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研院邓正来教授和郭苏建教授出访贵州大学
2009年11月30日到12月2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和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出访贵州大学，与该校广大师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和交流，并做了三场精彩的学术讲座。现按时间顺序将本次出访的主要学术活动记述如下：
一、邓正来教授和郭苏建教授与贵州大学校长陈叔平教授座谈
2009年11月30日上午8：30和12月1日晚9：45，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应贵州大学校长陈叔平教授邀请进行了两次会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贵州大学“长江讲座学者”纳日碧力戈教授也出席了会谈。陈教授欢迎两位教授来到贵州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介绍了贵州大学社会科学基本的学术研究现状及规划，并从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与三位教授进行了探讨。
邓正来教授感谢了陈叔平校长的周到安排，并特别向陈教授介绍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办院宗旨和远近期规划，并提出针对贵大所处地理人文环境的特点高研院可以从四个方面帮助贵大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上打造符合自己特点的学术平台和团队。陈叔平校长完全赞同双方合作的想法与建议，并就有关合作细节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希望。
二、邓正来教授与贵州大学法学院师生进行座谈
2009年11月30日上午10：00，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应邀在贵州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围绕法学与学术传统问题、法学与学术批判问题、法学与问题意识问题、法学与具体学术层面研究问题给法学院广大师生做了精彩讲座。
邓教授称这四个问题都涉及“知识”的问题，是法学的思维问题。邓教授在报告中对四个问题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具有缜密的思维逻辑关系。指出法学不能没有学术传统，缺乏传统法学就只是一个消费主义、平面性的，没有根的。事实上，任何学问都如此。但对传统也不是一味的遵从，它不是标准，因此要具备批判的眼光和批判的精神，这样学问才有进展。问题意识有两个来源：一是学术传统脉络中把握；一是对现实结构的关注与分析，如此才出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学问。就学术层面来说，从大处着眼，关心前提、过程和结论的整体观或评价是缺一不可的。邓教授正是从上述几个方面，探讨了学术意义上的法学思维性问题。邓教授报告结束后，在场师生踊跃提问。邓教授智慧而幽默地与提问的老师同学分享他对“问题”的看法。
三、邓正来、郭苏建、纳日碧力戈三位教授与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座谈
2009年11月30日下午2点，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长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与贵州大学文科学院教师座谈，就全球化与知识转型、绿色革命与新技术革命的世界影响、创新学术人才培养、教育和学术体制的弊端、人文学科学科建设、创新和发展等大家关心的问题交流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邓正来教授还具体介绍了复旦大学高研院一年来的工作和中长期目标，高研院如何以“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开展“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所取得的初步成效。还介绍了高研院的四大举措，即国际化的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学术讲堂、国际化的学术会议，以我们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走向世界，以我们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深度研究走向世界，推动中国优秀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
邓教授最后还提出了如何根据贵大所处的有利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后发优势突出重点发展“绿色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具体设想以及高研院如何与纳日碧力戈教授领导的贵大“长江学者”团队开展上述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合作。邓教授的创意受到人文学院领导和教员的热烈响应。
四、邓正来教授在贵州大学进行专题讲演
2009年11月30日晚7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在贵州大学北校区行政楼报告厅作了题为“全球化时代与知识转型”的专题讲演。贵州大学校领导陈叔平校长、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导和师生代表聆听了讲座，全场座无虚席，有许多学生都站着听完了讲座。
讲演由贵州大学陈叔平校长主持。陈校长开首先借用竺可桢先生的一句话进行开场：“大学培养的不应只是谋食和谋技的人，更应该是谋道的人”并指出邓正来教授正是助大家谋道的学者。陈校长对邓教授基本情况进行介绍，随后代表学校向邓教授颁发“贵州大学特聘教授”的证书。
邓教授开篇点题，分别从“两个背景和三个使命”来重点阐述全球化时代与知识转型的问题。邓教授指出，中国1840年后才进入世界之中，但世界与世界结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国是世界结构和游戏的局外人，不管对游戏规则是否满意，中国毫无发言权，我们的任何言语都毫无意义；入世后，中国进入世界游戏当中，中国为此也付出了昂贵代价，但却发现中国并不是游戏规则的掌控者，这不是是主权国家平等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仍处于边缘，虽有发言资格和权利，但并不等于中国拥有真正的发言权力。邓教授疾呼：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未曾对世界的发展做出何理论贡献，扪心自问：中国是否想过世界未来的理想途径是什么？
邓教授说，我们曾思想如何让中国挤进世界甚至赶超其它发达国家，我们思想一切，但却从不对思想进行思想，我们提出的中国之路不是西方化就是回复过去传统，我们丢失了对未来的想象力，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话语下，西方和西方化、现代化成了先进的代名词，成了我们追求的偶像甚至标准，曾几何时，西方化成了衡量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准绳，学科不再完整，西方化肢解了中国。
1978年改革开放来，中国在没有进行西方话语下的政治改革而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我们却未能向世界言说我们成功的道理，我们不能用理论把向世人讲述我们成功的故事，我们失语了……所有这些都给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使命：我们必须得担负这个使命，如此势必社会科学需要一个大革命，知识需要转型。
邓教授进而指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障碍，唯西方化和唯学科化使中国的人文学科失去了自由、独立和完整，我们只关注我们缺少了什么，并试着用西方的东西来填补，却未曾关注我们拥有什么？“唯地方主义”的思想狭隘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缺乏世界眼光，缺乏与世界沟通交流的能力。
针对上面提及的知识转型所面临的障碍，邓教授提出了破解之法，首先要破西方化，寻找中国的东西；其次要破学科化，要跨学科去研究问题：再次要破地方主义，与时代共伍。
最后邓教授提出期望：我们正处于时代转型和知识转型的革命性分水岭，如何抓住这一时代机会，如何完成这三个使命是时代赋予社会科学和处于这个时代的我们的使命。
邓正来教授的讲座言简意赅、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其广阔的视野和思想的深邃在师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不时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讲座最后，长江学者纳日碧力戈总结，其简要精到、幽默生动的结语可谓是日上增辉，为讲座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讲座在严肃而不失活泼的氛围中成功结束。
五、邓正来、郭苏建、纳日碧力戈三位教授与贵州大学文科学院教师座谈
2009年12月1日上午9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长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应邀与贵州大学文科各学院院长、书记及部分专家教授在贵州大学行政楼党办会议室进行座谈。贵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冯晓宪主持此次座谈会。
邓教授首先对于选择复旦大学建立高研院创办初衷进行说明，并对高研院基本情况和成立以来的学术活动详细介绍。
邓教授随后提出，全球化过程中带来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构，IT时代向ET时代转型。应意识到，世界能源技术和绿色革命在知识生产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目前尚缺少绿色革命意识，亦缺少对未来世界图景的勾画。在此背景下，贵州大学可抓住两点着重发展：贵州省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尚未遭受现代性破坏，可利用其后置优势，在学科发展中设立一个基地，跨学科地进行绿色革命研究，二民族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研究重点上可转向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人如何看待自然，并以何种方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学校需要在学科发展上选择侧重点，抓住与世界的勾连，与未来世界秩序发生关联。邓教授针对高研院的创办经验，提出如下建议：
一、 办一个严肃的学术刊物，贵州省的少数民族聚居情况具有别人不可取代的特色，应以民族学/人类学为龙头，体现贵州大学特色。
二、 整合一支好的、综合性的团队，开展跨学科研究。
三、 树立品牌意识，出版一套高质量的丛书。
四、 围绕学校重点发展方向，创办一个高级的、真正的学术网站。
最后邓教授强调学术研究的三项原则：开放原则；重人才（学术）原则；学术平等原则。
郭苏建教授针对中西大学教育体制的不同，结合自身海外教研经历，对高校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讲演。一是通识课程的设置。西方高校普遍重视通识课程，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课程。二是哲学基础的强调，中国大学教育过于注重技术操作、收集资料能力，忽视哲学传统的影响。三是学术研究应具有理论高度，不能只停留在描述阶段。四是外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外语能力，对于学生阅读原著，进行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五是强调教员对于学校事务参与的重要性。六是注重大学教育的国际化，七要强调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最后郭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海外教学经验，认为西方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不仅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及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不断改革教员的教学方法，激励教员的教学热情，如设立年度教学奖，并将其作为考核依据。由于中国高校发展不平衡，贵州大学的教育体制、学科建设和学术环境相对落后，应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和学科规范化，减少教育体制的行政化。
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对邓、郭两位教授讲演内容进行评论的基础上补充，提出学术研究的多样性问题。如贵州大学的喀斯特研究中心，强调技术性，注重技术物与物化的研究，在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层面，自然科学应与人文生态结合进行研究。国际生态学大师霍林注重人、社会、文化与生态的关系研究，并提出一个恢复力理论(resilience)。
纳日教授认为人的活动、人的主动性直接作用于自然，人的语言分类对环境亦有影响。语言中也存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从语言方面、分类方面看出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这也是中国智慧的一部分。中国智慧也包括贵州智慧，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深度才可能推进。贵州的智慧也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为了与国际学术接轨，大家应共建一个合作平台，多学科整合，共同开展多样性研究。
参与座谈会各文科学院领导针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如人文学科发展、学术团队的构建、高校教育体制与管理运行机制等问题与三位教授进行探讨和交流，现场互动频繁且热烈。
六、郭苏建教授在贵州大学进行讲演
2009年12月1日下午2：30，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在贵州大学行政楼报告厅发表题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思考”的讲演。此次讲演由贵州大学校党委副书记任钢建主持。
任副书记首先对郭教授的来访表示欢迎，并代表学校为郭教授颁发“贵州大学特聘教授”的荣誉证书。
郭教授的讲演围绕四个层面展开：一、问题的提出；二、什么是“中国模式？”；三、中国经验或模式的国际影响力问题；四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模式应有什么调整和发展？
郭教授首先围绕五个要素从理论上界定不同的经济体制，并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对立的经济模式进行比较。郭教授提出现实生活中存在四种经济体制模式：以苏联、朝鲜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以美国、中国香港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在对市场社会主进行概念剖析的基础上，郭教授重点阐释中国特色市场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上的特点及其新发展，并例举国外的种种评论说明。
郭教授认为在中国的经验或模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问题上，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时间还短，我们的经济和经济体制还处于“转型”过程，具有过度性、不确定性、中间性、阶段性和发展中的一些特性；二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虽有进步，但还处于渐进性的不断改革和完善过程中，我们正在实现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变为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转型；三是我们的价值体系、文化体制、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化和重构过程还远未完成和定型；四是我们在建设一个公正、平等、和谐社会方面还任重道远；五是中国的国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国际经济结构变迁、新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格局的重构。
最后郭教授总结，关于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模式的调整和发展问题，一、这涉及到经济哲学层面上的理论思考。具体而言，涉及到我们对“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国家主义”的基本评判；二、市场被历史证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机制，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是有效的。但是，市场也有它的局限性。过分迷信市场的作用，也是不恰当的；三、若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崇尚经济国家主义，则是一种误导。价值规律和竞争原则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不应一味地排斥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划分 “西方的”和“东方的”；四、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最大启示就是：市场和国家有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五、另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投入和运作及各资本要素是私人控制的，为了私人的资本和财富积累。我们国家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银行，不可私有化。但是，这不应影响我们经济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经济市场化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要进一步学习西方银行和金融业先进管理和资本运作经验，要对国家关键产业进行重新界定，对非国家关键产业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
讲演结束后，纳日碧力戈教授进行总结和评论。在座的三百余名师生认真听取了郭教授的精彩讲演。部分师生踊跃进行提问，郭教授一一进行耐心细致地解答。讲演在热烈的互动气氛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