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研院三周年纪念】专职研究人员笔谈：知识转型与高等研究
谈谈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
郭苏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
邓正来教授批判性地思考全球化时代转型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的这个重要命题。他发表了不少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必须实现“知识转型”的时代要求，跨越西方化的制约以建立中国学术标准和自主性，打破学科壁垒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以中国化的学术成果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以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学术成果对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作出贡献。他的见解符合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转型的时代要求，其发展轨迹是在中国经济、社会、政治转型和相应的国际大环境下进行的。他所创建的复旦大学高研院就是以此为建院之道，探索前进的。
学术为本，社会为用
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
高研院坚持学术为本，学术面前人人平等，院内院外组成一个“探讨共同体”，志在求道，服务社会，让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术视野“美美与共”，在高研院这个开放式的平台上“各美其美”，充分展示，让复旦校内外的老师和同学在聆听中各取所需，在质询中各显其能，在交流中共同受益，相互提携。高研院的研究人员积极对内和对外交流，为提升国民素质、为发展本土文化、为彰显民间智慧、为研究中国经验，都做出了自已应有的贡献。祝愿复旦高研院继续努力开拓，更上一层楼。
确立学术批判的良好风气
刘清平（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
我在高研院三年中感受最深的是，它十分注重不同观点的平等讨论和学术批判。这些讨论和批判有时也会言辞激烈甚至针锋相对，但由于贯彻“学术为本”的原则，它们导致的不是门户之争或意气用事，而是在思想的碰撞中激发出来的相互启迪和创新火花；尤其我本人更是常常通过这些讨论和批判，察觉到自己研究的有限性特别是片面性，从而获益良多。对于当前学界来说，确立这种风气尤为重要，因为出于照顾面子、一团和气的考虑而相互恭维、你好我好他也好，虽然能烘托出“和谐学界”的气氛，却会从根本上扼杀思想的自由开放和理论创新。
开放式学术交流值得发扬光大
顾 肃（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
高研院三年来的最大成绩在于开放式学术交流，尽一切可能为广大学者提供思想交流、观点创新和讨论的机会和讲坛。这对于打破学科间的界限，扩大学者的视野，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就需要自由讨论和交流。高研院的所有学术活动都提倡观点的交锋，开展学术争论和批评。往往指定嘉宾事先阅读报告人的相关成果，做重点点评。鼓励所有参与者平等地加入公开自由的讨论，畅所欲言。这对考验研究者对自己成果的信念，改正可能的错误和疏忽，以完善其创新成果，都大有裨益。这一良好风气值得发扬光大。
跨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
陈润华（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
现代学术的机制，以及严密的学科分工，其弊端已久，每一学科如同盲人摸象。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学科词汇的自我复制、重复、无意义衍生。很显然，格物致知、体悟天地人三道，明心见性，恢复对世界、社会、人生、自然与生活的整体性的认识和判断，是需要彻底去学科化（包括单一学科和跨学科）的自我教育和自我训练。积极一点说，去学科化的跨学科是走向整体性理解的一个必要路径：然而这个路径容易产生、并充满比单一学科更加诡异且让人不察的知识迷信和logos迷恋。——复旦高研院试图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生命的学问
吴冠军（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
今天的汉语学界，学术写作越来越变成了一种自我封闭性的实践——充满各种古怪艰涩之术语、“黑话”的学术八股。学问和当下人们的日常生命已经不再相关。高研院这三年来的学术努力，在我看来，很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旨在打破专学壁垒，使学术研究重新恢复日常生命之向度，重新与——借用邓正来院长的一个术语——人们每日实践的“存在性智慧”接通。这也就是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论坛之主旨。当然，这三年仅仅是一个开端，“深度研究”这项任务将任重道远，士君子当弘毅而行。
“中国深度研究”的规范性要求
孙国东（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
于我看，“知识转型”时代的“重新发现中国”（或中国深度研究）其实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如下规范性要求：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要具有韦伯意义上的文化—政治担当，即要自觉将文化认同作为其政治哲学承诺；另一方面，我们亦需加强对当下中国问题的深度社会—历史分析。因此，惟有具有文化—政治担当（或政治哲学承诺）且回应了当下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研究成果，才堪称“中国深度研究”，也惟有这种成果才能真正走向世界。然则，究竟何种“重新发现”堪为“中国深度研究”却是需要我们的学术实践予以点滴回答的。借用胡适的话讲，我们需“一点一滴努力，满仓满屋收成”。
构建以中国为“主体”的理论
林 曦（复旦大学讲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
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界面临一个很迫切的任务，那就是用国际学术界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来阐述中国，包括其经验、历史、哲学和传统。这一任务将是未来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学人需要共同努力之处。构建以中国为“主体“的理论，不仅仅只是满足研究者对于具体问题的学术旨趣，在学术的层面上对某个议题的研究做出贡献，同时，它也应当被视为是一个参与国际学术话语体系或者秩序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而言，这种建构性的努力自身携带着特定的政治功能，是一种“肯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即从建构当中实现对现有秩序的否定和重构。
“无学科化”与知识分子的担当
杨晓畅（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