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苏建教授应邀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做学术报告
2013年8月19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应邀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做了两场学术报告, 上午与公务员培训中心的广东省领导和同学进行了问答和热烈讨论，就“美中关系：孰敌孰友？”做了专题讲座。
郭苏建教授在系统梳理和讲解了中美关系60年从对抗→修好/和解→正常化→冲突与合作关系，开始切入本次讲座的主题：美中关系：孰敌孰友？对于许多美国人和现实主义学派来说，中国的崛起和日益增强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被视为对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因为任何对现存世界次序（post-WWII econ/pol/security）的修改和挑战都被视为对美国构成威胁。由此，美国人把中国视为一种对美国全球利益（military/US$ hegemony）的潜在威胁。美国公众舆论调查对“孰敌孰友”的结果在近十年呈现负面趋势。然而，美中两国，从克林顿、布什、到奥巴马，也试图寻求解决分歧和合作的途径和机制，彼此都把对方视为最重要的大国关系，并试图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但至今还没有建立一种有效的、长期的、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中关系，孰敌孰友、向何处去？郭苏建教授系统介绍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下的不同认识、美国著名政要和著名学者的看法、美国政府的看法，以此表明两国关系现在无疑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也是最复杂的大国关系，如何界定两国关系和向何处去还有待于观察。
对于很多美国人和中国人来说，由于两国政治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两国缺乏战略互信，两国似乎在同一个棋盘上按照各自不同游戏规则和政治原则玩不同的棋；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一些因素将会长远地制约和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
两类因素将长期影响美中关系：一类是不利的因素，另一类是不利的因素，且两类因素并存，都将长远地影响美中关系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冲突与和平、竞争与合作、敌人与朋友。
郭教授首先梳理了那些不利的因素：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互信问题）、对地区安全（东亚/南海）、贸易（摩擦）、人权等问题的争议、在全球和地区事务所追求的不同目标和利益上的冲突（朝鲜半岛/伊朗）、解决冲突和争端的手段上的不同、中国崛起（经济政治军事）对美国霸权所带来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都构成美中界定两国关系缺乏战略互信、误判权力平衡、误判对方战略意图、以及如何应对冲突和挑战的主要来源，在拉开两国的距离。
然而，有些有利的因素也同时在发生作用，一些全球和地区性的共同利益在拉近两国的关系：如全球事务中的防恐反恐、核不扩散、能源、环保、稳定世界经济、公共卫生等；地区事务中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台海和平、东亚和平等等；还有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给两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利益等等。
因此，可以看到两类不同性质或相反的力量在把美中关系拉向不同的方向：冲突或和平、竞争或合作、朋友或敌人。因此，可以看到，对于两国来说，挑战与机会并存，两股对立的力量相互消长，两国关系中包含着冲突和合作的因素。关键看哪股力量站上风，还要看两国政府和人民如何把握机会，应对挑战。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吗？是利益博弈上“零游戏”吗？是你死我活的相互竞争、根本对抗性的世界吗？有些人，包括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学者、军事专家、政治家，就是这么看的。
郭教授认为，在这个充满多样性的多中心的“新世界秩序”中，占主导性的发展趋势是“兼容、融合、趋同”，即各种价值观、模式、区域在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兼容，而不是消灭对方。其根本原因在与全球化已打破分工和国界，使得全球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已成为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能源、资源、科学发展、技术转移、资本流动、人口、气候、环境、风险社会的代价、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等都关系到自身和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已不是单一国家可以解决的，必须进行超越国界的参与才能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参与、全球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国民都不能置之度外。
对于我国对外政策长远目标，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整合给我们生活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依然存在、但各国经济文化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命运是与世界紧密相连的，不能从单纯的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看问题。如果我们不是从全球化时代看问题，我们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丧失发展的巨大机遇，而且最终的失望会转变为更大的社会冲突反过来伤害我们。如果我们只关注自己一个民族的发展，我们就会失去我们在这个新世界秩序不断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对这个新世界秩序的认识不同将决定了我们如果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也决定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cosmopolitanism“世界主义”还是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来确立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建构自己的外交理论体系。
然而，虽然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可能和平发展，但中国也面临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挑战，如果不能恰当地和技巧地处置，也可能遭遇到现存主导大国（dominant powers）的联合围堵而不能和平崛起或重蹈历史覆辙。
而且，中国也不可能单独控制和平发展的命运，现存主导大国的联合遏制和围堵政策也可能使中国最好的意愿落空。因此，以美国主导的大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也决定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命运，乃至于美中关系的长远发展方向。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外交上必须为了国家最高利益互相利用、互相制衡、互相合作，但有的时候也不能看出是“零和游戏”。
8月19日下午，郭苏建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部分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就“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做了专题学术报告，并与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郭苏建教授认为，三十年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源于中国的各种变化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同时也得益于我们学术研究方法的诸多改进。作为区域研究专家，中国政治研究已不再“孤立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 而是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在JCPS和其他政治科学期刊的简单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已将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他们的研究，并且达到了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应的学术规范和理论水准。今日的中国政治研究已远不同于昔日的传统汉学研究（Sinologists）。这不仅体现在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上，还表现在我们在一个更加宏大的比较视野下关注中国的诸多议题。
郭苏建教授系统介绍了关于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而发生的争论及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近几年来，国内外政治学者围绕中国政治科学如何发展及向何处发展这个充满争议性的重要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比较集中的争论是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关系的讨论，西方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的政治科学逻辑和方法论问题，涉及到诸如普适性与特殊性，规律性与差异性，科学性和本土性，以及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政治研究的的主要问题、挑战、机遇、趋势和方向。虽然争论仍在继续，但是必将深刻地影响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郭苏建教授最后对上述争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与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