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开坛讲座并做点评
2012年4月17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面向一个文化转型的世界（第一讲）”系列活动在逸夫会议中心开幕。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主持了开幕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的四十余家人类学教学科研单位，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学术期刊社、出版社的专家、学者和学生参与了本次活动。
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书记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郑杭生先后致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丁宏、南京大学社会学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范可、《民族研究》编辑部刘世哲等也先后发言。
开幕式后，首讲主讲嘉宾、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创建人、现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庄孔韶教授发表了题为“作为文化的组织与社会网络”的演讲。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教授做了点评。
附：纳日碧力戈教授点评稿
庄孔韶教授是我的老师，是一出色的学问家和艺术家，他有超多的粉丝……。他还在踢足球，也很吸引眼球。
庄老师关于组织与社会网络文化维度的演讲涉及面广，跨学科，超体系，是一位人类学者根据自己的观察、研究、思考和实践提出的重要视野，值得我们追随和共鸣。我记得日本大导演黑泽明被一位佛寺主持的题字所震撼，那题字只有三个字：“益众生”。我不能和黑泽明相比，但也被类似的词语震撼过，那就是林耀华先生的座右铭：“把种子埋进泥土里”。现在那些埋入泥土里的种子已经发芽、生长。庄老师既是林先生埋进土里的种子，也是新种子的培养者。
庄老师研究海南S族，比较努尔人，引入经典民族志，梳理古文，回顾林耀华先生的平衡论理论在宗族乡村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某种复活，指出“类年龄组”的重要性，是一个有自己特点的研究取向。庄老师的个案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在指涉“中国”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包容性是什么？围绕“中国”这个概念存在符号杂语：汉字“中国”指墙，指都城，指方位；蒙古字“中国”指“人群”，指“进入”，指“主体性”。文化语法多样，对社会行动的解释和规约各有不同。即如博厄斯和萨丕尔所说，语言、文化和种族的边界不重合，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多样性和差别的根源是现实，通过跨学科或者超学科来对撞、交流，得出新的结论。
英格尔德在2008年的拉德克里夫-布朗讲座上提出人类学不是民族志，只有对民族志进行比较并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才是人类学。
庄老师指出，组织研究领域的组织文化研究为目标，强调共识或一致；而人类学则注意多样性。前者重理性和实证，后者重意义和阐释。换一句话说，前者重抽象和普世，后者重具体和特殊。我由此想到在西方图像和文本之争：文本至上者把图像与偶像崇拜相联系，认为萨满图腾之类的偶像崇拜代表了“野蛮”与“落后”，一定要被文本持有者所征服、改造和教化。这种逻各斯主义迄今有强大力量，它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习惯看作是偶像崇拜而竭尽全力加以消灭。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然的指号，即我们用五官感知的那些物象，和约定俗成的符号，即索绪尔毕生研究的语言，是交融一致的整体，也是皮尔士征象、对象和释象的三元统一。就是说，图像和文本都是我们须臾不能分离的现实感知。就如同古人所说的形气神的交融统一，有神无形，叫“六神无主”；有形无神叫“行尸走肉”；神形无气，叫形枯神死。
庄老师指出，人类学的文化新转向是，文化从自足的、平衡的实体变成了动态的、无边界的过程。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这些新的生存方式让世界变得不可捉摸，充满不确定，形成如社会学者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庄老师所说的文化过程就是这样一个数字过程、网络过程和全球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因果不再那么重要，也无从对它们做定位。文化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意义，意义来自过程，过程是不确定的和充满风险的。这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无奈世界。然而，文本理性却不会容忍这样的不确定过程占上风，它不容忍各色偶像和图像充斥世界的各个角落，更不容忍这些千奇百怪的偶像和图像引发的同样千奇百怪的意义和意义的阐释。不过，文本理性毕竟失去了冷兵器时代和冷战时代原有的活力，它不得不求助于“同文同种”的民族主义，用民族主义推动文本理性，这是现代性的怪胎。如保罗•康纳顿所说，现代性的特点是失忆，它的高速和高效率已经不能允许费力耗时的偶像崇拜，它要求不断地记忆和不断的失忆，要求记忆与现实的脱离。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由记忆和失忆及其高速置换占绝对统治的社会，民族主义被重新激活，努力成为社会语法，试图给无序记忆和无序失忆的世界带来秩序。
庄老师和他的团队将“作为文化的组织”思想与汉人社会的社会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发现了红灯区的“类家族主义”模式，但同样在南海某岛S族女性性工作者却不见“类家族主义”。不知它是否能够呼应阎云翔关于个体化的研究取向？个体化是否就是普适性、文本理性的隐喻？“类家族主义”是否就是偶像和图像的比拟？当然，这些个体不可能是同质化的个体，就如庄老师借用李俊杰、李江虹等的研究指出，当代艾滋病研究的对象是网络边界不清的隐蔽人群，采用关系链追踪之类的抽样方法可获得有一定代表性的样本，“但样本调查获得的信息只能建构起与真实网络不完全一致的部分网络。”
所以，引入文化维度的组织和网络研究必然包含特殊性和不确定性，必然涉及我们五官所感的物象和物觉。就是说，我们的模型不管多么精确和精致，总会存有一部分不确定性，对于这些不确定性的研究，也恰恰是人类学研究的长项，这也是人类学要存在的重要理由。
我祝愿庄老师在西湖边也踢起球来，也让他那围脖在呢哝的吴风中飘舞起来，还有他那双抢眼的浅草地上专用的足球鞋……，什么也不要浪费……。祝愿不浪费的人类学永葆青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