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举行
Roundtable: Political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3月29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主办，Center for US-China Policy Studies、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协办的“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Roundtable: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在高研院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
来自复旦大学、University of St. Thomas，Würzburg University，Davidson College，Old Dominion University，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Tennessee、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和《学术月刊》杂志社等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与会。
邓正来教授代表论坛举办方致辞，他首先欢迎和感谢中外学者与会，感谢论坛协办方对会议筹备的大力支持。就本次会议的宗旨，邓教授指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政治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思考如何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第二、中国政治学本身取得了很多发展，政治学从西方学术理论中，从其他学科领域中获得了很多的启示。但是，如何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概念系统、分析框架乃至学派，甚至形成自己的政治哲学，将是中国政治学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中的重大问题。他希望本次论坛的与会者能够为推进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展开积极的理论的讨论。
本次论坛为期一天，上下午共四个单元，分别为“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政治研究”，“政治学理论研究与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分析方法与中国地方政治”。上午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下午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
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政治研究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Jon R.Taylor教授认为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而非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应是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一种选择，应倡导一种（包括问题导向的研究和理论导向的研究在内的）混合方法的路径。德国维尔茨堡大学Alpermann教授认为西方政治科学研究具有多样性，并不存在同一化的西方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也应该多样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均应受到重视。戴维逊学院的Shelley Rigger教授指出，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多元化与其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分散有关，而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应该注意方法论“科学主义”霸权的倾向，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化进程；美国田纳西大学钟扬教授认为，与“政治学本土化”这一概念相比，用“中国政治研究与科学接轨”这一说法更恰切。政治学研究要在理论的框架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因果关系，最后再将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中国人民大学张小劲教授认为，三十年来，相对于其他学科，政治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处于很薄弱的层面，我们引进了很多的“主义”，但是这些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却显得有限，缺乏有实效意义的个案研究。复旦大学郭定平教授认为，基于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等因素，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他分析了“现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对学生包括政治学研究者的负面影响，指出“想象力”、“解释力”和“创造力”对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性。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则指出，提高政治学群体的专业化程度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即转向问题的专门研究，系统掌握某一议题的专门知识，加强政治学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
政治学理论研究与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大学贾庆国教授指出，中国政治学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理论和逻辑层面上的探究，而评价和反思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共识性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体系。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在发言指出，价值与事实的冲突，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常要面临的。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的发展路径以及现实经验与经典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冲突；其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所代表的经典理论之间的冲突。这种尖锐，既源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但同时也源于学术研究本身的认知误区。而关于价值中立问题，南京大学顾肃教授认为，尽管各种利益和政治的牵扯使政治学研究很难“净化”自己的思想“实验室”，但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价值中立。实现绝对价值中立的困难并不能一概抹杀相对价值中立的要求之必要性。即使从普遍的学术讨论的需要来看，至少是相对的价值中立才能建立共同的交流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则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已经发生结构性变革。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还用一些旧标签而看待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了的中国政治。复旦大学陈周旺副教授认为，美国政治学学科化的主要力量，但对于技术手段的过分依赖，也导致美国政治学背离政治学固有的公共性和反思性，沦落为一种工具理性，中国政治学不能简单地复制美国当年片面追求定量化的模式，中国的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必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
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政治发展，总结政治发展的“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政治学如何作为？同时他指出，有必要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作出具体的规划。与桑教授所指出“中国模式”直接相关，北京大学李强教授指出，对于中国的研究者与实践者而言，西方（民主）理论无法满足我们面临的（民主）转型需求。我们需要思考民主与中国传统是否可能有某种契合？或者，更进一步说，中国传统中是否包含了某些虽不符合西方民主原则，却可能满足现代性政治需求的因素？北京大学谢庆奎教授则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是民主和自由；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是分权与制衡。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缺一不可。上海交通大学胡伟教授指出，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是经济驱动型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主要只是经济转型的副产品。着眼于中国的现代化蓝图，我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平衡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复旦大学陈明明教授认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中国政治学是一个不断趋新求异、充满挑战的知识体系。政治学研究既要关注“问题”，也要注重“主义”。整合不同学科资源，有机拓展现有领域，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政治学分析方法与中国地方政治
Old Dominion University的Chenjie教授认为，发轫于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民意调查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处于面临着诸多挑战的成长期，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民调的主题不断扩展和调查方法的成熟。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的Tanqingshan教授认为1990年代开始的中国村民选举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开始摆脱西方政治学理论模式支配并逐渐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标志，但他也对目前村民选举研究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如定量研究数据不准确、定性研究中所采用的个案不具代表性等）进行了检讨。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认为，在中国，只有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研究模式在解释农民政治行为时，是以农民与国家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前提的。而当代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模式，既不是根本的对立，也不是简单的顺从，而是以其一系列的自主行为，希图改变国家的政策和行为模式。中国的政治学需要根据中国的经验来建构。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的发言集中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范式问题。他认为，受“现代化范式”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仍然表现出忽视自身发展经验对于形成中国公民社会品格的可能性研究，而且仍然假设了遵行西方路线的、从市场经济到公民社会到政治民主的演进路径。如何基于民间组织的经验发展获得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自我理解，是中国政治学要反思的。而就政治学的分析路径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商红日教授指出，我们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或许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形而上的套路，尽管研究方式有所变化。我们所寻找的事物很可能外在于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之中。浙江大学郎友兴教授指出，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政治的演变蕴涵着中国政治发展之走向。他提出“结构性情景下的构建”是分析中国地方政治变迁三十年的一个恰当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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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的举办时值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国政治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素养和现实解释力。
本次论坛主题集中于反思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并对西方理论与中国政治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等诸项问题进行了争辩。会场气氛热烈，对论题的讨论具体而深入，主题发言人同与会人员及听众之间的往复论辩既契合于特定单元的主题，同时又直接深入到与此论题直接相关的，也是更为基本的政治理论研究层面。有效地呼应了整个论坛的主题。既开放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同时也为相关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做了若干程度上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