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985工程”三期项目“转型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研究”第三次研讨会召开
为推进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985工程”三期项目“转型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研究”的深入展开，高研院定于每月召开双周例会，以就项目进展情况和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讨论。2011年12月20日下午3：00，高研院在校研究人员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三次双周例会，会议由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纳日碧力戈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吴冠军博士、孙国东博士、杨晓畅博士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依旧围绕“社会正义”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邓正来教授首先让大家谈谈对高研院三周年纪念大会——即关于“转型社会的社会正义：中国与世界”学术论坛的学术评价。接着，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出发，深入探讨主题，并对当前中国对“社会正义”研究情况做了较为具体的判断。
吴冠军指出，他关于“社会正义”的研究从话语分析出发：从当代中国关于正义的讨论入题，立足于政治哲学理论上的讨论。他在介绍了目前中国关于正义的论述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的讨论尚未形成明确的问题指向，值得进一步研究。而他试图分析这些不同取向背后的哲学根基，试图从各种争论中整理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判断。他强调：“正义”或“社会正义”作为思想性的话语，其有效性有待持续性的追问，以微博为基础的广场化的声音不能取代知识分子的学理探讨。
陈润华博士指出，我们现在往往被“词汇”引着走，对国家和社会当下的困境缺乏真正的体认。他试图从思想史中的“历史正义”入手，认为目前学界所谓“当下的关怀”是一个干瘪的“当下的关怀”，甚至可以说是被语言符号劫持了的当下关怀，它束缚了解释的可能性。特定的时空是无穷时空的一个链环，我们在寻找特定时空的正义感是有迹可循的。对正义的讨论，毫无疑问首先要确定时间，确定历法，但是我们现在由于接受了现代性，所以不再划分时代。
杨晓畅博士指出了中国论者在关于“正义”或“社会正义”讨论时的一个倾向，即往往将“正义”等同于“平等”或者“公正”。如何厘清“正义”、“平等”、“公正”之间在中西语境中的学理内涵是我们在讨论中国社会正义问题中的一个前提。
孙国东博士指出，他的研究从如下一个基本前提出发：转型中国问题的共时性和整体性。这意味着：正义问题适合其他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同时，还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如果像正义、民主、自由、法治这些所谓现代性价值是可欲的，那么我们就要在基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分析实现这些价值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主要想做如下两个工作：一是基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分析正义、民主、自由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以公共选择的制度化形式（民主）促进社会正义的理论思路；二是以法治中国可能性问题为主要问题意识，分析社会正义（社会保障）对法治的促进作用。
刘清平教授的研究主要从元伦理学角度出发，厘清如何为善、正当等基本的核心语义。他认为，语义分析是概念本身的含义，而非文本的分析。元伦理学旨在讨论人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他着力于批判西方在语言、概念上混乱的所谓的“客观性”和“可普遍化”，认为这两个概念根本不存在。有普遍适用的价值，但是没有客观普遍的价值，即便是“契约论”也是一个不可能的假设，是一个幻想。他还指出，罗尔斯在处理善和正义的关系上存在问题，即道义论中有后果论的因素；而在后果论，善就是正当。正当和善即不是分开也不是一致的，严格意义上的正当，目的就是防止基本恶，确保基本善。
纳日碧力戈教授则从符号学的角度探讨“社会正义”。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都强调“心”、“悟”，此二者是本真的、普遍的。但是一经语言表达就会发生变化，这恰就是研究民族问题时需要面对的。纳日教授旨在从民族文化方面探讨“正义”的困境等。他的研究将不以社群为单位，而以个人为单位，以社群作为个人的属性，主张超越民族。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超越，一方面从民族角度进行探讨，另一方面从政治哲学上寻找出路。他指出，物质本身有实在的意义，因此，载体本身就有主体性。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本次会议做了总结。他认为，中国市场内部的社会正义问题与市场外部的社会正义问题是一同发生的；中国并非没有一般西方所说的正义问题，但中国的症结在于体制问题，是由体制本身所带来的社会正义问题。因此，在探讨中国社会正义的问题，不应简单的移植西方的各种正义的概念，更应根据中国特定语境下的情况的考察。此外，他还提出“渐进性的社会正义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是渐进的，改革启动也是渐进的，我们现在讲社会正义，都是一个终极性的判断，中国如果要诉诸一个一般性的社会正义时，如何渐进性的解决社会正义问题就是实质性的问题。因此，对中国特有制度的考察是社会正义研究的关键。
研讨中，各位研究人员分别阐述了各自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对中国社会正义研究的思考，彼此学习、互相批判，促进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探究。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魏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