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网站
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1月4日至11月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会议厅
国家和国家起源问题是中外学术史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研究课题。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一百余年来，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有了极大的发展，有关国家起源研究的资料得到极大的充实，形成了多学科共同关注国家起源问题的局面。古代国家起源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古代史研究的课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国家的对内和对外职能都变得更加复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对我国来说，如何从国家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回答和解决今天国家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2009年11月4日至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美国、荷兰等国近二十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共进行了八场学术报告会，宣读论文十九篇。与会学者围绕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不同发展形态和特点、国家衰落的形式等议题，分别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元学科视野下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和启发意义的观点与问题。
理论探讨
南开大学王敦书教授从学术史的角度做了《略论古代世界的早期国家形态——中国古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的报告。他指出，与西方学界的情况相似，近二三十年的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也就古代城邦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他着重阐述了林志纯先生在此领域的学术成就，同时涉及到林甘泉、田昌五、赵伯雄、顾准、陈隆波和胡钟达等多位学者有关古代城邦问题的观点，并简略阐述了他个人有关城邦问题亦即古代世界早期国家形态问题在研究方法以及具体论题上的观点与想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震中研究员主要探讨了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针对一部分西方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提出的“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他指出了该理论的局限性，认为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必须对史前社会组织、阶级的产生、权力性质的演变，乃至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等方面进行考察，方可说明早期国家与文明社会是如何产生的。仅就国家形成的标志而论，他主张阶层阶级的出现和强制性权力的设立是最具特征性的。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格里宁在《原初政治组织体的演进》的报告中指出，“政治组织体的演进”可以用于理解复杂社会内部政治体制的起源和演进，而“国家的形成”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演进模式。国家不是政治组织体演进的唯一结果，在早期国家发展的同时，还有众多类似于国家的政治组织体，而且这种类国家的组织体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国家的形成需要战争、管理制度变革等多项条件。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A.克罗塔耶夫教授关注的是世界政治演进过程中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城市化进程问题。他认为，在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是最主要的政治进化形式。国家的演进可划分为三种类型：早期国家、成型国家和成熟国家。城市是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国家发展也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日本国学院大学铃木靖民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日本的首长制社会与国家的产生》。铃木教授认为，把统治组织及其作为统治对象的人民的存在视为国家形成的基本标志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还需要重视反映在首长制中的、日本前近代社会的本质，并认为采用分层社会的多线阶段理论更适合日本列岛的实际情况。有关国家形成理论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微观与宏观的不同角度来观察日本列岛各地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过程；另外还需要在东亚或是整个亚洲的范围内考察日本的历史。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建新研究员认为，古代国家形成的基本前提至少包括两点：一是古代国家都建立在已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性经济的社会之上；二是古代国家从社会资源被不平等占有的社会中产生。国家同原始社会的社会管理组织相比，其最大的差别就是建立起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国家的另一个特征是按地域划分人民，而不是按血缘关系来划分的。关于这一点不能过于绝对地去理解。因为在一些早期国家中，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因素在国家的一些组织中仍然在一段时间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开始于公元三世纪中后期，最终于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初期形成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天皇制古代国家。在此过程中，外部条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与典型的原生国家相比，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比较短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在题为《国家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的报告中认为，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的问题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老课题，也是社会科学领域中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老大难课题。他强调，至少在两千多年以前，一些处在已经形成的国家之中的有心人，面对不同的国家形态，就试图对这类问题加以解答。他介绍和分析了西方学界对该问题的基本解释，并对古希腊国家的形成路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北京大学黄洋教授在报告《迈锡尼：“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中指出，关于早期希腊国家兴起的权威性观点认为，迈锡尼文明衰亡之后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之后城邦于公元前八世纪中期遽然兴起，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中断。他认为西方学者之所以强调两者之间的中断，乃是因为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起了作用，而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应把城邦兴起看成是迈锡尼王国解体之后希腊社会渐次演化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荷兰社会科学研究会的R.范•科塞尔•哈荷斯泰因博士在报告《政治集权化的动力——“衰落”形式的多样性》中将个案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指出衰落是系统处于一种无法应付失衡与压力的状态，它与系统是否复杂或相对简单无关。她还将衰落与“再生”理论联系起来，认为即便是那些过渡性国家，或者像中国那样成熟的国家，也存在或长或短的分裂时期。当代的衰落国家与衰落中的早期国家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针对国家衰落的“预警系统”，鉴定招致国家灭亡的诸多特征。同时，针对国家衰落的“应对手段”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
考古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研究员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的报告中主要探讨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阶段，阐述了各个发展阶段形成的背景、过程及其特点，并归纳了中国古代国家的特征。他指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可划分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三阶段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一些具有独特性的历史特征。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阐述了东亚大陆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两大宗教礼制系统。他通过对东亚大陆史前至夏商周王朝时期礼仪建筑、墓葬和礼器及其演化过程的考察后指出，可以以礼制遗存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宗教结构为分野，将相关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两个大的系统，即礼乐文化系统和非礼乐文化系统。前者的勃兴与后者的衰微构成了华夏礼乐文明萌芽与肇始期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模式和特征》。他将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工作的发现概括为人口迅猛增长、社会组织复杂；聚落内部组织管理形式发生明显改变；晚期出现远离居住区的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是社会变革的有力证据等八个方面。从考古学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以建筑和玉雕为代表的高级技术能力的出现，等级化社会的确立以及复杂礼仪中心的出现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核心要素。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H.皮特曼作了题为《哈兰盆地吉罗夫特地区孔纳尔•桑达勒遗址考古报告：第1号（2002－2008年）》的报告。她指出，考古学者在伊朗东南部的吉罗夫特地区展开考古调查后发现了重要的青铜时代遗址。目前学界基本确定，以哈兰盆地为中心，在公元前三千纪时，文明起源要素普遍出现，而且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同时，手工制品及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器物也证明，这个地区是中东地区在公元前三千纪广阔的贸易交流体系中的核心之一。复旦大学金寿福教授在题为《古代埃及国家的形成》的报告中主要论述了埃及国家形成之前的涅迦达文化的发展过程，考察了古器物上有关国家形成问题的图示证据，分析了古埃及王室关于统一和二元王权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埃及国家的形成是在社会、经济、政治权力、技术、文字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和推动下完成的。
文献解读
陕西师范大学王晖教授阐述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外张内敛运动。他认为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酋邦社会阶段；二是早期国家出现阶段。由古文字以及上古汉语看，我国早期国家发展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即：“邑”→“都”→“国”→“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员通过对《墨子•尚同》的分析，认为其中体现的是非专制主义思想。他强调，“天”选择的是贤人，当然也可以对“不肖者抑而废之”；“圣王”是“爱利万民”，“暴王”是“贼杀万民”；“选择”“天子”的“天”代表的就是这些百姓，就是“万民”。他认为所谓“天选”者，实“民选”也，将民视为根本，是墨家最为重要的思想。东北师范大学吴宇虹教授在题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奴隶名单》的报告中指出，Robert. K. Englund在其论文《笼中味》中讨论了乌鲁克三期和捷姆迭特-那塞尔时期（约公元前3100年—前2900年）的一些早期奴隶名单。这些文献证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均起自奴隶制社会。这些早期管理文献与后来的文献有很多不同点，尤其是人名和地名与后来的苏美尔名词有很大不同。为了理解Englund所讨论的奴隶名单，吴宇虹教授表示要将这些符号转写成苏美尔语，按照泥板中字行的书写顺序提供参考性的人名和文字的翻译。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作了《文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国家权力的演进》的报告。她梳理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字起源、各种文献类型形成的历史，指出文献类型的不断丰富折射出国家的发展与统治思想不断完善的进程：早期的管理文献凸现出早期国家管理功能的进步；王铭等文献内容的不断扩展表现出王权与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从乌尔第三王朝开始，编纂、抄写、转录古代文献的传统标志着古代国家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意识不断增强。美国新泽西学院刘欣如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吠舍厘城的公众女性Ambapali》。她指出，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在印度恒河平原北部地区，许多新兴国家兴起，Ambapali是犁车族共和国的都城吠舍厘城（Vaisali）中公认的最美丽的女性，因此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职位，即城市的标志，城市的官方代表和女主人。Ambapali晚年撰写了一系列诗篇，回忆自己的生平。在Ambapali生活的年代，文字资料十分稀少，关于她的事迹散见于各类佛教文献中。这些文献不仅展示了佛陀时代社会生活的全景画面，也揭示出在各种政治体制及理论纠结斗争时代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对立关系。
与会学者就上述会议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学者们对古代国家起源与发展问题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廖学盛指出，多学科的合作十分重要，理论问题的探索很难，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唯一的办法是今后不断努力。与会学者对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赞扬，肯定此次研讨会为世界各地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并表示今后将继续保持学术联系，以共同推进古代国家起源与发展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