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3—24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以下简称“全球院”）、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与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球治理的未来：挑战与机遇” (Fu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地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复旦高研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编郭苏建教授与复旦全球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Global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主编敬乂嘉教授分别致开幕辞。郭苏建教授对各位学者的拨冗出席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本次研讨会与高研院年度项目“全球正义指数研究”紧密相关，该项目已连续七年发布全英文《全球正义指数报告》。郭苏建教授强调，全球正义为全球治理提供规范性基础，全球治理是实现全球正义的路径。他还介绍了高研院的布局和特色——包括国际高端访问学者项目、年度主题项目、系列丛书、国际英文期刊以及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智能研究中心三个研究中心，并特别感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高研院访问学者、波士顿大学Vivien A. Schmidt教授在全球正义与全球治理研究领域中的长期合作。敬乂嘉教授在致辞中对各位学者来到复旦表示欢迎。他指出，此次研讨会恰逢复旦大学建校121周年，在这一时刻举办此次会议具有特殊意义。敬乂嘉教授介绍了全球院的发展历史、人才培养和学术科研等情况，表示全球院与高研院已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此次两院联合办会体现了跨学科、跨院系学术合作的优势，期待研讨会为推动全球治理研究提供新的智识资源。
研讨会首场主题为“重构新世界秩序的愿景”(Reconstructing the Vision of a New World Order)，由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高研院驻院访问学者、波士顿大学Vivien A. Schmidt教授主持。
高研院驻院访问学者、英国巴斯大学Jolyon Howorth教授做了题为“词语背后有何深意？美国国际关系专家们难以界定‘新世界秩序’” (What’s in a word? American IR Experts Struggle to Identify the ‘New World Order’) 的发言。他认为围绕新世界秩序的讨论本质上是一场极其美国化的学术对话，集中于Foreign Affairs、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美国期刊。Howorth教授系统梳理了近年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大量文献，指出学者们创造了诸如“掠夺性霸权”、“新保皇主义”等数十个新概念来定义新兴秩序。在分析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时，他区分了背后的三种相互矛盾的取向：首要性、优先排序与克制，这些思路与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及建构主义领域的理论发展相互作用，为分析全球事务中的关键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Kathryn Sikkink教授做了题为“全球治理、国际法与侵略战争”(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Law, and Wars of Aggression) 的发言。Sikkink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国际法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关键进程之一，国际社会在“战时法” (jus in bello) 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开战法”(jus ad bellum) ——即规范国家是否合法发动战争的法律——的实证研究较少。她追问为何相较于种族灭绝和战争罪，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关注较少，并提出了三项初步解释。
研讨会第二场聚焦“全球治理中的断裂与连续性”(Disruption and Dis/continuity in Global Governance)，由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Kathryn Sikkink教授主持。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波士顿大学Vivien A. Schmidt教授做了题为“全球秩序面临的政治挑战”(Political Challenges to the Global Order) 的发言。Schmidt教授提出，全球治理当前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政治挑战。外部挑战源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向，她用三个“D”概括这些挑战——地缘政治断裂 (geopolitical disruption)、地缘经济动荡 (geoeconomic destabilization) 与民主破坏 (democratic destruction)。Schmidt教授认为，传统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当前变局，原因在于这些理论建立在霸权国基于理性国家利益和价值观行事的假设之上。她特别关注欧盟面临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超国家区域组织，其成员国日益极化的政治格局使得在应对全球挑战时达成最佳共识变得愈发困难。
牛津大学Laura E. Sjoberg教授做了题为“处在全球十字路口的（反）性别政治”((Anti)Gender Politics at a Global Crossroads) 的发言。Sjoberg教授首先廓清了“性别”在国际关系中的多重含义，区分了“性别秩序”(gender orders) 与“性别化秩序”(gendered orders)。她指出国际秩序本质上是一种“性别化秩序”，其权力结构以性别化的逻辑运行和表达。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反）性别政治已成为西方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竞争的轴心，也是衡量国家实力与决心的复杂但可解读的指标。Sjoberg教授以美国绑架尼古拉斯·马杜罗事件、匈牙利欧尔班“非自由民主”政权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为典型案例阐释了这些动态。
研讨会第三场围绕“行星政治中的调整成本与全球正义”(Adjust Costs and Global Justice in Planetary Politics) 展开，由牛津大学Laura E. Sjoberg教授主持。
欧洲大学学院Kalypso Nicolaïdis教授做了题为“谁来调整？公民权力、行星政治与世界秩序的重塑”(Who Adjusts? Citizen Power, Planetary Politics, and the Recasting of World Order) 的发言。Nicolaidis教授提出，在权力政治复兴的年代，替代“势力范围”回归的方案是构建一个新秩序，其中“谁来调整”这一核心问题通过共享规则、相互承认和跨国界公民权力来回答。她首先回溯了战后秩序如何将调整成本转嫁给全球南方，并将其嵌入技术官僚体制之中。接着她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论点：第一，任何新兴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能否在行星边界约束下使新的调整规则获得合法性；第二，这种再平衡离不开跨国运作的民主基础设施；第三，她构想了将地方性的调整经验与超国家决策联结起来的参与式链条。
哥本哈根商学院Cornel Ban教授做了题为“石油国家与电力国家世界中欧洲真实的能源三难困境”(Europe’s Real Energy Trilemma in a World of Petrostates and Electrostates) 的发言。Ban教授指出，欧洲正陷入一种结构性“三难困境”：欧洲一方面希望在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后确保能源安全，另一方面希望控制清洁技术产业链，同时又试图配合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限制，但这三项目标难以同时实现。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在石油国家和电力国家之间日益分裂的世界中，欧洲能否通过谈判达成相互依存的形式，以保持负担得起的能源、工业能力、政治稳定和战略回旋余地。
研讨会第四场主题为“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主权困境与权力结构”(The Sovereignty Dilemma and Power Structures in AI Governance)，由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Manuela Moschella教授主持。
高研院驻院访问学者、俄亥俄大学Jieli Li教授做了题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流动权威：主权鸿沟和大型科技公司的新兴作用”(Liquid Authority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Sovereignty Divides and the Emerging Role of Big Tech Corporations) 的发言。Li教授指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可被理解成一种“流动权威”(liquid authority) 格局，其特点是控制权碎片化、不断变化、制度化程度较弱。Li教授提出“主权鸿沟”概念，指国家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和政治主权三个维度上的能力差异。这些差异造成分层的治理格局，正式的主权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控制。在此背景下，大型科技公司正成为寻求权威的行动者，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走向一种企业日益行使实际治理权威的混合秩序。
复旦高研院王中原教授做了题为“算力主权、大国竞争与全球AI治理的未来”(Compute Sovereignt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AI Governance) 的发言。王中原教授指出，算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和全球治理的战略基础。算力具有可扩展性、集中性、排他性和可探测性等属性，是与芯片、能源、云基础设施和产业韧性相关的主权资产。在此背景下，算力主权正变得与数据主权和数字主权同样重要。王中原教授将由算力结构塑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前景概括为霸权治理，集团治理，非国家治理和合作治理四种理想类型。最后王中原教授总结道，人工智能竞争正从数据和算法竞争转向算力竞争。
5月24日上午，研讨会第五场聚焦“制度韧性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稳定性”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and the Stability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由英国巴斯大学Jolyon Howorth教授主持。
哥本哈根商学院Oddný Helgadóttir教授做了题为“借来的稳定性：为何全球治理的转型具有误导性”(Borrowed Stability: Why Transitions in Global Governance Mislead) 的发言。Helgadóttir教授认为，全球治理转型在初期往往比最终证明的更成功、更连贯或更稳定，这种误读是因为转型利用了其试图取代的政权所留下的物质、制度和认知资源。此类“借来的稳定性”能够在短期内维持绩效，同时掩盖长期耗竭。Helgadóttir教授以金融放松管制、人工智能对公开互联网数据的使用、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为例，说明新安排的有效性源于继承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使用可能导致其逐步耗竭，破坏转型的长期可行性。
博洛尼亚大学Manuela Moschella教授做了题为“独立、合法性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转型：碎片化时代的中央银行”(Independence, Legitimac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entral Banks in an Age of Fragmentation) 的发言。Moschella教授指出，过去二十年中，中央银行在稳定价格之外不断扩展职能以应对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同时通过声誉策略和观念框架维持其合法性。但特朗普政府对央行的攻击，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威胁，以及对多边规则和规范的冲击，不仅重塑了央行运行的制度环境，也破坏了央行制度本身的观念基础。接着，Moschella教授以国际清算银行 (BIS) 为例，分析了央行共同体如何在动荡局势中维护自主性和信誉。Moschella教授最后指出，当下的挑战是在碎片化、地缘竞争和永久危机的条件下，现有形式的技术官僚全球经济治理是否仍然适用。
研讨会最后一场主题为“全球知识生产与技术”(The Glob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由欧洲大学学院Kalypso Nicolaïdis教授主持。
复旦全球院柳美君副教授做了题为“在全球SDG研究中科学关联性制约创新，但战略性国际合作缓冲这一惩罚”(Scientific Relatedness Constrains Novelty but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Buffers This Penalty in Global SDG Research) 的发言。柳美君老师考察了科学关联性对未来知识生产的双重作用：提高后续科学生产率的同时抑制科学创新性，且这种负面关联在全球南方更为明显。柳美君老师指出，加强国际合作和在全球科研合作网络中保持经纪作用是有效的对策，而加强国家层面知识结构的跨学科性反而会加剧这一新奇性惩罚。最后她强调，各国需在利用既有研究优势与探索新知识之间取得平衡。
复旦高研院孟维瞻副教授做了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秩序悖论”(The Paradox of Order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发言。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国际秩序的变化，孟维瞻老师构建了由“数字无政府状态”(digital anarchy)、“算法国际社会”(algorithmic international society) 和“竞争性算法国际社会”(competitive algorithmic international society) 构成的“秩序悖论”框架，认为在标准制定、风险监管、技术认证和治理协调方面，人工智能产生了有限、排他且分层化的规则共同体，从而形成了一个算法国际社会。
两天六个单元的密集讨论结束后，郭苏建教授代表主办方感谢各位学者的精彩报告和深入讨论，表示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在评审和修改完善后，将由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以特刊形式出版，并期待未来与各位学者开展更多的、长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讨会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