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全灾种全过程应对体系”学术席明纳
2011年11月9日上午10：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一场小型学术席明纳。本次席明纳的主题为“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全灾种全过程应对体系”，邀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童星教授担任主讲嘉宾，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吴冠军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等出席了本次席明纳，一些校内外师生也闻讯赶来。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他首先代表高研院对童星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邀请童教授就自己所做的课题同大家展开交流。
童星教授很高兴有此机会和高研院同仁进行交流，他简要介绍了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并选择其中一部分作为今天的报告主题，尝试从解释框架和应对体系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童教授首先指出，在长期的灾害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传统：“工程-技术传统”、“组织-制度传统”、“政治-社会传统”。秉承“工程-技术传统”的主要来自自然科学界和工程技术界，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灾害”，他们发展出一系列工程技术、教育和执行手段，乐观地相信可以通过此来预防和控制灾害。秉承“组织-制度传统”的主要来自管理学界，认识到伴随组织管理的混乱和制度设计的疏漏，更大的灾害来源于国际冲突和日常生活，通过完善组织-制度，他们乐观地相信可以预防、识别、隔离、处理和管理危机，其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危机”。秉承“政治-社会传统”的主要来自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始自上世纪80年代，由吉登斯、贝克等论者指出，最大的灾难是“现代性”的自我毁灭，“风险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而前途取决于当代人的自我选择。他们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风险”
其次，童教授指出，在这三种研究传统中，各有一个起着基础作用的核心概念，规定着各个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即灾害(disaster)、危机(crisis)和风险(risk)。他生动列举了灾害处理、应急管理等一系列事件，区分了这三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强调它们的整合趋势，并提出了其他角度的分类标准。随后，他阐述了其“连续统理论分析框架”，即将“灾害”扩展到“突发事件”，这样在公共性层面上风险、危机、突发事件这三个概念便达成了一致，将它们放置于一个“广泛联系、相互链接、动态发展的复杂世界中”，可以看出造成危机后果的根本原因是风险，而几乎所有的突发事件都可以在揭示这一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得到解释。
最后，童教授指出，这种触发事件的一般性动态模型可用来广泛解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类突发公共事件所引起的公共危机、尤其能够很好地解释社会安全领域群体性突发事件所起的作用。他提出了关于应对工作的体系结构，即“全灾种全过程应急管理”，指出从管理实践来看，原有的“灾害管理”应当扩展为“应急管理”，而“应急管理”又有待进一步增加向前的风险管理与向后的危机管理。对象应扩大到政策、制度、结构、价值等“风险问责”，反思与修正转型的轨迹，从政策调整、制度变革、结构优化、价值重塑等层面来治理风险，在根本上缓解政府面临的“原发型”危机。
现场嘉宾对童星教授带来的话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复杂问题引发了大家的普遍思考，现场讨论气氛热烈。纳日碧力戈教授指出，在“工程-技术传统”、“组织-制度传统”、“政治-社会传统”之外，可否增加“文化-认知传统”，因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我们越来越需要“重叠共识”来解决问题。比如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如果不注重他们的文化、语言，常常出现“皮革马利翁效应”，是非常值得警戒的。
吴冠军博士将灾害、危机、风险三个核心概念作了政治哲学视角的对照，认为关注“危机”的往往是保守主义者；关注“灾害”的常常是激进主义者，像施米特他们强调“例外”，旨在改变现有的秩序、制度；强调“风险”往往是走第三条道路的，对“风险”的不同认知导致其寻求不同的解决方式。
林曦博士认为童星教授的演讲背后隐藏着黑格尔式的整体性把握，但在概念的基础上去谈风险会让人有不解渴之感。他认为，一些线性观念导致我们很难去解释现实世界中所谓“叠加风险”的问题，比如在等级秩序中，如果我们靠经济发展来支持政治合法性，很难讲在这样的社会中到底是政治风险大还是经济风险大。
孙国东博士向童教授提出理论模式方面的建议。他认为，理论解释如果与经验贴得太近会影响理论的深度、厚度，乃至普遍性。正如贝克吉登斯他们使用“风险社会”、“第二现代性”这些概念，若童教授在接下去的研究中做更高层面的理论提升会有更大的收获。
顾肃教授向童教授问道：应急管理、危机管理、风险管理之间有什么区别？是范围的差别，还是战略性眼光的差别？标准有待更深入地探讨。他列举一两例经济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认为问题复杂，值得深入研究。
刘清平教授指出此项研究基本的框架和认知模式还是西方的，他认为我们的研究应指出西方理论中的缺陷，并在中西对话的高度解释和应对中国特有的问题。
杨晓畅博士认为，童教授提出的DCR模式为探讨中国当下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并且当我们探讨怎么应对的时候，是否也同样需要问为什么产生的问题？理性有限和专家无效问题与风险搅在一起，也让问题变得更复杂。
邓正来教授最后做出总结，他认为：一、研究“风险问题”隐含着第一现代性知识本身的自反性问题，它并非简单的专家无效，这其中掺杂了太多我们无法用第一现代性知识解释的东西。二、危机、风险、灾害不能简单从客体角度看。童老师的研究有一个政府视角，但探讨此问题还有很多值得追问，如危机、风险、灾害是对谁而言，谁对它的反应如何，媒体的介入有何影响、研究针对何种制度，何种知识等等。三、中国面对危机、灾害、风险的特质和中国转型面对的整体性问题是一致且紧密相关的，经济安全、文化危机诸问题都有必要纳入风险研究的范畴，哪些问题是我们特有的，我们的制度安排又有哪些利弊，值得不仅仅从对策角度去进一步研究。最后，邓正来教授感谢童星教授的到来，并欢迎大家继续和高研院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