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教授、孙国东博士应邀与上海大学师生交流
“关于法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2010年12月22日下午，我国著名法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上海大学法学院“青藤苑”经典读书会的邀请，在法学院商事仲裁中心与上海大学师生就“法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邓教授是中国学术规范化和社会科学自主性运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和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领航者，开启并推动了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三大运动（初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研究运动、中期的学术规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大讨论，晚期的自由主义大讨论）；邓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研究，为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做出了持久的贡献。
邓教授的讲座由法学院学生担当主持人，09级法学硕士研究生王茜同学承担了此项重任。邓教授的学术助手孙国东老师、法学院李凤章老师，李智老师参与了邓教授的讲座。
邓教授从“如何读书、学会思考、提升境界”三方面诠释了学术研究的精髓
邓教授指出，“读书不等于认字”。想读懂一本书、读透一本书，只了解本书的观点是不深入的，只掌握这本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掌握书本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学术派别对书中观点的赞同与异议，由此才能深刻领悟书中的学术理念。为了更好的读书，研究生应当着重研究学界某一位知名专家。在研究一位名家的著作及更重要的学术理念时，研究生应当建立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中要包含其研究领域内的所有的著作、论文、书评、评论和专门的研究论文集。面对这样浩大的学术资料一定要“注意读书的顺序”，否则会有无从下手之感。特别是在研读罗尔斯、博登海默等名家的经典著作时，读书的顺序显得尤为重要。研读一本专著，首先要收集有关此书的国内外的书评，书评短而易懂、视角宽广，且汇集众家的智慧，通过阅读书评在培养了兴趣的同时也引起了自己的思考；其次是阅读相关的专题论文集，以便对此学科知识从各个方面做广泛的了解；最后读专著，就要求深入的研读了。邓教授通过画龙点睛般的例子为同学们列出了一个清晰且渐进的读书模式，解决了同学们在阅读专著时遇到的种种困惑，同学们受益良多。邓教授特别指出，读书就像呼气空气和喝水一样，“你不可能一天把一周的空气呼吸完，后几天不呼吸了” ，读书、做学问必须勤勉、踏实，慢慢来。
“思考比读书治学更重要”，会思考的人能成为大师，余者不过平庸之辈。目前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成为了中国式教育模式之下‘不会思想的一群人’”。在学术研究中，“仅仅把握知识本身是必要的要件，最根本的也是充足要件是要学会思想”。知识具有内在规定性，知识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学术思想有自己脉络和传承，前人的思想与理念都是在对更早的学术理念的传承、批判与修正中形成的。阅读大师的著作不仅要掌握大师的学识（最低的要求、最低等级的掌握），更要传承大师的学术理念，最重要的却是如何 “像大师一样去思想”，而这恰恰是最难的。“知识最大的规定性就是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和缺陷性”，这就出现了对知识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继承、批判、反思的过程中新的思想就产生了。知识的掌握，思想的传承，理念的批判，自身的反思，新思想的形成，邓教授把这一过程的精髓“知识的局限性、差异性与学者的批判与反思精神”传授给同学们，要同学们自己去领会与运用，同学们把先生的句句箴言铭记于心。
一个做学问的人“内心要有追比圣贤的心境”。邓教授结合自己在体制外孜孜不倦追求学问18年的经历告诉同学们：“做学问无捷径”，既然选择了就要耐得住寂寞，要有一颗“乐见其成的自信心”与一种对学问投入与奉献的大爱。“真正追求学问的人是无俗欲之人”，所有的坚持与所求皆在于学术与精神本身，纯粹的学者是不为物质、名利所扰的。
随后，孙国东老师应邀与大家分享了其师从邓教授的一些切身体验。他特别强调，邓老师刚才所讲的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与研习法科的人没有关联，其实蕴含着深刻的联系。他结合自己追随邓教授学习的心得指出，邓教授那种以“研读经典和大师”为模式的教育其实想传授给我们“走向思想本身，走向理论本身，走向学问本身”的为学之道：不再是消费主义地记住风行一时的若干“名词”，而是刨根究底地去探究这些“名词”背后的思想积淀；不再是修饰主义地掠阅装点门面的英文文献，而是旁求博考地去细读（close reading）这些文献本身的理论蕴涵；不再是形式主义地开展“各说各话”的学术讨论，而是心虔志诚地去呵护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团结”。通过研读经典，追随大师的脚步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真正有“思想能力”的人。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学术积淀和学术视野，我们看待法律问题的视角定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会借用大师的心智来看待法律，而不只是工匠般地把法律看做是一种现代治理技术。他强调，现代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罗马法经现代性洗礼后征服世界的产物，它本身带有太多值得我们反思和批判的前提，但专科性的思考常常会被这些前提视为不容置疑的前设而接受下来。他以“知识产权”、“民主转型”为例凸显了法律的社会维度、历史维度等对法律运行的影响。他还将转型中国法律问题的性质定性为他所谓的“合理（rational）而非正当（right）或善（good）”的问题。这种性质决定了我们极易做出“主义”或政治上的表态（我们当下的很多所谓“中国研究”恰恰正是在这个层面讨论问题），但却忽视了对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入认识和分析。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加入常常意味着某些中国特有的、影响理论模式解释力的“变量”的加入或至少是“变量”权重的变化；“主义”表态、“立场”先行的做法恰恰会忽视对中国特有的“变量”加入或“变量”权重变化后的学理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缺乏思想能力的表现。
邓教授精彩的讲座，赢得同学们真心的掌声；此后，是热烈的学术讨论。邓教授是一位愿意与学生交流的思想者，视学生对其观点的批判为“一种支持与帮助”。
有同学提出了中国法学在向西方法律文化的借鉴过程中如何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以及法学研究怎样影响实践中的法治中国的问题。
邓教授指出，中国法学对西方法律的借鉴与移植中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应当借鉴学习西方的法律精神、法律理念和思想资源，而不是生搬硬套那些适合于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模式。在法律移植中，必须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否则就是“移植的太技术化了，没有动脑子”。回到法学研究上，邓教授重申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一切学术成果都是问题而不是前提”。在影响中国法治实践这一方面，中国法学研究者仍有不足，因为“中国的法治绝不仅仅是法律的问题”。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其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是一体的，“不了解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不可能成为很好的法治实践者。而中国大部分法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无力涉足法学研究之外的学术领域，此种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导致一些学术成果极难运用于社会实践中，中国法学研究者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影响力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有同学提出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在复杂的网络资料中甄别、筛选出对自己有用的法学资料的问题。
孙国东老师回答了这个问题。孙老师指出，“学术研究没有对与错，关键是要培养自己的学术品味”。面对大量的信息要进行有选择的关注，“学术品味的建立与自己的学术修养息息相关”，要有选择的去学习与研究，逐步提高学术修养与学术品味。此时，邓教授向同学们推荐了“正来学堂”这个学术网站，因为那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文章与学问。
有同学结合自己在学习中的困惑提出了学者批判的层次性与如何理解先生在著作中提出的“倒果为因”的问题。
邓教授指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纯粹无其他欲求”，不是为了应付什么任务或是为了赢取什么功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是从知识本身的逻辑出发，针对的是一种常识、理念、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对社会上一些热点现象和问题的浅层次的回馈。研究者更是要挖掘现象、问题与制度中深层次的思想与理念进以行研究讨论。学术对学者的影响力不能停留在养家糊口、赢取功名的层次，“学术真正的影响力应该体现在对人的思维模式、理念思想的影响”上，“理念和思想是永恒传承的”。“倒果为因”是我国一些学者指把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制度安排的结果放到应然的层面来评价中国的法治状况，这是一个对西方法律制度如何借鉴的问题。邓教授指出，就像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只关心既有的学术概念和结论本身，更应该关注其背后“生命实践的本源的东西”。可以借鉴的只能是知识、观念背后的思想和理念，而不是既成的知识与学说本身。每一个研习法律的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这样中国的法学发展才会有希望，真正的“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才有可能建立。
有同学提出邓教授的生存发展哲学是什么以及邓教授个人的法学研究对中国的法学发展的影响是什么的问题。
邓教授指出要“善待人生中的经验与困惑”，要有“怀疑社会现象存在的正当性的精神”。邓教授一直以来从事研究、翻译，以及在复旦办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都源于其自身的“困惑、思考和反思”。邓教授认为“对中国法学的影响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每个人的兴趣点和擅长的领域不同，在追求学术的道路上每位学者都应该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人与人不同，“发展模式不可复制”，邓教授希望在座的同学“不仅要有自己的思想还要有反思的能力”，如此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为中国法学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做出贡献。
此后，有同学就个人的一些困惑与邓教授进行了交流。
座谈会渐渐接近了尾声，邓教授“做一个严肃的思想者”的治学理念使在座的师生受到了思想上的冲击与学术上的启发。邓教授海纳百川的大家风范让同学们折服，孙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底令同学们感佩。最后，此次座谈会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青藤苑读书会为能邀请到邓正来教授感到深深的荣幸。
（ 文/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