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全球化与大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0月16日，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跨学科研究室承办的“全球化与大历史”学术研讨会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此次研讨会是跨学科研究室计划中的“跨学科视野下的世界史研究”系列论坛的首次学术会议。来自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中央编译局的20余位学者与会。参会人员围绕大历史、全球化和全球史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为会议进行了致辞。张顺洪指出，“大历史”（Big History）是近年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它主张从长时段和大范围上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开放的体系。大历史与近年来关注不同区域之间交流与互动的全球史有一定关系，但亦有很大不同，它更注重人类、生物界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也更强调多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有助于打破世界史研究中的学科分裂现象。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要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需要有更强的理论创新思维，国外的“大历史”学派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张顺洪所长期望此次会议能够引起更多的学者关注世界史的跨学科研究和宏观研究，促进我国世界历史学的发展。
针对全球化、宏观史和跨学科研究等理论问题，李春放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认为，有必要将全球化和宏观史置于跨学科视野下进行综合考察。上世纪末，卷入全球化辩论的历史学家非常少。结果，全球化辩论明显缺乏历史维度。从宏观史的视角审视全球化，有助于克服全球化辩论中的短期主义和非历史主义，激发人们对全球化史的研究。将全球化的视角引入宏观史和世界史，有助于为宏观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编撰注入活力。无论是具有宏观史学思维的全球研究者，还是参加全球研究问题辩论的宏观史学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跨越学科的边界。历史社会学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称为历史社会学展翅翱翔的时代。在此期间，产生了两部影响深远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社会学著作：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世纪之交，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历史社会学的世界体系学派、世界史学家、全球史学家和全球研究者相互影响，推动了对全球体系和全球宏观历史进程的跨学科研究。
姜南副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探讨了宏观史学研究的史实基础。她指出，宏观史学研究同微观、中观史学研究一样，必须以可信的史料、史实为基础。与以清理史实为唯一目的微观史学研究不同，宏观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广大时空范围内的历史现象，尽管它也可能要在某些环节细究史实，但它对史实的需求主要是大尺度的。宏观史学研究有着足以作为其基础的史实来源，它所依据的史实大致包括史学常识、史学著述、原始史料三个方面。三种史实的有机结合，就为宏观史学研究搭建了可以让思想自由驰骋的广阔舞台。宏观历史研究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思想和气魄。有驾驭宏观史实的思想能力的单个的历史学家，不但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写出专门史、专题史方面的恢弘巨著，还完全可以写出世界通史以至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大历史”来。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大历史”在20世纪末的问世和21世纪的异军突起，颇值得史学界的关注。孙岳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认为，“大历史”有多个版本，其共性自然是“大”，主张以超越既有专业史学的宏大视角重新审视整个人类或某个区域的历史。不过与此同时，“小历史”也颇为张扬。事实上，由“大历史”观之，我们常见的历史研究大多可归入“小历史”的范畴。人类在或大或小的历史叙述中要么变得异常遥远和抽象，要么异常狭隘。不过，人类书写的历史应该凸显并关注人类，如何在各种大小历史中既能够廓清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彰显人的价值，又能够保持史学的传统优势甚或真的实现“以古鉴今”，为人类未来的可持续生存指明方向，是从事“大历史”研究的学者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董欣洁副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从通史编纂的角度考察了“大历史”。在她看来，近年来在欧美国家不断发展的“大历史”研究，是一种把人类历史纳入到宇宙自然史范围来考察的研究取向，堪称是最大时空范围内的通史研究。从通史编纂领域而言，大历史与世界史实际上面临着相同的核心难题，即如何在“世界”或“宇宙”的广泛时空框架内构建一个能够充分说明人类历史发展、演变及其特点的系统、科学的阐释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深入理解和领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通史编纂方面的理论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入揭示了生产力因素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为当代的通史研究和编纂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指南。
与会的一些学者也试图借助“大历史”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何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对中国传统社会长时段发展模式作了初步探讨。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长时段的周期性变迁特征，它是由政治制度和经济地理结构的缓慢变化所引起的。每一长时段变迁的周期大约七八百年，由一个短的朝代和两个长的朝代组成。短朝代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两个长朝代之后则是较大和较长的分裂与战乱。第一个长时段从秦朝统一中国开始，至三国、两晋、南北朝结束；第二个长时段以隋代开始，至南宋结束；第三个长时段横跨元、明、清三个朝代。在对中国历史上三个长时段的共性和差异进行分析后，何平指出，历史并不是线性进步的过程，社会发展在许多时期具有非延续性，事件的演化也有多种时间类型。历史研究应当跳出事件史的束缚，研究更长期历史发展中社会结构的变迁，这有助于我们发现的新的问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易华研究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马为切入点，探讨了古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易华指出，弗兰克认为世界体系的历史不止五百年而是五千年，并参照现代世界体系提出了古代世界体系概念。谢拉特根据自己提出的“次级产品革命”概念，发展出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概念。古代世界体系强调时间，青铜时代世界体系重视空间；两者大同而小异，可以互换。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上古中国也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边缘组成部分。以这些理论观点为基础，易华探究了马的驯化和传播及其与古代世界体系形成的关系。考古学、分子遗传学和痕迹分析表明马是五千前在欧亚草原西部被驯化的，然后相继传播到了西亚、南亚、欧洲和东亚。家马既是游牧文化的象征，也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标志。蒙古野马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不可能是家马的野生祖先。东亚确凿无疑的大批家马见于殷墟，表明商代中国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
全球化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建构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杨雪冬研究员（中央编译局）对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特点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策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具备了以下几个新的特点：第一，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复合进程；第二，随着全球化向多层次、多领域的扩展，全球化进程也在改变着“西方中心”的局面，向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转变；第三，随着各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内与国际两个局面的互动更为紧密频繁，导致了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的“国内化”；第四，全球化的发展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和全球风险，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竞争更为全面激烈，国家职能的发挥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针对全球化的这些新特点，中国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全面深刻地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制订系统的应对措施。要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角度来全面思考国家的作用。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经济社会全球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有限性、民族文化独特性之间这对主要矛盾。要着力解决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难点问题。要突出解决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紧迫问题。
王旭东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对21世纪的“新世界史学”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他认为，世界史应该是整体史，而整体史要想真正作到名符其实就必须应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探索新的表达方式来服务于整体史的研究。当前，信息史学可以对世界史做出新的表达。所谓信息史学是指，将历史和历史认知及其诠释，抽象/解构到信息层面，系统地综合运用信息、信息理论、信息科学、信息化应用的相关理念、方法和技术支持及实现手段，来探讨并深入研究历史学领域里的诸种问题的一门新兴学问，或正在形成中的交叉/分支学科。基于信息史学理论，我们可以提出“数字世界史”的范式，它是信息史学针对21世纪新世界史学构建的主要内容之一。数字世界史是指，在遵循历史科学自身研究规则前提下，从信息视角出发，以数字化和信息化理念、手段及方法，依托特定的信息化技术平台，对人类社会历史活动展开动态标记、整体表述和综合复原重现等方面的研究，并对由此而形成的成果加以充分应用的崭新世界史范式。这一范式的提出，可以实现时空变迁中诸历史要素的关联融合，以及历史研究各类成果的动态整合，从而使世界史学科适应21世纪信息社会发展之需要。
与会学者对全球史也进行了广泛讨论。施诚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对国外史学界在欧洲殖民扩张后果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作出了评论，他认为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了世界史研究的方法，扩大了世界史研究的视野，但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粉饰、辩护的嫌疑，特别是对欧洲殖民扩张对世界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施诚特别强调了早期近代欧洲对美洲的征服是世界环境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欧洲殖民者通过疾病和武力使土著人口急剧减少，为了追求美洲的金银、毛皮、木材和经营种植园，他们大肆砍伐美洲森林，不仅改变了美洲的地理景观，而且使栖息于此的动物也随之减少，美洲生物多样性开始遭到毁灭性破坏。不仅如此，毛皮贸易引发的动物猎杀、金银开采引发的汞污染等方面，都对美洲环境造成严重后果。
张旭鹏副研究员（世界历史研究所）对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缺陷进行了批评。首先，全球史学者在论述文明的交流与互动问题时，大多只是强调这一过程的必要性和人类社会对之的适应，但却忽视了这一过程中所充斥的霸权、强制、压迫和暴力。因此，有必要看到，全球史不仅是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历史，也是文化遭遇与碰撞的历史，更是文化冲突与斗争的历史。我们必须用一种批判的目光来审视全球史。其次，全球史过于强调总体性的力量，忽视了地方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同样，全球史也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致性，而忽视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因此，在全球史的研究中，人们必须注意到一致性中的差异性。为此，张旭鹏提出了三种可以弥补全球史方法缺陷的世界史编纂模式，即后殖民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跨民族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第一种主要针对全球史方法上的缺陷而提出，后两种主要针对全球史的空间范围而提出。
李文明博士（世界历史研究所）介绍了日本当前全球史研究的状况。他首先分析了全球史研究在日本受到忽视的原因：第一，日本自明治时期以来的把世界史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的传统；第二，注重学术传统的继承以致对新事物的接受较为迟钝；第三，重考据的学风容易让学者更加关注微观的问题而对宏观问题有所回避。之后，李文明介绍了日本目前全球史研究的两个重要的中心及其所关注的问题。最后，李文明又介绍了日本学者羽田正提出的“新世界史叙述”构想，并引用羽田正的著作及论文全面分析和评价了“新世界史叙述”与传统世界史的区别、“新世界史叙述”与国际上流行的“全球史”研究在视角和方法上的异同以及“新世界史叙述”的立论前提。
尽管此次学术会议的一个主题是大历史，但学者们也强调不能忽视对微观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尤其是世界史研究要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否则都会有失偏颇。此次会议也体现了明显的跨学科特点，学者所探讨的问题不仅涉及历史学，还涵盖社会学、信息学和民族人类学。不同专业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不仅能够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对于开拓新视野、发现新问题也很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