远特征，也应该成为改善自由民主制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5]。

    所有这一切还表明，环绕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探索，美英政治哲学在总结近200年社会实践的经验的基础上，将其理论争论和创新活动，集中在‘个人权利’、‘机会平等’、‘民主的公民资格’等核心概念上开展起来。而这些争论和探讨的方向，不仅深受欧洲政治哲学发展和更新的影响，而且，也更紧密地结合美国本土及其全球化政治战略，也更深入研究了世界性政治的新特征及其灵活策略。

由此可见，经过诺维尔·斯米特(P. H. Nowel-Smith, 1914-  )、戴维森(Donald Davidson, 1917-2003)、斯特劳森(Peter Frederick Strawson, 1919-2006)、图尔敏(Stephen E. Toulmin, 1922-  )、赫尔(Richard Mervyn Hare, 1919-2002)、菲利普·福特(Philippa Ruth Foot, 1920-  )和约翰·席尔勒(John Searle, 1932-  )等人的修正，原来由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 1873-1958)等人所倡导的以直觉主义方法和功利主义的‘元伦理学’为基础的英美人文思潮，经历60年代后社会文化的转变的挑战之后，经布兰特、内格尔(Thomas Nagel, 1937-  )、麦金泰尔、戴维斯·路易斯(David Lewis, 1941-  )及达尼尔·德内特(Daniel Dennett, 1942-  )等人的改造，已经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以现代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多元化的理论形态。最重要的改变，是不再单纯坚持原来基于证实的科学真理观和形式主义语言分析模式，而是使科学真理越来越与生活本身的逻辑及语言运用游戏相接近。

但是，英语国家哲学界在人文研究中所取得的上述成果，并非轻而易举和一帆风顺。须知，近半个世纪以来，经验主义哲学为了深入探索有关人的哲学性质问题，除了围绕“正义”问题而发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激烈争论以外，还在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复杂的科学探讨和激烈争论。

近十年来，牛津大学的马丁·达维斯(Martin Davies, 1928-  )连续在其著作《意识：心理学和哲学文集》、《心理模仿：评价与应用》及《信念病态》中，进一步发展了心灵哲学的多学科研究取向，获得显著成果[6]。

心灵哲学对人的‘心灵/身体’关系的研究过程是曲折复杂的；他们跳出传统的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和斯宾诺莎式的一元论模式的历程，在人性探究中，呈现出哲学与科学、思想与语言、创造与生活、‘心灵/行为/符号’等内外多元因素之间的多层次和多维度的交叉探索和相互渗透的各种可能性。

首先，传统身心二元论基本上转换成三大类型表述模式：（1）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约翰·伽鲁·依克勒斯(John Carew Eccles, 1903-1997) 和卡尔·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在70、80年代所提出的身心互动论(Interactionism)[7]；（2）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弗朗克·杰克森(Frank Cameron Jackson, 1943-  )为代表的心灵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8]；（3）以大卫·查尔墨(David John Chalmers， 1966-  )为代表的‘心灵性涌现论’(Emergent Theory of Mental Properties)取代了传统的心灵肉体平行论(Psychophysic Parallelism)[9]。

与此同时，传统一元论也从早期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演化成‘同一论’(Identity Theory)、‘功能论’(Functionalism)和‘异态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等多种形式。

    原籍苏格兰的牛津大学教授斯马特(John Jamieson Carswell Smart, 1920-  )和英国哲学家兼生理学家阿林·普拉斯(Ullin Place, 1924-2000)一起所创立的‘心脑同一论’(Mind-Brain Identity Theory)认为，心灵状态既不是物质性，也不能归结为行为，而是可以‘同一于大脑内在特殊状态的现象’[10]。但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  )很快就提出了以‘多种可能的可行性’(Multiple Realizability)概念为核心的‘外在论’(Externalism)，揭示同一论在经验方面缺乏充分的根据。

    正因为这样，戴维森试图以‘异态一元论’纠正同一论的缺欠。随后，原籍韩国的美国布朗大学教授杰格温·金(Jaegwon Kim, 1934-  ；汉名‘金在权’)进一步对戴维森所提出的‘随附性’(Supervenience)概念进行分类和分析[11]，从而加强了‘同一论’的说服力。

接着，普特南和美国纽泽西州路德格尔大学教授杰利·阿兰·佛多尔(Jerry Alan Fodor, 1935-  )，为了强化功能论并进一步驳斥同一论，用‘心灵的经验性电脑模式理论’(Empirical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the Mind)说明心灵状态[12]。

　　为了更深入研究心灵的复杂运作机制，剑桥大学的简·希尔(Jane Heal)教授在其新著《事实与意义：蒯因和维特根斯坦论语言哲学》和《心灵、理性和想象：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文集》中，提出了心灵哲学的一种‘模仿’或‘共同认知’取向(simulation or co-cognition approach)，强调心灵活动更多地类似于本能，并非如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单纯采取‘刺激-反应’模式，而是进行多元综合的过程。这一观点颠覆了心灵哲学的传统观点，不再把心理学方面的探索及其概念当成心灵运作机制研究的‘辅助’手段[13]。

    这种对心灵进行超越哲学、直接采用心理学、医学、生物学和其他生命科学方法的探究模式，是心灵哲学近30年最值得肯定的创造性突破。澳大利亚的阿姆斯特朗(David Malet Armstrong, 1926-  )、大卫·科洛克·刘易斯(David Kellogg Lewis, 1941-2001)、原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塞拉(Wilfrid Sellars, 1912-1989)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柏特·哈曼(Gilbert Harman, 1938-  )等人，都分别利用民间心理现象和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进一步使功能论完善化[14]。

由此可见，由杰出的牛津大学教授吉尔柏特·赖尔(Gilbert Ryle, 1900-1976)率先提出的心灵哲学研究方向[15]，使哲学家们提升到更为纵深的思索和检测平台，开辟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视野，进一步转向具体的身心关系问题，并更多地参照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集中探索人的心灵和思想、心灵事件、心灵功能及其属性特征，以便更深入地在身心之间的交错复杂关系的运作中，揭示人的身体、思想意识和心灵活动的性质。

所有这些新论述形式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在语言运用方面，尽可能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僵化性质，采取多少带有委婉的修辞性质的论述形态[16]；同时，哲学的概念及论证过程，也更多地切近科学表述，使哲学论证过程融化在科学语言的推理中，致使早期的心灵哲学转变成当代的‘神经学-哲学’(Neurophilosophy)[17]。

‘神经学-哲学’的诞生，不仅为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提供启发性的例证，而且，也意味着旨在探索生命奥秘的当代哲学，难免将走上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紧密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传统的‘物质-意识’、‘身体-精神’、‘身心’、‘认识-世界’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都仰赖于新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

心灵哲学的上述转变，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了英美人文主义及其哲学基础的革新趋势，也表现出它同欧陆哲学之间的交流性。

三 法国人文研究的新论题

     2008年春天，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为主会场而召开的《关键时刻1900年的哲学》(Le moment 1900 en philosophie)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纪念柏格森的重要著作《创造的进化》(L’Evolution créatrice)发表及法国哲学会成立一百周年为契机，邀集法、德、英、美等许多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初‘历史共时点’上的柏格森、海德格尔、胡塞尔、狄尔泰、詹姆斯、杜威、罗素的哲学思路进行比较研究。

    该研讨会并不单纯把当时出版的各重要哲学著作及其思想加以表面的比较，也不停留在观察当时流行的各个学派及其理论，而是试图发现1900年西方哲学思考的‘共时性’(synchronisme)中心论点及其历史根源和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同时又使之与2000年新世纪转折的‘共时性’思想焦点加以比较，以便总结出贯穿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性思想特征[18]。与会者一致地认为：西方各国哲学人文思潮，尽管立足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采取不同的思路模式，却共同地指向文化重建和哲学革新的关键问题，其中包括哲学与科学、存在与时间、语言符号与真理、行为动机与生命意向性、意识与情感等[19]重要论题。

    这场国际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国现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兼里尔第三大学哲学教授弗列德里克·沃尔姆(Frédéric Worms, 1964-  )，在他的最新文章中画龙点睛地概括了1900前后至今西方哲学创新思考的焦点：‘生命’中所隐含的‘思想与时间之间的矛盾’(la contradiction entre la pensée et le temps)[20]。他认为，正是这个思想核心，以最浓缩的哲学语言，概括了一个世纪以来人文思潮的整个理论争论的基本精神。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2006年，巴黎《理解的艺术》丛书出版《人文主义的哲学》，重新估价西方人文主义思想遗产[21]。此前不久，巴黎《文学评论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也发表‘更新政治哲学’专号(Numéro spécial pour Renouveau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上述两个出版物发表的背后，实际上存在极其深刻的理论和思想斗争背景。法国哲学界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探索过程中，从来没有忽略过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关于‘人性’、‘主体性’、‘人权’、‘社会民主’和‘自由’的哲学争论，在不同理论派别和思潮之间一再地重复发生。

    面对新的社会文化条件，原来属于解构派和社会正义派的思想家，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为代表，从新的角度，反思他们过去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试图重建他们的‘人性’、‘人权’和‘社会正义’等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依据近30年全球政治的转变，重整他们的政治哲学的论述形式及策略。

    德里达等人明智地更新他们的人文主义基本范畴，从新技术和全球化引起的生活环境严重恶化以及人类生存受到最先进的数码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威胁而面临危机出发，一方面深入批判传统的西方种族中心主义(occidento-ethnocentrisme)和人本中心主义(anthropologocentrisme)，另一方面鲜明地维护包括动物在内的全球一切生命体的‘生存权’和‘自由权’，强调要以新的广阔视野探讨人性、整个宇宙和政治的问题。这就造成原来从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法国‘解构派’、‘社会民主派’和‘后现代派’政治哲学队伍的重整和调整，也产生法国政治哲学论坛的崭新局面[22]。

 与此同时，长期与解构派对立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结合时代的变化，针对其论敌的基本概念的漏洞和片面性，一方面认真更新自身的人文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挑战性地提出一系列适合于新世纪政治形势的新概念，并及时调整他们的政治哲学的探索重点，即集中讨论在全球化、技术化和市场化条件下的‘自由’的新内涵及其在整个政治生活中的本质意义[23]。

  在目前法国哲学界所进行的人文主义新论战中，明显地存在三条相互交叉、并相互争论的思想路线：第一条是由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延续下来的思路，在近20多年来，特别是在福柯于1984年去世之后，主要是由李欧塔和德里达为代表，重点地探索了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人的生存条件问题。他们以西方法制的‘死刑’以及现代‘人造基因’技术的‘非人性’为范例，强调人性中的‘动物性’(l’animalité)的基础价值[24]，主张‘宽容’(Pardonner)[25]，并以‘独特性’(la particularité)为基本范畴，一方面继续批判‘主体性’，另一方面突出个体生命体存在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不可替代性、不可化约性及其对‘他者’的无限容忍性。德里达说：“正是针对‘主体’和‘自由’这两个语词，我们必须加以说明。对于决定论，对于帝国主义式的决定论的论的抗拒，我既不诉诸于主体，也不诉诸于自我，不诉诸于意识，甚至也不诉诸于潜意识。相反，我要做的是站在‘他者’、‘不可计算者’和‘事件’的立场上。所谓独特性，就是用来展现从‘他者’和从‘不可计算者’那里所产生的一切。这样的独特性，不管它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存在，都不能归属于任何计算机器的规则，哪怕是决定论的一种最无可争议的法律”[26]。

  德里达还针对西方自由主义者利用苏联及东欧国家倒台而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无节制的‘反攻倒算’，发表《马克思的幽灵》，批判以日本自由主义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的虚伪性和残暴性，并重申对全球化引起的‘失业’、‘无家可归的公民’、‘国际法现状’等问题的极度关切[27]。

  第二条主线是法国原有的现象学运动的延续，由于新的生活世界的转变以及法国现象学理论和方法的重新调整，在人的问题上，也出现了有别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创始人的人文主义的新观点。当然，法国现象学运动在新的阶段的进一步分化和多样化，也使现象学对人的问题的新探索，出现了多种论述方式，并在现象学运动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站在最前列的，是现象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正当西方社会面临伦理道德思想的严重危机，当大多数西方思想家深感西方道德及其哲学、宗教和文化基础本身已经过时、而无能为力的时候，列维纳斯以坚定的立场，几十年如一日，力挽狂澜，以人性为基本论题，始终坚持进行道德伦理的哲学重建，试图深沉反思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教训，并在当代消费社会和电子数码文化泛滥的历史时刻，创建一种以尊重‘他人’为核心的新道德哲学，一种他称之为“第一哲学”的伦理本体论体系。

列维纳斯所理解的伦理学，并不像海德格尔那样，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存在方式”，也不仅仅是指个人的精神境界的完善化过程，而是个人无法逃脱的“对于他人的责任”(la responsabilité à l'égard d'autrui)的实施过程，这也是每个人的同一性(l’identité)和唯一性(l’unicité)的真正奥秘所在，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28]。

列维纳斯反复论述‘他人’存在的绝对性及其无限崇高性，强调人性的核心就是“对他人负责”。

  与列维纳斯始终站在一起，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重提了“责任心”(Responsabilité)的伦理基本概念，批判全球化、欧盟扩大以及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道德衰败[29]。他的理论旨趣，使他不但批评胡塞尔单纯进行主观意识的现象学还原的主观观念论，而且也强烈批评海德格尔关于“此在”(Dasein)的“人生在世”(Sein-in-der-Welt)的“短程迂回”(le détour de court-circuit)的缺点[30]。在利科的现象学的新人观中，明显地显示出以下特征：人的主动创造性，始终不可能逾越处于绝对地位的神的超验性；有限的人，尽管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文化优越性，始终避免不了“可错性”(faillibilité)和“可有罪性”(culpabilité)[31]。在此基础上，现实的人，只有通过尽可能漫长的“最客观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迂回绕道”(le long détour par les sciences humaines les plus objectives)，取代海德格尔的所谓“此在”的“短程迂回”，通过与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他人”的对话(le dialogue avec des autres)，开辟自身的创造可能性[32]。

 另一位杰出的现象学家米歇·昂利(Michel Henri, 1922-2002)也发展他的“自我奉献”(Auto-Donnation)的现象学人观，强调人的生命的自律和自我生产能力的“无限性”[33]。

更具代表性的现象学新人观，是由庄·吕克·马里墉(Jean-Luc Marion)所提出的。他在现象学领域中，通过“捐赠”(donnation)问题，开辟了关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探究的新方向[34]。

第三条主线是原本就明显地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采取根本对立立场的自由主义学派，以吕克·费里(Luc Ferry)、阿兰·雷诺(Alain Renaut)、弗朗斯瓦·弗列(François Furet)、阿兰·芬基尔克劳德(Alain Finkielkraut)为代表，他们充分利用全球化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提出了相应于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批判原来存在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观。在这方面，他们尤其借助于海德格尔历史档案的全面揭露，重点地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人文主义的倾向，并使之同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从而掀起了一场震荡法国及整个西方学术界的批判海德格尔的新运动[35]。

  阿兰·雷诺和吕克·费利等人早在他们的批判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性著作《1968年的思想》中，就已经直截了当地点名了这些被称为“1968年思想”的“反人文主义”性质[36]。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阿克谢罗斯(Kostas Axelos, 1924-  )等也积极参与世纪转折时期的人性探讨[37]。年青的社会学家罗耐(Joel de Rosnay)从宏观和微观的各个不同角度，从自然、历史、文化及人本身的遭遇，分析在当代制造‘克隆人’的基因技术和数码符号技术的威胁下，人类的未来命运。他认为，21世纪的世界文化和思想，不但是极其复杂，而且也将是高度变动性和灵活性；这对于人类来说，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和悲观后果[38]。

由此可见，对解构主义等思潮的反思，并不意味着返回20世纪50年代前的人文主义，而是以最新的研究视野，以生命现象学及当代生命科学的新成果为基础，重新开拓研究人的性质的哲学前景。

四 德国人文主义的新思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哲学界不停息地对法西斯反人道的罪行进行深刻的反省，通过哲学人类学、现象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社会批判理论以及行动规范问题的争论，通过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多元化理论探究，哈贝马斯、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 1903-1993)、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 1928-1998)、保尔·洛朗琛(Paul Lorenzen, 1915-1994)、布鲁门贝尔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弗里特里希·卡姆巴尔德(Friedrich Kambartel, 1935-  )、施威默尔(Oswald Schwemmer, 1941-  )、彼得·雅尼斯(Peter Yanich, 1942-  )、居尔根·密特尔斯特拉斯(Jürgen Mittelstrass, 1936-  )、阿瑟尔·霍内兹(Axel Honneth, 1949-  )、奥德弗里德·赫弗(Otfried Höffe, 1943-  )、乔治·墨格尔(Georg Meggle, 1944-  )、汉斯·约阿斯(Hans Joas， 1948-  )、克劳斯·奥弗(Klaus Offe, 1940-  )、阿尔布列斯·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 1933-  )、巴基斯(Günther Patzig, 1926-  )、图根哈特(Ernast Tugendhat, 1930-  )、罗伯特·斯贝曼(Robert Spaemann, 1927-  )、赫尔曼·吕伯(Hermann Lübbe, 1926-  )、奥多·马瓜德(Odo Marquard, 1928-  )、曼弗列德·李德尔(Manfred Riedel, 1936-  )及彼得·斯洛德岱克(Peter Sloterdijk, 1947-  )等人，都先后发表重要著作，论述他们的新人文主义观点，使人文主义在新世纪理论平台上得到新生。

    跨入21世纪以来，哈贝马斯发表的《论人性的未来》，既深入探讨当代人文主义的新论题，也配合法国的德里达等人对当代技术和全球化的批判活动[39]。同时，就道德、科学、宗教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哈贝马斯还特地与教皇探讨基本人权的可能形态[40]。这一切，是哈贝马斯从90年代对‘沟通理性’、‘规范化政治’和‘商谈伦理’的研究的延续。

    在当代德国哲学的人文主义论战中，原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继续作为该学派的带头人发展‘社会批判理论’的人文观点，促使该学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思想家环绕同一主题进行创造性思考。他们绝大多数出生于40年代之后，对当代社会文化的新特征有较强的敏感性，在理论上已经逐渐脱离第一代思想家的基本观点；其中，在理论界发生较大影响的是：阿瑟尔·霍内兹、汉斯·约阿斯、鲁兹·温格尔(Lutz Wingert)、约舍夫·弗吕斯特(Josef Früchtl, 1954-  )、马丁·娄毕尔(Martin Löw-Beer)、莱纳·佛斯特( Rainer Forst, 1964-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1944-  )、豪克·布伦柯斯(Hauke Brunkhorst)、米萨·布卢姆里克(Micha Brumlik)、马蒂阿斯·鲁兹·巴赫曼(Matthias Lutz-Bachmann)、贡兹林·斯密特·诺尔(Gunzelin Schmid Nöerr)、克利斯朵夫·蒙克(Christoph Menke)、马丁·希尔( Martin Seel)、马蒂阿斯·凯德纳尔(Matthias Kettner)、沃尔夫冈·古尔曼(Wolfgang Kuhlmann)、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龚德尔·弗朗克贝尔克(Günter Frankenberg)、克劳斯·贡德尔(Klaus Günther)、葛德鲁特·柯赫(Gertrud Koch)、尹格博尔格·毛斯(Ingeborg Maus, 1937-  )、赫尔达·纳格尔·多斯卡尔(Herta Nagl-Docekal)、贝恩哈特·彼得(Bernhard Peters, 1960-  )以及海因里希·芬克·埃特尔(Hinrich Fink-Eitel)等。

    阿瑟尔·霍内兹是新一代思想家的典型代表。他从2001年起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并集中研究‘承认政治’(Politik der Anerkennung)，将德国政治哲学研究与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诉求联系在一起[41]。

    在哈贝马斯的学圈之外，担任卡尔鲁尔高等塑造学院院长的斯洛德岱克(Peter Sloterdijk, 1947-  )，也对全球化和当代人造基因工程的发展极为关注；他反对以‘反恐怖主义’为名实行‘超级政治’，同时也认为必须适当遏制对当代技术成果的滥用，维护人类生存的条件[42]。由于他的卓越贡献，斯洛德岱克于2001年以‘未来哲学思考’的名义，获得克里斯蒂安·凯勒奖(Christian-Kellerer-Preis für die Zukunft philosophischer Gedanken)。

五 欧盟创建后理论场域的交错化和模糊化

欧盟从战后的‘欧洲共同体’原始模式逐渐转化成现在由27个国家所组成的欧洲联邦，也为西方人文思潮的新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一方面促使欧洲范围内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得到进一步扩展和提升，加强了欧洲同英语国家地区的活动及相互渗透，另一方面也促使欧洲的思想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

在英语哲学界（即英、美、加、澳及新西兰等国），近20年来，欧陆哲学的影响，越来越促使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流派发生新分化：其中一部分固然是从经验主义营垒中分离出来，例如，被指责为‘分析哲学的叛徒’的洛蒂（Richard Rorty, 1931-  ）等人，进一步发扬原来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阿瑟·丹多(Arthur C. Danto, 1924-   )教授所奠定的反经验主义倾向，以诠释学为主轴，主张使哲学脱离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成为更人性化的修辞性和文学性论述；德国与法国的现象学的方法，则直接促使分析哲学更全面的探索改造形而上学的新道路。麻州理工学院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在近几年还走得更远，更彻底地批判分析哲学的基础；他在最近发表的《论人性：与福柯的对话录》[43]以及他在政治上直接尖锐批判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简直可以使他成为法国解构主义思潮在美国的‘第一代言人’。

在年青一代的思想家中，加拿大的伊安·哈金(Ian Hacking, 1936-  )，不但在内容上，也在表达形式和策略方面，发扬了欧陆哲学的风格和特征。他最近发表的《重写心灵》和《什么的社会建构》[44]等著作，继续发扬他本人从上个世纪末以来的创作勇气和胆略，将英美哲学领域的气氛扫之一新。

即使是在哲学的最传统的部分，即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等，西方上述哲学三大理论创作场域之间，也始终存在互动和相互影响，使过去一直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英美分析哲学的基本精神，也与德国和法国等欧陆哲学家重建形而上学的思路相呼应，存在许多相互启发的迹象。

新世纪初以来，牛津大学约翰·豪桑(John Hawthorne)一直致力于应用当代逻辑语言重建形而上学[45]；他在《知识与彩票游戏》一书中，吸收欧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观点，创立‘主体-感受恒定性’(Subject-Sensitive Invariantism)的新理论，强调知识的显现(the presence of knowledge)主要依赖于‘主体的感受旨趣’(subject-sensitive interests)。[46]而他的同事安德里安·莫尔则高度肯定法国知识哲学关于‘无限’的研究成果[47]，强调采纳法国数学家柯以列(Henri Koyré, 1902-1964)关于‘有限-无限’的辩证关系的重要性。

    同样的，牛津大学的梯摩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 1955-  )和剑桥大学的卡西姆·卡萨姆(Quassim Cassam)则试图吸收欧陆哲学的知识哲学的研究成果，超越分析哲学一贯强调‘精确性’的传统[48]。

而在伦理学方面，几乎整个西方哲学都集中研究与当代全球化和科技密切相关的‘环保伦理’、‘科技伦理’及‘生命伦理学’等新型课题。

反过来，英美哲学的传统也随着欧盟的发展，涌进欧陆各国，以科学的严谨形式，补偿了德国、法国及其他欧陆国家的思想创造多样化的需要。最明显的，是法国近几年加强了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巴黎第一大学教授瓦格纳(Pierre Wagner)和贝奴阿(Jocelyn Benoist, 1968-  )以及法兰西学院院士贾克·布维列斯(Jacques Bouveresse, 1940-  )等人的专著进一步提升了法国的分析哲学研究水平。

针对当代消费文化、科学技术数码化以及社会风险的增强趋势，当代西方人文主义注重于道德伦理多元化的重建。现象学家汉斯·约纳斯和保尔·利科，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特征，强调建构‘环境的责任伦理学’；哈贝马斯主张建构以合理沟通和相互讨论为基础的论述伦理原则；特尼森(Michael Theunissen, 1932-  )和列维纳斯，分别以现象学的视野，主张以‘他人’为核心概念，重建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49]。即使是对传统人文主义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德里达等人，也在他们的晚期理论探讨中，强调建构自身自律的生存美学和无条件的宽容伦理原则。

此外，在西方新人文思想的重建中，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和文学艺术，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列维纳斯、利科及汉斯·约纳斯等人，实际上成为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思想传统重建人文思想的典范人物。新教皇还和哈贝马斯一起讨论建立以理性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为杆杠的新社会的可能性[50]。而大量文学艺术家，则通过积极的干预性创作行为，直接推动新世纪人类伦理的重建工程。

而且，摆脱原来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约束，使西方新人文主义，不再抽象地探讨“人的本质”或“人性”的问题，而是紧密结合人的思想创造、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更深入地讨论现代人的现实问题。用福柯的话来说，现代西方哲学不再提出“人是什么？”，而是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由康德所开创的这种人文研究旨趣，经尼采、海德格尔发展及其他反传统的重要思想家的进一步发展之后，已经演变成越来越对人的各种重要生命现象的深入探索。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复兴，并不单纯决定于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努力，实际上还依赖西方公民社会本身的力量和资源，发动大多数社会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政府和公民个人之间进行越来越活泼和多元化的沟通和协商，特别利用当代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媒体手段，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多管道、多层次和多维度的人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