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邓 正 来*

 

刊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引  言

 

当下中国正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之中。全球化时代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事实上也对中国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拟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为题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予以初步探讨。我将主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全球化时代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第二，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三，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两大“瓶颈”及其克服。经由这三个问题的讨论，我试图指出：我们必须树立一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看到全球化背后存在着的“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而作为中国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有必要也有可能“走向世界”。但是，当下社会科学界存在着的“西方化”倾向和“唯学科化倾向”确实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两大瓶颈；为了履行中国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并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我们必须克服上述两种倾向，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言，进而为世界学术做出我们的贡献。

 

一、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80年代以降，尤其是因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而导致的意识形态之战的所谓结束，“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渐从两个向度上凸显出来。第一个向度表现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使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趋势更加明显，并且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这三架马车的支配下以及经由全球性问题的增加或人类共同危机的出现而表现出更多全球性或更少民族国家的色彩，一如罗伯特•赖克所指出的，“我们正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新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届时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的公司、工业乃至国内经济等等这些为我们熟知的旧概念。国家的边界以内将只剩下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全球经济的离心力正试图拆散把一国的公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i]实际上，每一个国家和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的生活，都正在蒙遭全球化所带来的往往是相当剧烈的改变，[ii]而其影响的程度和意义，几乎是举目所及且无所不在的。

第二个向度则表现为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了各个学科的“显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关于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iii]发表以后，一方面，“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iv]渐渐成了国际社会科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进而成为人们审视当下各种问题的新视角，甚至构成了人们知识生活的真正“语境”。正如M．沃特斯所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v]汤林森也认为，当后现代主义故意地、挑逗性地做出反偶像姿态时，全球化理论却悄然无声地威胁着人们所珍视的信仰，它以其内在潜力来取代或迫使人们重新检验一些既定的有关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分析结果。无论全球化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进程，它在理论上给人们所提供的新认识、极其丰富的理论意义以及颇具说服力的原理，都将对其他各种理论和观点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vi]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即刻指出的是，“全球化”也是内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像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vii]

另一方面，关于“全球化”的学术研究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一项核心论题，因为不仅当今世界的一切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问题都与全球化这个论题紧密相关，而且当下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出现的以“全球化”为论题的研究（诸如全球治理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文化全球化研究、全球共同利益研究、全球正义研究、政治全球化研究和法律全球化研究等等）也已几乎覆盖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viii]关于西方论者所做的全球化研究，戴维·赫尔德等人经由分析而给出的分类颇具有理论参考的意义。他们把既有的西方全球化理论划分为三大阵营：极端全球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中，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旧的制度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或者完全过时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而且市场也正在成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惟一力量。这种全球化观点把经济逻辑奉为圭臬，而且它所信奉的那种新自由主义还把单一的全球市场和单一的全球竞争规则的出现赞誉为人类进步的标志。怀疑论者则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去证明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迷思”(myth)和天方夜谭，他们甚至用一种充满怀疑的语气指出，“全球化是一个适合于没有幻想的世界的神话，但同时也是一个剥夺了我们的希望的神话。”[ix]在他们看来，经济相互依存的当代水平绝不是前所未有的，现有的经济整合水平既不符合“理想模型”，也没有超过19世纪晚期古典金本位时期的水平，所以当下全球化的程度被完全夸大了，因为它依旧停留在国际经济的层面上。再者，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摆脱控制，反而更需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管制权力来确保经济自由化的不断推进。与上述观点不同，变革论者的基本观点则主张，在新的千年到来以后，全球化将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核心力量，而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与此同时，变革论者也强调，这种“变革更新”的方向并是不确定的，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本质上偶然的历史进程。[x]但是在我看来，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全球化理论给我们所提供的并不只是它们各自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而是它们极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一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晚近出版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指出：“全球化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主要的范式转换，社会科学绝不可能再与从前一模一样了。” [xi]当然，更为重要的则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为我们所提供的这样一种启示，即当下的全球化乃是一种可争辩的过程。

对当下中国而言，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因此，在根本上讲，中国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是否发言乃是无甚意义的。然而现在的情形则大为不同了，中国经由承诺遵守世界结构的规则而进入了世界结构之中，成了“世界游戏”的一方。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亦即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对话者”或罗尔斯意义上的“虚拟对话者”——“正派的人民”（decent peoples）。[xii]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遵守世界结构规则所做的承诺本身，已经隐含了中国亦由此获致了参与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

因此，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作为“思想库”和“智力库”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讲，全球化都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刻。对中国社会科学来讲，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事实上迎来了学术国际化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遇。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使得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与现代化时代的那种支配关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事实上也为中国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游戏规则的机遇。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参与其间的这一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合谋”而是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这就是说，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既不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合谋，也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循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xiii]但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获得显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能否适应这样的要求和把握这一机遇的前提乃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否则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而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则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这方面的理想图景。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进入到了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由此可见，我们能否把握住全球化带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自己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然而，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所主导的同质化、客观必然的和封闭的进程，那么，显然我们就永远只能生活在“西方理想图景”的阴影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厘清全球化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对全球化进行探究，亦即要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探讨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

我一直主张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根据中国的“问题化进路”。我之所以主张采取这种进路，主要是以以下两个理论预设为依凭的：

第一，当下的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不是人类的终极性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因此任何阻碍或反对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都应受到反思和质疑；与此同时，任何支持或捍卫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因而也同样是一个必须接受审查或反思的开放性问题。根据这一预设，我们可以具体地认为，16-17世纪建构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式”世界秩序，取代了此前盛行的帝国秩序。但是，这种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虽说延续了数个世纪，却依旧不是一种终极性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还存在着许多我们必须反思并考虑变革的问题。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便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思和变革的努力。换言之，在我看来，一般视角下的这种全球化时代是一种“时刻”（time），它试图把我们从既有的“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及其赖以为凭的关于世界的整个哲学理念中解放出来，并“命令”我们去重新思考和批判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唯一基础的世界秩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现在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匆忙地得出结论认为，一般视角下的这种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就一定是一种比“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更优、更善、更可欲的秩序，甚或一定是另一种终极性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因此这种全球化本身——不仅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全球化，也包括它们所赖以为凭的思想基础或意识形态——也在我们的反思和批判之列。[xiv]

第二，在我看来，在根本的意义上讲，“全球化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话语的问题，是何种视角将支配我们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但是，从中国社会科学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个话语维度基本上被忽略了，即使有论者论及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被卷入一种所谓客观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介入了一场有关全球化的“话语争斗”之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其核心就是话语争夺权的问题。而这场话语争斗的关键意义便在于它向我们开放出了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即我们究竟面对的是谁的全球化？何种“全球化”？这不仅要求我们强调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意识”，更是要求我们强调一种由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构成的全球化进程。这种要求所依凭的乃是乌尔利希·贝克在全球化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这样一种颇为著名的概念分析框架：广义的全球化既不只是一种客观现实，也不只是一种主观建构，而更是一种主客观的互动进程，而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便是被分别称之为全球性、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三个概念。[xv]显然，这一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它给我们开放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维度，亦即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全球化的话语争斗维度。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对那种片面强调全球性或全球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种因素繁复互动的问题的时候总是很随意或者很习惯地把它们描述成一个极其片面的平面图象？因此，将全球化问题本身做“问题化”处理的努力，不仅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全球性和全球主义是一起出场的，而且还意味着我们绝不应当简单地以为全球化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客观现象，而应当充分意识到全球主义对全球性的建构或型塑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当介入到有关全球化之性质的“话语争斗”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而其核心问题便是有关何谓“全球化”或“全球化”何去何从的话语争夺权的问题。[xvi]

由此可见，只有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而不是前见性地将其看作是某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或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洞见到全球化与全球性、特别是全球主义的关系，洞见到潜隐于全球化背后的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实质，进而洞见到一种服务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我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这一长篇系列论文（即将由商务印书馆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为题出版）对此进行了详细探究，我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毋宁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法律全球化”也并不是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非国家法律一元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化”的进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毋宁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话语争夺权”问题。[xvii]

质言之，全球化其实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并依据“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重构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提供认识论前提；同时，也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进而为影响和重构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与方向做出我们的贡献。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们知道，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发展创新，做思想库，走向世界，同时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在此，我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因此，我特别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在这一部分，我们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此问题进行探究。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这样四个相对明晰的阶段：（1）从1840年至今的“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在翻译大量社会科学文献的同时，也在中国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2）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3）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运动；（4）在上述历时性向度的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观照下，十七大所提出的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就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交流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再简单的引进和复制西方的思想，而要有我们自己的声音，要用我们自己的独特思想去与世界交流和对话。否则，我们将只是西方学术的接受者和追随者。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只用西方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学术，也不能只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因为中国至少这30年的发展和智慧，是许多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的。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只要我们秉持我刚才谈到的那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走出去”战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它可能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进入到一个新的知识转型阶段——亦即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建构“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并使之走向世界，影响全球化进程之方向和世界秩序之性质的新阶段。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把握这个重大命题的背景性因素：

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全球化的“话语争斗”维度。前面我们讲到，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同质化的事实或过程，而是一个主观可变的进程，在其背后潜隐的是一种“话语争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我们实施大国战略这一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自觉担当起其时代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构成的世界结构的裹挟和包围下成功突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而且，当今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大国不仅都制定了本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战略，而且其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事实上都是以其发达的社会科学为前提的。比如说，美国对社会科学实施了一种“普适性强势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利用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行为科学取向的实证科学研究和量化方法；利用社会科学的全面布局和重点机构，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无国界”差异和普适性特性；利用高等教育机构的优势资源，吸引外国学生和学者的加盟，实现社会科学的扩散效果等；大力推行、输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制度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期获得全球化的普适性。[xviii]在很大程度上讲，这种社会科学战略正是美国实施“单边”外交，保持单极地位的关键步骤。因此，在大国竞争的全球化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中国大国战略和促进中华民族和平崛起这一伟大的战略性和时代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到全球化“话语争斗”的背景下，并站在国际政治竞争的历史高度来对待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将其看作是一个理论问题，亦即全球化时代的“话语争斗”问题、国际政治问题和大国战略问题。

第二，全球化的背后不仅是“话语争斗”，更是“文明冲突”。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其实是维护中华民族“文化安全”、加强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步骤，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换言之，那种可见的国家“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当前，世界大国都在采取措施增强自己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国的文化安全，便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除了我们传统上关注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外，东亚和南亚文化的最新动态也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近年来，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而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以后，强调2l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大力加强文化输出。[xix]因此，在亚洲文化大战已经展开的背景下，在世界各大国都在采取措施增强自己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背景下，我们站在中国文化安全的高度探讨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其历史性和时代性的战略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我们已成为“经济大国”，但还远不是“学术大国”，以及学术影响下的“政治大国”。我们刚才谈到，我们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标志着，我们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由于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总体缺乏，我们还远不是“学术大国”，以及学术影响下的“政治大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主要是囿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一般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大众层面，而忽略或无力对西方乃至世界的学术界产生足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在世界未来发展的问题上、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几乎从来不为国际学术界所引证。而我们知道，作为社会之精英的知识界，通过其同事、学生这个通道，一直是影响社会发展和认识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成果却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可以从2007年度SSCI收录的来源期刊情况的统计中可以看出。2007年度SSCI收录1962种由40余国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国最多，所占比例将近60%，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却只有10种，而真正由大陆地区主办的只有两种，这还包括今年5月份刚刚入选的一份刊物。[xx]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上面所发的论文引证率也是极其低下的。中国大陆地区期刊在SSCI来源期刊中所占比例和引证率在很大程度上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中的影响力。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中的影响力与我们的经济大国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中国社会科学要真正走向世界的确任重而道远！

第四，对中国现代化或发展经验的理论解释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如果说前三个背景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那么对中国现代化或发展经验的理论解释则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可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短短三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中一定隐含着我所谓的“中国经验”，因为中国并没有遵从西方既有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尽管我们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强调的单一性经济增长目标所带来的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环保问题等等，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传统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专制历史最长、现代化进程最曲折（仅半世纪以来，我们就先学习西方非主流的苏俄计划经济模式，接着又转向主流的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初步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革，持续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本身的确堪称了不起的成功！[xxi]在这些成功的发展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而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释。

如果我们更具历史感地将我们的视野再向前推进，即将我们的视野投向16世纪以来的500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百余年的中国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的这部发展史本身的确堪称一个“学术富矿”。简言之，约500年前，继东方佛教文化之后中华文明开始遭遇西方基督文化（西方基督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xxii]；168年前，第一次同西方国家之战争（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在器物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整整110年前，与同为后发国家和儒文化圈的日本的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则使我们开始认识到制度层面民主建设的重要性（戊戌变法）；97年前，我们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终于结束了延续千余年之久的帝国时代并走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探索历程（辛亥革命）；59年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国家的独立，但却又移植了西方非主流的计划经济模式，并为中国现代性带来了相对于古典传统的计划经济新传统问题（新中国成立）；而整整30年前，我们终于开始正面接受西方主流的资源配置模式，并于去年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改革开放）。

回顾这段历史，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比如说，老生常谈的、由“中西”问题与“古今”问题相勾连所形成的中国现代性问题（尤其是对西方文化与中国古典儒学传统、苏俄计划经济新传统之关系的认识）；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与机遇（比如对中国置身其间的世界结构的认识）；中国持续经济发展的机理和奥秘；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想图景”问题；对“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等结构性难题性的理论分析与回应等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就会发现：它既“命令”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历史与实践经验作出社会科学的解释，又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进而为世界学术发展做出贡献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全球化时代“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的高度，还是从中国社会科学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都有非常必要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而500年来、特别是百余年和晚近30年的发展经验则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为世界学术做出我们的贡献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认识，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至少包含三个议题：一是如何使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如何使中国当下的研究走向世界；三是如何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它的学术标准。与此同时，它还必然包含三个基点，因为上述三个议题乃是以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点为依凭的，没有研究，也就谈不上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了。第一个基点是如何继续用批判的方式去研究和认识西方思想；二是如何以当下的视角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积淀；三是如何更为切实的分析和研究当下中国发展的经验以及其间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认识、解释和探究中国30年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智慧。在这个基础上，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也就是向世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下使命之所在。

 

三、制约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两大“瓶颈”及其克服

 

我们刚才在第三个背景性因素中谈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目前对世界学术影响力极为低下的问题。在今天演讲的第三部分，我想专门把这一问题挑出来予以探讨。这里问题其实即是：为什么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对世界学术的影响力极为低下？在我看来，这涉及到我所谓的制约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两大“瓶颈”。

第一大“瓶颈”便是我在前面曾经隐含涉及到的既有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的“西方化倾向”。[xxiii]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中国论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而这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论者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国论者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的做法，也就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其次，这种知识实践的展开，还迫使中国论者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根据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论者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

第二大“瓶颈”乃是与上述“西方化倾向”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一种日趋严重的、狭隘的“唯学科化”倾向。[xxiv]我们知道，我们迄今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事实上都是伴随着我们的“知识引进运动”而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的。[xxv]但是，在以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论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否思”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xxvi]我们的学科化倾向却日趋发达并僵化。我们必须承认，这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严格按照一级学科进行设置的模式大力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独立发展，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中国知识生产的整个建制也都是严格按照学科设置展开的，无论是学术研究项目的设定、申请或评价，还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或评价，甚或是学术刊物的分类，概莫能外。具体而言，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学术研究的唯学科化倾向”。就整个社会科学而言，不仅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是严格按照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若干一级学科展开的，因而中国培养的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学科甚或某个研究方向的“专家”，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也是以各个学科的边界为限的。更为严重的是，“唯学科化”倾向甚至已经侵入到同一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学术研究之间。以法学为例，不仅部门法学（应用法学）与理论法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学科壁垒，甚至各个部门法学（应用法学）之间的研究也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学术评价的唯学科化倾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更为致命的倾向，因为在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在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学科化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体上也只能朝着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的学科化倾向引导甚或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化。比如说，在职称评定制度中，各个学科大都会规定只有发表在相关学科刊物上的论文才能被认定为有效的学术成果；体制内各种学术奖项的设定或评价工作，乃至于各种科研项目的设立工作，也基本是按照学科而分门别类地进行的。

显而易见，学术旨趣上的“西方化”倾向和学术研究或学术评价上的“唯学科化”倾向都丝毫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第一，“西方化”倾向的存在，不仅使得我们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被支配者，而更为紧要的是，它还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完全丢失了中国，进而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向度上的学术自主性成为不可能。一如我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尽管中国法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却受到了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提供了一幅西方关于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的论者们完全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xxvii]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在西方学术话语系统已经为其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和理想图景的情形下，其实质是把中国仅仅视作是普遍化的西方历史在东方的一个特殊范例而已。我经过长期思考发现：知识不仅是一种力量，也不只是一种权力，它还具有更重要的维度，即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xxviii]这意味着我们在解释、研究乃至于批判我们的某种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赋予这一对象以某种正当性。中国论者通过对西方知识系统的不断诠释或描述，也使得其间隐含的特定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具有了某种正当的品格。这表明中国论者在这三十年中经由“知识引进运动”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因为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实际上，我在最近所做的一项以“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为个案的分析也表明：中国法学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都市化”趋向，亦即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把原本复杂的由“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世界结构”重合起来的中国社会做了一种盲目比照西方现代社会的“都市化”同质处理。[xxix]由此可见，我们思想一切，也思想西方知识中的“中国”，但唯独不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思想根据和研究对象的当下世界结构中的现实的中国。显而易见，以西方化的“理想图景”去对西方现代性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发展走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言除了获得“东施效颦”的骂名、甚至重蹈“老师打学生”的覆辙外，是不可能影响西方的！

第二，这三十年的学科化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初期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唯学科化”倾向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显见不争的。首先，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化”倾向致使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丢失了中国，那么“唯学科化”则使它在研究的过程中肢解了中国，因为原本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唯学科化”的背景下，却被肢解成了一个个孤立且互不相干的片面或局部。以当下中国颇为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例，社会学论者一般都只会关注对这一结构的经验调查和描述，法学论者大多会关注由这一结构所产生的所谓“国家法－民间法”的互动或紧张问题，而政治学论者则往往局限于城乡平等问题甚至更为具体的户籍改革或村民自治问题。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涉及到了上述各个方面或局部，而且还涉及到了中国发展及其阶段的问题和人口问题，更是涉及到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社会秩序正当性或可欲性的大问题，而对于后者，只有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才能得到更为妥善的整体性解释或回答。其次，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盛行“问题主导”而非“学科主导”的背景下，“唯学科化”倾向既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的进行，事实上也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步伐。比如说，前些年，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访华时，由于他本人的研究领域横跨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却因为“唯学科化”倾向的支配而只能分别从各个学科派出多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等才能勉强与他进行对话，因此在这样的对话中，每个学科的中国论者也只能就自己所了解的那个学科片面维度进行提问和展开讨论，进而无法就哈贝马斯哲学思想所依凭的贯穿多学科的前设和前提展开实质性的讨论。此外，前不久，国内某著名高校邀请英国学者吉登斯来华讲学，主办者主要考虑到吉登斯在社会学领域的崇高声誉而特意在他讲座前一一介绍了邀请来参加讨论的中国多名很有水平的社会学家，但是吉登斯在听完主持人的介绍后却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我并不是漠视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角色，但我不太赞成人们在学科之间设立严格的界限。我认为我们最好是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分界。”[xxx]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西方化”和“唯学科化”这两大瓶颈，所以我们不可能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西方社会比较确切地认识整体的中国；我们既难以我们的学术研究去解释中国既有的发展经验，更没有办法以我们的学术成果去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世界秩序的方向。当然，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在使中国成为“经济中国”的同时，也使之成为“学术中国”以及学术影响下的“政治中国”，从而担当起全球化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

在此，我必须即刻对“唯学科化”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澄清：第一，我指出学术研究“唯学科化”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倡导“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研究，因为“跨学科”的这一观念本身仍是以分立学科的存在为前提的，它实际上是对分立学科范畴的意义和正当性的确认[xxxi]；我的主张毋宁是“无学科的”（non-disciplinary）研究或以“问题为主导”的研究。第二，我指出学术研究“唯学科化”所存在的问题，也不意味着我否认学科化本身对教学的意义和价值。为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类知识：传承或教育的知识与认识和解释社会的知识；或者说便于教学的知识和用于研究的知识。应当承认，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这主要是出于知识传授的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以学科为界限，而应当以“问题为主导”。因此，考虑到教学与研究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学科化”单轨模式迈向“学科化”教学与“问题导向”研究齐头并进的“双轨模式”。

总而言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并不仅仅用于文学艺术，对社会科学而言，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只有为世界学术贡献出“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而不仅仅是复制“西方的理想图景”，我们才能对世界发言，真正为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而要贡献出“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我们必须展开“问题导向”的无学科的综合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