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著名学者对复旦高研院的评议
拓展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计划：
扩大中国社会科学的贡献，针对当下中国议题和全球事务发言
王国斌（R. Bin Wong）[1]
杨晓畅 译
在东亚、欧洲和美国从事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科研和教学工作之后，我有幸成为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的特聘讲座教授，常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我希望持有一种既内在于又超乎于高研院的视角能够成为我的一项优势，但我承认这也意味着我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无疑是相当有限的。以下是我的一些想法。
纵观全球，高等研究院还相当地罕见，而其特质也相当多样。它们在不同的国家教育背景（national educational contexts）下占据着不同的智力空间（intellectual spaces）。一些高等研究院基本上旨在为某特定大学的教职员工们开展跨学科课题提供平台；而另一些高等研究院则主要是将某特定大学之外的学者们召集起来，参与一组相互关联不甚紧密的课题。一些研究院既有常额人员也有访问学者，而另一些研究院则只有访问学者。各研究院的存在通常是为了开展跨多学科且较为独特的各种研究议题——这种情况最常见于自然科学领域。为了“高等研究”而设立的研究院则最常见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各人文学科设立了各种各样的研究院，这是因为不同于自然科学家，人文学者的研究和教学职能往往与其日常活动联系得不甚紧密。为了促发各人文学科中的新型研究，专门的空间和资源已被开辟出来，以便为新知识的生产提供便利。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各个研究院的设立有的是为了实现特殊的研究目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利福尼亚人口研究中心），有的是为了开展跨多主题的数据密集型定量研究（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院），有的则是为了开展更为一般的社会科学项目（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于三年前，目前已经成为举办由中外学者和学生参加的各种讲座、席明纳、工作坊和会议的重镇。她也出版有关当代中国之重要议题的中英文社会科学期刊和著作。最后，高研院的国内和国际水平是通过使国内外的杰出学者与本院建立联系而达到的。这些学者全都参加过高研院的会议，其中的一些也在复旦大学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通过举行多种多样的活动，高研院在引人瞩目而又积极主动地参与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一场在中外社会科学家之间展开的对话），并与其他的研究院开展合作项目。上述成就为高研院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改进，并使这些研究融入国际学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生产中国社会科学成果并使其融入国际话语（international discourse）的过程中，会遭遇哪些挑战呢？
就中国社会科学成果获得最高的全球认可而言，创造出由下述种种假说所导引的更为系统的经验研究将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扎根于对中国现实的评估，并借由在最优秀的国际化研习（the best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获得的方法论上的严密（the methodological rigor）而阐释出来。这种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远比中国社会科学家们获得的国际认可意义重大。许多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已经敏锐地发觉：为有关社会变化的理论之源起提供素材的欧美历史经验和当下实践并没有为我们理解诸种历史经验或当下的人类可能性提供充足的基础。但一直以来，我们能做的仅仅是认识到这个问题而已。对中国历史发展和当代转型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社会科学研究所涉素材的范围。借由日益有效地涉猎中国素材，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将会得到升华和推进。通过设法使各社会科学学科更有能力分析中国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阐明当代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限度和研究战略。
通过继续推进中外研究者之间的对话，高研院可以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以举办会议的经验作为基点，高研院可以努力发展更具合作性的项目。这些项目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工作小组：它最初在暑期碰头；之后经过一年的研究，该团队的各成员于第二年举办工作坊，扩展并修正暂时性的研究以利于第三年的会议；第三年的会议会邀请其他学者前来参加，这样前两年完成的工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听众并得到更进一步的修正，从而使其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国外学者而言都最具说服力。促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实现有效国际整合的一种做法是：最初由一位中国学者和一位常驻国外的学者规划研究项目，并使这些项目团队包含的中外学者人数大致平衡。国外学者们无需是中国问题专家，因为一种可能的研究方式是：研究人员们既拥有中国的也拥有外国的立场或研究素材，这样该项目本身就能将一项中国案例研究融入一套更大的分析框架之中。也许高研院能够寻得国外机构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此类项目并促进平等合作。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富于创新精神的合作方式来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国际学术，这也要依靠更多地用英语进行出版发行。但只选用英语甚或主要用英语来进行社会科学生产将会造成这样一种危险：即仅仅使用易于得到英语表述的各种概念范畴和理论预设来开展项目。这些范畴和预设很有可能不包括在中国最需要得到分析的某些意识形态现象和制度现象。为了避免仅用英语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数量不断增多所导致的潜在问题，有必要制定更为精密细致的评价标准来评估社会科学翻译的各种挑战，其中不仅包括将英语译为汉语，也包括将汉语译为英语。同时，中国学生需要对英语学术成果更为熟悉，而社会科学家们也同样需要更多地了解有关汉语研究的问题。高研院已经（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办了三期社会科学暑期翻译班，这种做法符合上述需求。该翻译班是一个平台，它有助于成就一项更富于抱负的努力：将翻译问题并入研究规划之中。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或技术活儿——它涉及我们将社会科学问题概念化的方式，并决定了我们用来调和不同信息的各种范畴存在的局限。
以此为开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一直是不同观点得以交锋和论辩的场所。高研院兼具开放性和批判性的氛围是其一大优势，它们可以被用来为新型研究确定符合如下要求的经验性主题（empirical subjects），即有助于提升学术论辩和政策讨论之社会科学基础的经验性主题。我们可以将这项努力与我在上文中提出的建议结合起来，或者每一个主题都可以作为单独的课题进行研究。人们也可以探究任何给定的主题（例如当下人们关心的社会正义问题），并通过对前文概述过的部分或全部策略及优先考虑事项（priorities）的探求而阐述该主题。
我尝试着提出了一些论题，在高研院着手开启其未来发展道路之际，这些论题可能有助于我院的同仁们及其他人思考相关问题。我希望他们能够就如下问题有效地进行更大规模的讨论：在未来几年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将如何前行，并继续建构其为中国社会科学成果做出贡献的传统。
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那些日子
菲利普·施米特（Phillippe Schmitter）[2]
姚远 译
有幸在郭苏建的倡议和邓正来的邀请之下，我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度过了2010年秋季学期。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由于我在来华之前对中国、它的历史、它的当代生活方式或者它的学术界知之甚少，就更复如此。我曾经两度访华都是来开一些短期会议的，那对于我筹备这次四个月的驻院经历没多少帮助。或许与任何其他最近来中国大学开课的访问学者相比，我抵沪时更是作为一位彻彻底底的外部人士。而我离开时虽不是一位内部人士，但已是一位长了不少见识、又留下甚佳印象的外部人士。
来之前我被问及，在政治学这个我的专攻学科的宽阔范围内，我想要教授什么内容。我回答说“‘真正-实存的’民主制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al-Existing’ Democracy），该选择未引起任何人的争议。在编制论题和指派阅读材料方面，我被授予完全的自由。就我所知，既没有谁审查我的教学大纲，也没有谁控制我的课程。总而言之，我得到的礼遇与我在欧美任何一所主要大学作为访问学者得到的礼遇如出一辙。
9月初抵达高研院时，我遇到了一位博闻强识的得力助手舒彩霞，她协助我进驻位于光华楼东主楼28层的办公室，并把我课程所需的各种电子文档和复印文章归拢停当。（一旦我对汉语的Google和其它项目驾轻就熟）其工作条件与设备可与任何人的期待状态相媲美，而且在诸多方面甚至要比我近年在欧美访学的某些地方更为出色。
高研院为我提供了一套在复旦大学外宾招待所的公寓，与校园约莫相隔五条街区，我欣然应允，而那套公寓也的确相当舒适宜人。我承认我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中式烹饪的订购与饮食（西方所谓“中式的”东西仅与实物有种若即若离的相似处），所以我对于能够在公寓里自己下厨觉得其乐无穷。再者，与我下榻之处仅有两街之隔的地方便有一处让人赞不绝口的食品市场。
幸运的是，我比开课时间提前几日抵达，这样我多少得以适应一种迥异的生活方式和我崭新的工作条件。我随身携带了一些印好的有关民主制与民主化的材料，并能够在网上查到其余的材料，把它们添进我的教学大纲。而且我很快发现，倘若我自己无法搞定的话，中国学生对于网上资料检索颇为轻车熟路。
课程在附近一栋楼里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开讲。我之前与该学院没有打过交道，但的确见过来自那个学院的我的若干同行——包括在上课期间偶尔列席的一些人。到第二次课时已有大约20至25个学生在座，虽然各次课听讲人员略有差别，但他们大部分人都把这一组课程完整的听了下来。不消说，多数参与者都是中国研究生，尽管也有一、两个来自韩国、台湾和亚美尼亚的学生。我的初衷是全程用英文进行课程讲授，包括我抛砖引玉的陈述和他们对文献的后续讨论。我不久便发现，虽然学生们的英文读写能力都比较不错，相比之下在课程讨论中用英文发言却很成问题。我的印象是，由于他们的口语能力参差不齐，彼此当面的英文交谈令人为难。我的解决办法是，要求每个被指定就特定课时所采文献进行批判的学生写下他或她的英文发言提要，并提前一天发给我。我每次讲授时会以一套英文综述开场，继而学生们会以汉语进行陈述并彼此用汉语展开讨论。我基于他们的提要做出评议，最后要求那两、三个英文口语最流利的学生其中之一来总结他们在汉语讨论中的要点，以此收尾。这个办法非常奏效——特别是这鼓舞了学生之间用母语的公开讨论，又使我不时有机会参与其中。我推荐将来开办讲座的其他外国学者不妨依样画葫芦。
总的来看，我对学生们比较赞赏。他们勤勤恳恳、坚持不懈地撰写他们的陈述，而且他们在课上经常提出有意思且有启发的问题。我相信他们在其关于“西方”民主制的兴趣与评估方面对我坦诚相待，而且他们大多出色地完成了有关“东方”民主制的文章——他们对于亚洲民主制经验的力量和（多半论及的）弱点尤为富于洞见。给我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这些政治学方向的中国研究生不像我当年教过的那些来自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的可资比较的学生，他们对于我所谓“真正-实存的”民主制抱持的基本上是一种怀疑的观点（如果说不是一种决然批评的观点的话）。我接二连三地获得如下印象：的确，他们对西方民主经验兴致盎然，但却不想模仿它。毋宁说他们是带着提取可能在中国用得上的那些东西的想法（但主要是带着有关什么东西不会在中国用得上的想法）去吸收它，——并且希望提出有关“中国特色民主制”的最终可能形态的某些观念。
在高研院期间，我还就“对西方（主要指美国）政治学的批判”和“政治和社会研究之设想”面向更广泛的师生做了演讲，而且我对自己2010年7月向高研院举办的合法性会议提交的论文《何为政治合法性？如何能够获得它？来自一个反常事例的启示》做了最终润色，以便在由邓正来和郭苏建主编的文集《复兴合法性：可资中国借鉴的和来自中国的启示》（Reviving Legitimacy: Lessons for and from China, Rowan & Littlefield, 2011）中发表。
我驻高研院期间的另一特点是，它使我有机会在中国的其它大学出席会议和举办讲座。这涉及如下大学：南开大学（会议与讲座）；厦门大学（讲座）；浙江大学（讲座）；香港中文大学（讲座）；香港城市大学（讲座）；中山大学（会议与讲座）；北京的中央党校（研讨会与讲座）；清华大学（讲座）。
总而言之，我来到高研院的时间安排最终看来是特别幸运的，尽管我来华前对此一无所知。我很快察觉，就政治学这门学科而言，中国正处于一个极富战略性的重要关头，而事有巧合，这也正是我近些年来感兴趣的一个论题——倒不是有关中国，而是有关这门学科在欧美的未来进程。中国在其政府和执政党的支持下，正在大规模推进政治学。倘若他们十年之内仍以目前的进度继续创造新的职位与院系（我相信他们会的），届时中国政治学家的数量将超过美国！这对于一门自身正变得日益全球化——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在彼此的国家从事研究，在母国之外的国家占据职位，与不同国籍的合作者们一道撰写著作、论文和章节——的学科而言会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的这一新兴贡献将何去何从呢？那会是“政治学在中国”吗，其中已由西方政治学发展出来的各种现成的假设、理论、概念和方法会在中国得到运用？或许那会是有着自己的各种假设、理论、概念和方法的“中国式政治学”？我很快发现，这乃是不断壮大的中国政治学界所热烈争论的问题，而且该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还早得很呢。在作为“外部人士”的我看来，我特别希望最终的答案会是一种妥协，即“中国特色政治学”。换句话说，该学科既需要批判性地了解和吸收西方政治学的既有成果，也需要基于中国力图自治和满足人民需要的历史与当代经验的特性，做出自己独具一格的贡献。不消说，倘若他们能够做得到，则中国的政治学家更有可能为最终实现“中国特色民主制”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希望我的高研院和复旦之行会为这样一种结局略尽绵薄之力。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评议
约瑟夫·拉兹 （Joseph Raz）[3]
俞峥 译
首先，我不得不说，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之行的所见所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研究院成员的精力、动力、智力都十分出众，让人对其一系列高水准的项目都充满信心。我相信，高研院一定能为中国及海外的理论政策研究带来巨大的变化。它能从全中国范围聚集人才，将一些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聚拢在一起，在院内一流学者的指导下，促成他们进行各种长短期的合作，项目完成后，他们再回到各自原来的学术机构或工作单位中。毕业的校友形成了一张日益庞大的关系网络，为高研院丰富学术活动、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高研院与国际学者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关系。国际合作可以有多种形式，高研院一直积极致力于这方面的开发。在此，我想提出两种可能的交流形式供参考，想法主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虽然独立的讲座在增进学者与高研院双方了解这方面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与一位学者展开广泛深入的探讨要比他偶尔举办一些讲演来得更有意义。第一种形式就是工作坊：比如，从各大学机构中，包括高研院，遴选海内外拥有相同研究旨趣的学者各6人，他们连续一周参与每天约数小时的主题讨论。工作坊可以允许一部分研究生旁听会议，但不能干扰这12位学者的讨论。第二种形式是邀请1到2位学者到高研院，和20名左右的研究生或青年学者进行为期1到2周有关学者自己作品的讨论。这20个年轻人应该在访问学者来之前通读其作品以便在其访问期间进行辩论。两位学者可以一位在上午开研讨会，一位在下午开。
我的想法是，工作坊与紧凑的短期课程能够实现更为深入的交流互动——访问学者可以得到更多机会受益于高研院和复旦的优质学术资源，同时，无论是在他们的访问期间，还是今后他们以各种形式参与或支持高研院的活动，高研院的成员们都能够获得更深层次的学术滋养。
我对研讨主题的选择并未作过多的赘述：可能性太多了，关键在于，这些话题都得是高研院成员们最感兴趣的。我希望多年后，复旦高研院能够为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多学科领域的问题提供更多跨越文化背景的思考方式。在如何尊重人类利益、如何回应受制于政治活动的需求和想法，以及如何兼顾发展与敏感的资源利用等问题上，学者们通常会很自然地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这往往导致了差异的扩大，但通过出发点的转换，找寻到以多样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思考方式来研究这些问题时，我们就能摆脱这种尴尬。我的感觉是，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内部的差异可能并不比文化间的小。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深化对自身传统的认识，在吸纳其他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实现对本土文化相应的丰富与拓展。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评议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4]
俞峥 译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代表着一种以大学为依托的高研院形式，对我来说，这是组织形式的一种新发展。在此之前，我仅参与过独立组织的高研院，而且通常参与时间比较长。复旦以及中国其他大学的高等研究院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创新形式。它们能将大学高研院所独有的优势带入到更为广阔的大学学术圈内，这就和独立的高研院有很大区别，独立组织往往无法实现这种融合。
那么，什么是其独特的贡献呢？首先，是它的短时性。各地学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参与活动，参与时间通常很短（我只待了几天时间）。它所独有的短时性能够激发出更多的兴奋与紧迫感，即使是对最顶尖大学的学者而言，这都是一种对平日常态化学院生活的有益补充。例如在复旦高研院的活动上，你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个很特殊的活动，因此你就变得比平常更为灵敏，思维更富创造力也具备更强的信息整合力。
与短时性相伴而生的是更为友好开放的学术团体氛围。你来到一个远离家乡的学术场所，今后你都将很少，甚至不再有机会与这些学者做继续的讨论。他们为了交流而来，你也是。你不再陷于就职院校那些高度组织化的科系程序，不再面对那些一年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面孔。这种时候，你自然而然地变得更为包容开放，也更有兴致加入到各种对话中去。
第三，除了同学科的学术团体，这里还有跨学科的交流。我认为学科的多样的确带来阻力，但也同时带来助力。在高研院，你能够跨越那些往往十分严格的学科界限，向别人提出“愚蠢”的问题，大胆发言，并从中找到看待事物的新角度。
复旦高研院在这几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不过，如果说还有挑战尚待应对，那么就是希望在现有这些已经能够高度激发学术思想的短期活动的基础上，高研院可以再创立一些几个月或者一年左右时长的学术项目。受邀参与西方高研院的海外学者们能被复旦高研院说服，将自己的时间精力“投资”在这里，而不是到那些离本土土壤更近的地方去么？他们应当被中国崛起的耀眼前景所打动，也应被这里研究生日益增进的学术素养以及中国顶尖学者能够带来的学术激荡所打动。当然，这其中存在许多困难。或许，鼓励东西方学者参与到小组项目中，为他们提供共同合作的平台会是不错的选择。对人文社科的学者而言，这样的机会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评议
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5]
俞峥 译
值此三周年之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广泛征集对其过往发展的意见和建议，邀约本身正是其诚心向上的绝佳例证。身处遥远的异地，我并不能对高研院的方方面面都做出公允的评价，但亲身的访问体验还是让我很有信心给出以下四点点评。首先，高研院拥有一支十分出色的学术团队。其次，高研院吸引了一大批真正的顶尖学者前往参与其所举办的会议和各类长期的学术访问活动。第三，在我看来，会议排期有些过于“拥挤”，导致讨论时间不够充分。出席活动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坦诚并持久的交流，而不是匆忙的提问回答，我想会更好。第四，我认为高研院还应进一步扩大参与范围。我知道，研讨会必须控制在一定规模内以开展有意义的讨论。但我想，如果高研院的活动，能够让前往高研院参与访问的优秀学者资源惠及到复旦以外，即全上海的学者、学生的话，会是一件带来更多裨益的好事。通过举办更多较为大型的研讨活动，同时确保活动在复旦及其他如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等重点院校得到大力的宣传，我想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而我对它的下一个三年则怀抱着很大的期待。生日快乐！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评议
约翰·基恩（John Keane）[6]
舒彩霞 译
我很荣幸获邀参加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数场学术活动。每次活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我密切关注着高研院2008年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学术进步。复旦高研院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了高度赞扬和全球声誉，这是理所当然的。它主办的学术活动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多种主题，并且总是组织得井井有条，让人难忘。它秉承的批判性和跨学科的学术精神是不同寻常的，它研究的对象是当代社会科学前沿的问题。它的公开质疑和公正、严肃探讨的学术风气同样也是世界一流的。我希望它在地区和全球合作上有进一步的发展。我祝愿高研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在今后的日子中取得更多的成功！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7]
俞峥 译
亲爱的邓教授：
幸会您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非常感谢您邀请我参加贵院举办的有关全球化与人文社会学科的会议。在我看来，会议上的主题发言都极富趣味，同时，我也很高兴有机会接触到一大批优秀的中西方学者。衷心感谢您以及您的同事组织了一场如此富有意义的活动。
在此，我想对您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尽管上月的会议是我第一次参与复旦高研院的活动，但会议价值极大。所有的主题发言都展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各类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都蕴含极为深刻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开放坦诚的质疑精神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会议过程——这无疑来源于主持者所定下的基调。我在复旦有不少关系密切的同事，他们无一不对您卓越的领导力大加称道。显然，通过他们的评价可以看出，在您领导下的复旦高等研究院得到了这些主要参与者，即复旦人文社会学科教员们的高度认同。他们兴奋地谈论着大量高质量的学术活动，谈论着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学者如何进一步激活了复旦的学术讨论。不错，就我个人而言，上述评价只能基于仅有的一次接触——但是，这份感受与您在复旦卓著的声誉是完全一致的。我对您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诚挚的祝贺！
非常期待与您再次联络。
祝好！
裴宜理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个人评论
阎云翔*
樊安 译
不论在制度建构方面，研究和交流计划的进展方面，还是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方面，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的速度都令人咂舌。这使它成为当下学界中的一个极其成功的典型。高研院短短三年间取得的成果很可能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传奇。然而，走近一看，我们就很容易看到，高研院的传奇式成长一方面仰仗高研院领导们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在于高研院研究和工作团队的锐意进取。
依我拙见，过去三年间，高研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点因素。这些因素已经成为高研院的独特优势。第一，从总体上着眼于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范式转换和转型以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参与国际学界中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层面要远远高于他们原来所处的层面。毋庸多言，这一视野源于对当下学界的敏锐洞察和清醒判断。第二，高研院重大项目的策划和执行体现了对各种当代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刻理解。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研院对建构和提升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努力。第三，高研院显然身处巨大的全球学术网络。通过有策略地运用这个网络，它已经生成了一种整合扎实的经验研究、前沿探索、理论建构以及跨学科研究的超强能力。高研院也因此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之一。
高研院的另外一点特征，或者说优势，就是它的项目极其丰富。这里的丰富包括内容多样，活动频繁，项目设计有深度。然而，我对这一特征，或者说优势，有一丝担忧。毫无疑问，这些项目为高研院在国内及国际上树立了地位，并且绝大多数项目将继续发挥这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高研院教职员及研究员们不能将其时间及精力倾注于他们自己的研究项目，那么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高层次、有深度的项目或许终将损害高研院教职和研究人员们的自主科研项目。如何平衡此间关系，并找到一套更好的策略或将成为高研院下一阶段的高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评议
胡志德（Theodore Huters）[8]
姚远 译
我以人文学科中的文学研究为专攻领域，故而我对各种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体验不像应该有的那么多，更何况在美国学术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通常而言彼此保持相当距离以便各得其所。于是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对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体验主要是因为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打交道，体验虽然不多印象却素来不错。
美国的各种高等研究院在反映作为其生发之源的学术环境时，过于关注从近乎完全西方的视角来分析西方经验，这是我对它们不满的主要原因所在。情况确乎如此，尽管多数此类美国研究院都活脱脱地夸耀他们致力于“比较研究”，其实那经常不过是比较——以下国家排序未必如此——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所发展的种种理论，至少在人文学科是这样。这实际上意味着，纵然非西方经验与观念成为关注点，人们也总是一成不变地运用西方理论架构。这种无情的西方视角转而对非西方学术研究形成不良的反馈效应——由于西方理论和范式是主流（同时也是得到最丰厚资金支持的）学术圈的创造，如中国学者那样的新兴学术环境中的学者便不断扭曲自己的传统以适于西方理论的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真正的思想多元要在这般情势下生根发芽，委实举步维艰。
恰因为如此，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创建才显得意义非同小可。该院致力于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置于公平竞争的舞台上——在那里，西方主导的问题理解框架可在借鉴其它经验和观念的条件下得到有益质疑——从而在达成世界社会科学之健全多元方面功不可没。这都要归功于邓正来院长，是他通过该院成立以来不长时间内主办的多次会议把大批欧美社会科学家召集起来。眼下外国学者已不是中国学术界的稀客，不过，把他们请来中国多半是纯为装点门楣或者明星价值，而非严肃的思想交流。然而，复旦大学高研院邀请客座嘉宾往往是为着严肃的目的，而且所参与的交流常常能真正推进学术话语，这是我的体会。
至少依我看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决意质疑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普适性方面是匠心独运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该院已做出重要表率，我满心期待着它持之以恒、勉力而为。
扎根中国 走向世界
秦绍德*
创办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源于大家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科学能够扎根中国，走向世界。今天看来，我们离当初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立于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很多同仁都认识到：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和曲折道路，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丰富的课题，也为今日中国接纳世界文明和把中华文化播扬到全世界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但社会科学研究还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和中国发展改革的步伐，既有食洋不化照搬或套用西方学术思想的情况，也有自信不足，不懂得怎样向国外介绍中国学术成果。如何使内外沟通起来，用中国的社会科学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让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当务之急。高研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万事开头难。创院之初，邓正来教授呕心沥血，网罗人才，创设规制，联络国内外学术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同仁们在邓教授带领下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既融入国际学术潮流，又植根中国的社会现实，举办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坛，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学术氛围浓厚，学术交流活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
纵观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一个好的学术机构可以汇聚一批好的学者，促生很多高质量的学术创造，形成优良的传统和学风。高等研究院这种形式在国外高校已经比较普遍，但在国内高校的历史还不长。未来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如何定位、如何发展，还需要我们不断认识和摸索。但是，我们依然对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充满期待。
我们希望高研院更好地融入复旦各学科的发展，成为交流学术思想的平台，让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在这里交锋，超越学科界限，摒弃门户之见，让思想得到锤炼、融合和提升；希望高研院成为学术人才的乐土，吸引一批人才，培养一批人才。这些人才有严谨的学术作风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有全球视野和本土意识，可以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希望高研院成为学术国际化的窗口，促进国内外学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希望高研院成为学术管理的创新试验区，探索形成一套运转有序、充满活力的科研体制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学术管理提供经验。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呼唤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我坚信，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激动人心的年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为期不远了。
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三周年纪念
林毅夫*
值此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三周年之际，我谨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并以个人的名义，向复旦大学及高研院的全体同仁表示热烈的祝贺！
尽管没有实质性地参与复旦高研院的具体学术组织工作，但我仍然关注着，并高兴地看到复旦高研院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整合、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三年来，复旦高研院在复旦大学领导的关心下，在国内外学术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创院院长邓正来教授的领导下，复旦高研院先后在“世界社会科学论坛”、“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等讲座序列中主办了一百多场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在“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席明纳”等讲座序列开展了十多场深度学术对话，邀请迈克·桑德尔、约瑟夫·拉兹、乌尔里希·贝克、弗朗西斯·福山、杰弗里·亚历山大、约瑟夫·奈、汤一介、杜维明、周其仁、张维迎、邓晓芒、秦晖、汪晖等数十位国际国内著名学者作为讲座或席明纳主讲嘉宾；在“未来世界论坛”、“重新发现中国论坛”等会议序列中主办了近二十场国际化、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或学术论坛，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组织出版的Series on Developing China、“重新发现中国文丛”、“中国深度研究文丛”等中英文丛书及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等中英文刊物中，秉承“中国深度研究”、“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理念，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发挥了引领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高研院不仅已与世界上数十家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还主导建立了“中国研究与学术期刊全球论坛”，并正在作为核心成员建立全球12家优秀高研院学术联盟（剑桥、普林斯顿、斯坦福、巴黎、柏林、希伯来、东京、圣保罗、南非、印度、荷兰及复旦）。作为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及社会科学界的一员，我深为复旦高研院在短短三年内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既是一个全球化向纵深推进、国际格局正在经历200年来未有的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处于理念重塑、制度重构的大调整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如何认真反思西方几百年来的发展经验（特别是现代性的理念形态和制度样态），如何深入探究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在世界秩序调整和重构大局中的可能作为，如何严肃推进以“中国成功故事”为主要问题意识的“中国深度研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下一步的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研究课题。在此，我真诚地希望：复旦高研院能够再接再厉，为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理论水平、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优秀成果走向世界继续发挥引领和主导的作用！
祝愿复旦高等研究院率先成为
中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堡垒
张维迎*
我认识邓正来多年，在学术上也得到他的不少帮助。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组织者。他无论是自己的研究，还是编辑杂志，组织研究机构，都有一种强烈的理念和责任心，那就是为扎根于中国大地的高水平知识创造做贡献。他认为，中国学者仅仅引进和吸收国外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自己的学术自主性，这一点我基本上是赞同的。
创办复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是出于他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是他为实现自己提出的中国社会科学的通过“知识转型”走向世界所做的努力。高研院突出“国际化、跨学科”的特色，努力以国际化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国际化跨学科的学术期刊、国际化跨学科的学术讲坛、国际化跨学科的学术会议等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学术对话水平，建成非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学术重镇之一。这个目标非常令人敬佩，也非常令人振奋！
我自己非常荣幸被邀请担任高等研究院的学术委员。尽管我对研究院的具体工作参与不多，但这三年来还是感受到了学院的工作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许多杰出的国际学者和中国学者频频造访研究院，从事学术交流，真是复旦学子的庆幸。两年前正来邀请我作了一次学术讲座，我身临其境地感觉到学院浓厚的学术气氛。每次讲座邀请两位高水平的学者作评论人，有真正的学术争论，对主讲人也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我自己从这次讲座中就受益匪浅。
“跨学科”是复旦高等研究院的重要特色，这在国内其它大学和研究机构是不多见的。过去两百年来，知识的生产不断走向专业化，在推动知识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学者思想的贫乏。现在的学术机构，专家很多，但学者不多，思想家更少。高等研究院作为多学科学者交流的平台，对培养思想型的学者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三年时间对一个研究机构而言只是个起步，搭起个像样的框架就不错了。复旦高等研究院能否“成为非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重镇之一”，还依赖于自己未来的努力，也依赖于外部的学术环境。
就内部而言，以我自己的经验，建立一支高水平的自己的学术队伍是最关键的。尽管学院已有一些优秀的专职研究人员，就我的感觉，目前研究院的学术交流胜过学术研究。但对任何一个学术机构而言，立命之本还是自己的研究人员做出的研究成果。自己搭台别人唱戏的研究机构是没有长期竞争力和生命力的。所谓“自己的研究人员”是指在其它地方没有职位的研究人员，“游学人员”不能算。因此，高等研究院下一步最重要的扩大自己的研究队伍，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出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当然，现在招人也不容易，没有雄厚的资金不行。解决资金问题不能仅靠政府的教育经费，也不能仅靠申请研究项目。高等研究院应该有自己的endowment基金。这个任务应该放在议事日程。
外部的麻烦是，中国目前仍然没有自由研究的学术环境。任何社会，如果有一个“思想”或者“主义”处于垄断地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我们老被要求“统一思想”。其实，思想是最不能被统一的，尤其不能统一在强权强加的“思想”上。我们有太多的“底线”不能碰，太多的真话不能说。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学术资源，这些资源根本不可能分配给自由思想的研究。学术界连办杂志和成立学术团体的自由都没有，而这两个东西对学术的进步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个外部环境不能解决，高等研究院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
当然，我们学者自身也要努力。如果我们少一点资中筠先生概括的“颂圣文化”，多一点学者的“气节”；如果那怕有一小部分学者能按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去做，我们还是有希望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
祝愿复旦高等研究院率先成为中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堡垒。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平台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评议
张文显*
2011年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正式成立三周年，作为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我首先对复旦高研院的三周岁生日致以衷心祝贺！为复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喝彩！
在刚刚过去的三年，复旦高研院秉承“扎根复旦、辐射上海、影响中国、走向世界”的建院之道，努力以国际化跨学科的学术成果、国际化跨学科的学术期刊、国际化跨学科的学术讲坛、国际化跨学科的学术会议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学术对话能力，进而推动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和当代学术思潮走向世界。大体而言，复旦高研院所做的具体工作及其成绩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请进来”。正如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在《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序言中指出的那样，“知识转型”时代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两项具体使命之一即是继续“引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同时对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所有的经典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检视。作为我国近二十年来中国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邓正来教授历来重视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主事复旦高研院以来，他不仅继续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如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而且也开创了将西学引进、教育与开展学术交流相结合的制度化平台，即复旦高研院的三个品牌性学术活动：“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席明纳”及“未来世界论坛”。三年来，仅这三项学术活动就主办了70余次，迈克尔·桑德尔、约瑟夫·拉兹、乌尔里希·贝克、弗朗西斯·福山、杰弗里·亚历山大、约瑟夫·奈、涛慕思•博格、罗伯特·阿列克西、理查德·沃林、菲利普·施密特、戴维·特鲁贝克、王斯福、萨林斯等国际著名学者先后到高研院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这些学术活动将西学引进、教育和开展深度学术对话、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影响融为一体，是一种多功能、高水平、国际化的学术平台。
二是“走出去”。复旦高研院不仅重视“请进来”的知识引进工作，而且也利用出国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主动“走出去”。 三年来，以邓正来教授本人为代表，复旦高研院研究人员先后出国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20余人次。与其他学术单位相比，高研院的“走出去”有如下新特点：第一，更为自觉地担当“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使命。我注意到，正来教授近年来一直以其提出的“生存性智慧”观念到国外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并产生了较好的影响。第二，更加注重与国外同行的深度交流与对话。比如说，高研院五位专职研究人员曾与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联合在澳大利亚主办了“中国模式”学术工作坊，共同就 “中国模式”的相关问题与悉尼大学同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三，更注重实质性的学术合作。比如说，高研院与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合作项目《中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与基层民主和治理的关系》目前已进入实质合作研究阶段，为中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合作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其四，更注重与相关机构的整体联动性合作。高研院不仅主导建立了“中国研究与学术期刊全球论坛”，并正在作为核心成员建立全球12家优秀高研院学术联盟（剑桥、普林斯顿、斯坦福、巴黎、柏林、希伯来、东京、圣保罗、南非、印度、荷兰及复旦）。这些新特点使得复旦高研院有可能超越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形式化弊端，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走向世界”进行较有成效的探索。
三是“推出去”。复旦高研院不仅自己的专职研究人员努力“走出去”，而且也为向国外推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进行了探索性努力。三年来，高研院的专职研究人员不仅在SSCI、A&HCI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了英文学术论著，而且高研院本身也主办了两份英文学术期刊（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并在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持大型汉译英译丛（Series on Developing China），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走向世界。这些成果、特别是英文期刊和汉译英译丛，已使复旦高研院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展现了杰出的学术整合能力，为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学术影响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四是“争话语”。以其“知识具有正当性赋予力量”的知识社会学洞见及其对当下国际国内情势的政治哲学分析为基础，邓正来教授将复旦高研院的创建纳入到中国哲学社会学“知识转型”的历史使命中，并将其视为担当这一历史使命的重大举措。因此，以世界秩序的重构及现代性和全球化本身的历史转型为契机，争夺关于世界和中国未来发展“理想图景”的话语权成为复旦高研院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三年来，复旦高研院本身的国际化学术成果及其“推出去”的其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均在“争夺话语权”方面进行了尝试。而且，主要以“未来世界论坛”为平台，高研院在“绿色革命”、“世界秩序的重构”等题域大做文章，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在世界秩序大调整时期主动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起到了良好的引领作用。
作为一个新生的学术机构，三年的发展或许短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复旦高研院已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团队建设和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所取得了骄人成绩，并树立了负担高研院的学术品牌。作为复旦高研院不凡学术事业的一名参与者和见证人，我祝愿她在未来继续秉承“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定位，在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水平、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走向世界等方面发挥出更为突出的作用。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之一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确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并拥有国际话语权。高研院在过去三年已经取得的成绩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一定在这方面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一定能够实现其“建成非西方国家最重要的学术重镇之一”的宏伟目标！
把更多优秀学子吸引到社会科学领域来
——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三周年
童世骏*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三周年，作为高研院这三年旅程的见证者之一，我向邓正来院长和他的同事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过去的三年中，每次在电子邮箱中收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通讯》，总是禁不住一阵感慨。高研院的成员们除了自己写书、撰文、编刊之外，还张罗了那么多学术活动，如“研讨会”、“论坛”、“讲座”、“沙龙”、“教室”、“学堂”、“讲习班”、“翻译班”、“工作坊”、“午餐会”、“读书会”…。学术机构之为学术机构，无非是做两件事情，一件是创造学术成果，一件是组织学术活动。平心而论，高研院成员们自己创造的学术成果并非不多；但相比之下，似乎还是他们所组织的学术活动相比给人印象更深一些。很可能这是因为学术活动顾名思义更容易是活泼而生动的，而给人造成“印象”的—哪怕是学术领域的“印象”—往往是人气和场面。以我自己在过去三年中参与高研院的一些学术活动为例。当听众席中有人用日语向并不会说日语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问的时候，当同学们对哈佛教授桑德尔本来准备引导学生一步步展开和分析的道德两难个案的全部情节都已经了如指掌的时候，挤得几乎水泄不通的教室里，气氛确实与学者们所熟悉的学术讨论有了一些区别。但我想，这大概恰恰是高研院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大程度上也是它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在组织学术活动时，特别注重激发青年学生的学术热情，满足他们的学术兴趣。
在任何领域追求卓越，最关键的措施是把卓越的或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这个领域中来。当然，没有多少人是天生优秀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多少人是天生不优秀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任务，就是使有可能是优秀的人们变成实际上是优秀的人们，让优秀人才在最能够满足其兴趣的领域施展才华。要实现这一目标，人数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但毕竟是不可缺少的。在我看来，只有在相当数量的学生对社会科学研究发生非同寻常的兴趣的情况下，社会科学才有可能把足够数量的优秀青年吸引过来。否则的话，项目经费再多，待遇荣誉再高，学术成果的数量或许能提高不少，而学术成果的品质却很可能不升反降。
三年前我在评论发表在报上的邓正来高研院成立演讲时，表示我心目中的高研院不仅有高超的“出题”能力，而且有高超的“做题”能力，并且在所做的研究工作中逐渐出现一些学界公认的经典个案。三年时间太短，还不到用我那时“心目中的社会科学高研院”来妄下断语的时候。但我现在发现，高研院虽然以高等研究为宗旨，却也能够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前面说过，生动活泼的学术活动是发挥这种作用的重要方式；这里要补充一句：从长远来看，要吸引足够数量的足够优秀的年轻学子加入社会科学领域，生动活泼的学术活动与扎实厚重的学术成果缺一不可。这么说，并不是嫌高研院的学术成果还不够扎实厚重，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几年前，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在万众瞩目下又发布了一款新产品，我记得当时有一家媒体的记者用了很大篇幅批评这款产品，说这款产品怎么怎么创新不够。文章结束时，作者问道，有哪家公司会因为创新得稍有不够就受到这般指责的呢？
祝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未来取得更大成绩。
2011年9月24日
成绩斐然 走向成熟
——祝复旦高研院成立三周年
沈国明*
复旦高研院（以下简称高研院）是上海学术界的一朵奇葩，成立三年来，成绩斐然。如果按照通行的评价标准，高研院可谓成果甚丰，但是，我所说的高研院成绩，并不单指可以量化的著述多寡，还包括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对学术交流和文化积累的贡献。
高研院汇聚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他们有很强的研究实力，在许多学科拥有很强的话语权，他们对我国和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现状与趋势的研判，令学术界乃至政界高度重视。基于此，社联尝试将《上海学术年度报告》的编写工作交由它承担，以期准确反映上海学术界动态。
高研院具有一流视野，国际化是它的鲜明特色。高研院举办国际会议频次之密、层次之高在国内院校是罕见的。三年里，许多国际著名学者或是参加高研院的会议，或是到高研院当访问学者，开展学术交流，为上海学术界特别是学生方便地接触一些名闻遐迩的学者提供了便利。
高研院充满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学者间互相探讨、质疑、辩论，真刀真枪不事虚功，这好成果生产的基本条件。可惜，这样的地方不是太多，高研院却是。当然，形成这样的良好氛围与院长很有关系。我曾在会上听到有学者直率地批评邓正来某本书中的观点，邓正来对此的评价却是：未必赞同这种批评观点，但是此公却是真正认真看了他书的。我很欣赏他对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所持有的这种“没心没肺”的大度，因为他的这种大度为他赢得许多学界朋友。大家可以无所顾忌的进行认真且严肃的学术讨论和批评，而这对学术进步是绝对重要的。
高研院虽仅三岁，影响力却不同凡响。它的成长除了自身努力之外，还得益于各方面园丁的呵护。衷心希望它继续健康成长，不但能自己汲取养分，走向成熟，而且，枝繁叶茂，成荫后人。我相信，它会做到的。
2011年国庆节
从复旦“高研院”看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问题
桑玉成*
真可谓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也已经三周岁了。作为“高研院”诞生和成长的见证人，我应该说与高研院有着很多的情结，但更多的，或许还是关于“高研院”究竟对复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什么启迪的思考。
那一年的冬春之交，百年未遇的大雪使整个的申城披上了银装。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天上午，有位教授给我打来电话，称邓正来先生有加盟复旦的可能，并说有关邓先生的材料已经发到我的邮箱。我当时作为校长助理，协助校长主管文科科研等方面的工作，于是随即给学校主要领导报告。主要领导一看材料，当即指示，说请邓先生过来面谈，一切费用由学校承担。
就这样，在以后的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作为学校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与邓正来先生之间的“桥梁”，经过校内反反复复的咨询和论证，也经过与邓正来先生反反复复的磋商，形成了邓正来先生进复旦以及进入复旦以后如何开展工作等等的一整套的方案。
“高研院”作为邓先生开展工作的一个平台就这样诞生了。
说实在的，请邓正来到复旦，并由他单枪匹马组建一个高研院，还给了他光华楼东附楼第28层整个的楼面以及一笔可观的运行经费，可以设想，学校主要领导的“风险”和“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很显然，邓先生到底能够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对复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究竟会带来什么，校内外那么多眼睛注视着，校领导的心里肯定是没有底的。我想，或许是邓正来先生本人，心里的谱也是不明晰的。
但是，高研院之所以能够很顺利地建立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校主要领导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如既往的认知和理念。二是，学校很多教授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先说这第二条。根据学校主要领导的要求，在关于邓正来以及高研院问题的整个的决策过程中，我走访了好多位相关学科的教授，有学界前辈，也有学术新人，他们的看法虽有不一，但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即认为复旦这样的高等学府，应该给具有各种不同风格的学者以机会和平台，所以都非常赞同邓正来先生的加盟。
复旦教授的想法，其实也是复旦领导的一贯想法和主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是复旦一百多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办学理念和办学传统。应该说，复旦之所以形成今天这样一个“文理医”三足鼎立的综合性、研究型、高水平大学，与学校历届领导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从而使人文社会科学得以繁荣和发展始终分不开的。
在复旦，无论是教授还是领导，长期以来都有这样的共识，即第一，一所高水平、研究型的大学，必有其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所奠定的深厚的学术底蕴和学术影响力。第二，一所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能起到的传承文明、引领社会思潮、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方面的作用，是这所大学的办学水平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我记得，几年以前，老校长王生洪先生在参加国家“两会”期间，因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撰文专门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规律。认为尊重并遵循这些特殊规律，是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老校长的文章指出，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文科有其“资本有机构成”低的特点，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物质资源的要求低。尽管现代文科的研究也强调基础建设，但这个特点并没有改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始终是投入不高但产出很高的学科。再譬如说，相对而言，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宽容度。就是说，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可以容忍其多少次的（试验）失败，但社会科学研究更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因此，毫无疑问，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更需要宽松的制度环境和学术环境。
在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学校领导始终注意到，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其关键的主要是两个核心要素：人力资源与体制环境。所以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发挥人的潜力和作用，高度重视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而且，能够发挥广大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者作用的，不是或者说主要的不是我们的物质条件（尽管物资条件是基础性的条件），而是我们的体制环境，具体来说，是我们雄厚扎实的学术底蕴，是我们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是学校以及社会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劳动的一如既往的关怀和尊重。
高研院成立已经三年了，尽管其已经在复旦校园里独树一帜，在校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声誉和影响，但高研院体制的成功以及对于复旦乃至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意义，尚有待时间和历史的证明。我们期待高研院取得更大的成绩，期待高研院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业绩巨大，不足明显，佳境可期
――复旦高研院建院三周年简评
张曙光[9]
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建院三周年，首先表示热烈祝贺。
一
从人生来看，三岁还是个刚开始懂事的小孩子，不可能承担任何重要的事务。但成立三年的高研院，已经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林，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业绩，初步显示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高研院起点高，效果明显。邓正来院长在谈到高研院的建院方略时明确指出，高研院秉承“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确立了“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定位，并坚持“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的研究路径，追求“扎根复旦、辐射上海、影响中国、走向世界”的建院之道，以期以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和视角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以我们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深度研究走向世界，同时推动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决心要把高研院建成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非西方的重要学术重镇。应当承认，这种以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和重振中国学术研究为担当的建院理念，起点很高，先声夺人，一成立就使人刮目相看，收到了使高研院鹤立鸡群之效。
其次，定位准确，特色明显。近20 多年来，国内体制内外新成立的研究机构，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这些研究机构的出现与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都偏重于经济学研究领域，有的也有一种跨学科和综合化的尝试；近几年成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等，虽然以社会人文科学为主，但特色并不突出，基本还没有走出学校。高研院一开始就突出了“国际化、跨学科”的定位，搭建起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交流平台，并以“当代中国研究”（包括“中国深度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全球环境与全球治理”为重大研究方向，以“生存性智慧”、“中国政治哲学”和“世界秩序的重构”为具体问题意识和研究特色，代表了一种明确而有效的发展定位。
再次，活动密集，成果显著。三年中，高研院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架构，组织了一系列大型学术活动，贡献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如，组织了“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举办了“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席明纳”和“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本人在“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上做过讲演，亲自感受到这是一个高水平的学术讲坛，论坛上高水平学者云集，评论深刻到位，有画龙点睛之效，批评不讲情面，有追求真理之心。再如，承接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包括“中国深度研究学术工作坊项目”、“转型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研究”、“中国市民社会组织：治理与管理”等，都是各该领域重大而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需要下功夫做好。再如，在学术出版方面，编辑出版了“中国深度研究文丛”第一辑《当代中国基层制度个案研究》，“当代中国发展论丛” 3辑：《中国经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全球化与地方化：中国视角》，以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3期）、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12期）、《复旦政治哲学评论》（3期）、《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2期）、《中国政治学刊》（英文；12期）。
高研院其所以能够在短短三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一是有一个既热心、又有能力、而且懂行的院长，一心把高研院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呵护和培养；二是由于得到了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和积极参与，高研院本身的机构不大，但很好地利用了人脉关系，充分动员和广泛团结了国内外学术界大批一流学者参与其中，为我所用；三是复旦大学和有关方面比较开明的态度。
二，
高研院既取得了巨大成绩，有了很大的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严重的缺陷。对于一个才成立三年的研究机构来说，这些不足或者缺点都在所难免，但对于高研院的未来发展，明白自己的不足和缺失，却显得极其重要。因此，在肯定高研院成绩的同时，我想指出我所看到的高研院的不足。也许这样做不符合中国人道贺的传统习惯，也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似乎大家都讲好听的，你却扫人家的兴。但是，作为学者，作为参与高研院学术活动的一员，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笔者看来，高研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线过长，精力分散。从邓正来院长三周年致辞所列学术活动来看，无论哪一项都有点名目过多、事务过繁、负担过重、颇有点包打天下的味道。比如学术论坛和学术讨论系列，有四大讲坛（“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学术名家讲坛”和“通业青年讲坛”）、三个讲座系列（“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席明纳”、“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和“育贤通识讲座系列”），两个暑期班（“暑期社会科学高级讲习班”和“社会科学高级学术翻译班”）。再如，学术出版，有学术期刊五种（《中国社会科学辑刊》、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复旦政治哲学评论》、《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和《中国政治学刊》）；学术丛书四种（Series on Developing China、“当代中国发展论丛”、“重新发现中国文丛”和“中国深度研究文丛”）。虽然学术讨论和学术出版之间有一定联系，但确有点过多过泛，不如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做成精品。因为一个人，一个机构，终究力量有限，做好一、两件事情尚且不易，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上，是要能够真正沉下来，钻进去，经过长期积累、深入思考和反复琢磨，方能有所斩获。
其次，造势有余，深度不足。高研院设立了两个常规性的品牌学术会议，即：旨在引领中国社会科学界在世界秩序重构方面做出理论贡献的常规性学术会议或学术论坛——“未来世界论坛”及旨在引导中国学者加强中国深度研究的常规性学术论坛——“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三年来，前者主办了九次国际学术论坛，后者主办了八次国际学术论坛，平均一年六次，两个月一次，显得过于频繁。笔者应邀参加过其中的三次论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高级论坛（2008年12月）、“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12月）和“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这些论坛的规模都比较大，人员比较多。开会时，各人各讲一套，互不交锋，虽然能够造成声势，扩大影响，但从成本收益考虑，对学术进步的作用不大，不如把资源用在踏踏实实的研究工作上。在目前学术浮躁的环境中，高研院不应推波助澜和随波逐流，而应当逆流而上，反其道而行之。
三
高研院成立三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已经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开辟了自己的天地。不过，未来的路还很长，如何走才能完成创办者立下的宏愿，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的大问题。邓正来院长已经讲了三步走的全面设想。根据前面的讨论，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明白自己的强项和弱点，立足于占领哲学社会科学某一个领域的制高点，来建设非西方的学术重镇。
二是以自己的研究为主，拿出有份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创出自己的特色，确立在学术界的地位，与国内外学界交流，引领中国的学术研究潮流。
三是研究和借鉴国外一些成功学术研究机构的经验，如，斯德哥尔摩国际经济研究所，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这些机构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就以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来说，其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便汇聚了来自于各个学科的高水平研究人员，其中，不仅有物理学家、数学家，而且还有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它们以少数终身研究员为核心，周围围绕着人数大约为核心成员六七倍的访问学者，形成了一个高效率、高水平的团队，创造一系列世界一流的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很值得高研院借鉴。
以上几点仅供参考。讲得不对的地方，也请见谅。我相信，只要方向正确，措施得力，安排得当，持之以恒，到了建院五周年、十周年时，必会创造出更大的业绩，取得更大的进步，也会达到建院的目标。
2011－09－09，初稿
09－12，修改，于北京
复旦的学子有福了
何怀宏[10]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三年了。它所做的事情和取得的成绩首先让人感到吃惊：在仅仅三年里怎么可能做这样多事情？下面根据我收到的《学术通讯》和亲身经历，仅就它主办的学术论坛和讲演谈一点个人印象。
高研院有两个常规性的品牌讲坛：一是旨在拓宽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国际视野的学术讲坛——“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还一个是旨在促进中国深度研究的学术讲坛——“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已邀请福山、桑德尔、拉兹、贝克、亚历山大、约瑟夫·奈、博格、阿列克西、沃林、施密特、特鲁贝克、王斯福、萨林斯、汤一介、朱维铮等近50位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主讲嘉宾。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论坛”也有秦晖、张维迎、王国斌、文贯中等近50位国内外著名学者举行过讲演。它还设立了“学术名家讲坛”，通业青年讲坛，还有各种学术会议，可以说，这些讲演在学术思想上带来了域外的新风，引来了各处的活水。
而我首先感到的是，复旦的学子有福了。他们不必出国，不必涉远，也能听到许多国内外名学者的讲演、在聆听和互动中感受学者的风范和学术前沿的最新进展，而一个学术机构能使高端学术造福于莘莘学子，功莫大焉。
其实还不止复旦的学子，周边的学生，还有参与的老师，还有关心学术文化的社会上的人们，也因此得益。
讲演者也会受益，他们从学生们的热情、敏锐的提问也获益非浅。我自己也在“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做过一次讲演，看到有些站着的同学一直听到最后，听到他们提出的犀利问题，使我感触和启发良多。
当然，引来各处的活水来激发思想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各人沉潜的工作。但不管怎样，一些聆听者可能会深深地记住有些日子，有些话语。也许就在那一次讲演中，一颗最有潜力的思想学术的种子就在某个学子的心里发芽了。我记得年轻时候看过一个苏联的电影剧本叫《驯服火焰》，有一次一个著名科学家来讲演，因为正处在卫国战争的紧张时期，到场来听的只有一个人，但老师仍然开讲，而这个听者后来成了宇航火箭的总设计师。
“根据中国，直面世界”
——有关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求才育人之道
方 流 芳*
2008年12月5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正式成立。自彼时至今，这所由邓正来教授担任院长、拥有林毅夫、吴敬琏、许倬云、杰弗里·亚历山大等海内外知名学者所组成的顾问及学术委员会阵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经走过了将近三个春秋，并在这三年间，发展出蔚为壮观的学术成就与研究硕果。
这其中，作为高研院的两大常规性学术论坛，四十余期“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切合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议题，遍邀海内外一流社科学者，以国际化的交流合作推进学术水平；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论坛”则着力当代中国问题与挑战，通过对既往研究结论的反思批判寻求新意识与新思路。两者一以内向，一以外向，并驾齐驱，合力开拓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崭新的研究前景。
同时，高研院通过“通业青年讲坛”和“学术名家讲坛”为代表的讲坛系列，致力于为青年学人和国际学者提供阐释与讲述的平台，展现不同层次、多个角度的研究成果。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高研院不仅关注学术传播和展示，同样精擅于风格多样、形式丰富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品鉴。以“学术午餐会”、“慧园鉴赏会”、“小南湖跨学科读书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交流活动，既令术语陈辞免却枯燥乏味之感，又蕴洞见真知于轻语笑谈之间。
交流展示以外，高研院并未忽略授业解惑与文化出版的教育使命。“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Fudan-UCLA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等为青年研究人员提供重要的方法指引，《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等期刊则充分展示了高研院的学术成果，以出版物的方式保留和萃取研究之精华，其形式与尝试值得学界其他研究机构关注借鉴。
与此同时，高研院善于运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和科技手段，传播学术，促进交流。例如协助组织“桑德尔的教室”全球同步网络视频课程、与上海奉贤中学合作开办通识讲座、即时更新研究院官方网站公布学术信息等，凡此种种，均是高研院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方式、紧随时代潮流的绝佳体现。
三年来，高研院励精图进，成就斐然。而正如同邓正来教授在院长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将社会科学知识看作是反映性的，而是也将其视为建构性的，那么这一时代性质事实上在给我们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它事实上‘命令’我们必须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去影响世界未来的进程和方向。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阶段。”
如何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深入中国、根植中国，又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话、扩大影响，这不仅是高研院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其他研究机构面临的共同问题；不仅是高研院的致力目标，更是当代全体学人的共同使命。
在这样一个一体化与民族化同步深入的时代，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同样执著于自身的发现和认同。于此，兼具世界视野与中国关怀便自然成为大时代下学界求索的目标，正如法律人所意图描绘的法治图景，既须因应于全球的法治环境，亦当对中国本体的问题有所回应一样，作为与高研院序齿相当、同为三年之龄的中欧法学院，自成立之日便深信中国应当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法律人，而这一信念，与高研院成立以来的践行无不切切相合，彼此呼应，这与其说是巧合，更毋宁看做是默契与共识。
京郊寒露初降，又值此叶落而知天下秋之时，回望三载以来的探索与尝试，高研院已有的学术硕果自不待言，而学界未来更多“中西贯通”成就的出现，当是我们共同的企盼。
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工作的评议
高 毅*
复旦高研院三年来活动的特点，似可用高像素、高效率、高品位这三“高”来概括之。
高像素，指喻的是高研院活动的丰富多彩，表现为形式多样而且涵盖广博。四个讲坛、两个讨论班、两个论坛（会议）、两个暑期班、一个系列讲座，一个学术网站，还有一系列的院内外科研项目，涉及中国和世界社会科学的许多重要领域，既有专题研讨，也有知识和研究技能培训……，基本上把一个现代高校学术机构应该做的事都做到了。
高效率：一个普通高校的仅有10个编制的研究机构，三年中竟举办了200多场学术活动（其中讲座和讨论班170余次，学术会议20多次），同时还出版了数十部大书（其中专著10部、编著25部、译著6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等5种中英文学术期刊共数十期，以及十来本系列学术丛书，还用中英文发表了16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数据引自邓正来三周年院庆致辞）。这样的工作效率，应当说在全世界都是一流的。
高品位，则是由高研院学术活动的论题设定和参与者选定体现出来的。从论题上看，高研院的关注中心主要有二：一是世界社会科学的前沿领域，二是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明确取向，显示的就是一种极可贵的学术品质。参与讨论的人员，又基本都是国内外学界相关领域的翘楚，从而在一种真正高端的层级上实现了高研院“国际化、跨学科”的定位理念。
复旦高研院建院三年来的业绩无疑是优异的，按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个机构真能像他们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重镇。这样一个研究院本身似乎都应该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研究课题，其中肯定蕴含着不少有益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启示。我以为，除了该院“根据中国、走向世界”这种充满理性精神的学术理念之外，最值得推崇的应该还有他们那种“拼命三郎”式的学术热情。支撑这种热情的，似乎有一种科学信仰，同时也有一份义无反顾的民族担当。不过，对于“争夺话语权”的说法，窃以为可能还需特别慎重：近代以来西方长期控制着世界学术的话语权，此状令人不忿，因为那是一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老爷行径，而既如是，我们去抢这个话语权也就有所不妥了。我们应该做的，似乎只限于对这种西方话语权的消解，以实现某种世界范围内的平等对话权。
[1] 王国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所长。
[2] 菲利普·施米特，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欧洲大学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教授，2010年9月-12月在高研院驻院研究。
[3] 约瑟夫·拉兹，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前任法哲学教授。2009年9月17在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期）上主讲“新世界秩序中的个人权利”。
[4] 杰弗里·亚历山大，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2011年6月24日在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三十九期）上主讲“不平等的意义建构及抗争”； 2011年6月25日在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和台湾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大学高等研究院联席会议暨“人文社会科学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挑战、机遇与新领域”学术论坛上做题为“当代社会的境遇：紧张与可能性”的基调发言。
[5] 涛慕思·博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耶鲁大学哲学与国际事务教授。2009年7月24日在高研院“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第一期）上主讲“全球正义与世界贫困”；2011年6月26日在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和台湾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大学高等研究院联席会议暨“人文社会科学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挑战、机遇与新领域”学术论坛上做题为“世界主义与新的社会探究”的基调发言；2011年6月28日在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四十期）上主讲“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
[6] 约翰·基恩，悉尼大学和柏林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悉尼大学民主企划研究院院长。2009年7月28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第一期）上主讲“民主：21世纪的研究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7] 裴宜理，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2011年6月25-26日出席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台湾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大学高等研究院联席会议暨“人文社会科学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挑战、机遇与新领域”学术论坛。
* 阎云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
[8] 胡志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汉语言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译丛》（Renditions）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Fudan-UCLA社会科学暑期高级学术翻译班”中译英小组主讲教师。
* 秦绍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顾问，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 林毅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 张维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始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2010年3月22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主讲“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并多次参加高研院组织的学术会议。
*张文显，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2009年6月26日，在复旦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主讲“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以法院的司法改革为基点”，并多次参加高研院组织的学术会议。
* 童世骏，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始学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教授。2009年1月5日，在复旦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主讲“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思想风险及其规避可能”，并多次参加高研院组织的学术会议。
* 沈国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员。曾多次参加复旦高研院组织的学术席明纳、学术讲坛、学术论坛和学术会议。
* 桑玉成，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始学术委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多次参加高研院组织的学术讲坛、学术席明纳、学术论坛和学术会议。
[9] 张曙光，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多次参加复旦高研院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2010年6月7日，在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8期）主讲了“逆境中探索和苦难中悟道――顾准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思想评析”，并多次参加复旦高研院组织的其他学术活动。
[10] 何怀宏，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2010年3月7日，在复旦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25期）主讲“哪些差异？何种共识？”，并多次参加我院组织的其他学术活动。
* 方流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欧法学院院长，曾多次参加我院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
* 高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曾多次参加我院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