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4-25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从全球化到去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 （From Globalization to Deglobalization or New Globalization?）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复旦高研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编郭苏建教授首先致辞。郭苏建教授对出席会议的各位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强调了“全球化”这一重要议题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意义，并向各位参会学者介绍了高研院概况：高研院二个院级常设性、标志性的跨学科的科研项目：“年度主题项目”和“全球正义指数量化研究项目”，其中，全英文Global Justice Index Report《全球正义指数报告》是高研究原创性成果，并于2019年全球首发，已经连续五年持续发布，为中国社会科学在全球正义理论和量化研究领域拥有话语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郭苏建教授还进一步介绍了高研院的二个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现代化研究中心）、二个国际学术交流项目（高端国际访问学者和高端国际会议）、二套中英文研究丛书、二本国际英文期刊（一区Q1），还有在座的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和博士后工作站的博士后，并表示期待今后加强与参会学者开展深入、长期的学术交流。
会议的第一场主题是“全球化：变革与未来展望”（Glob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Future Perspectives），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Kate O'Neill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美国罗格斯大学特聘教授Jean-Marc Coicaud做了题为“全球化是否有未来，如果有，是什么？”（Does Globalization Have a Future, and If
So, What Is It?）的发言。Coicaud教授的发言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全球化随时间演变的历史形式。Coicaud教授从广度、强度、速度和影响四个关键维度对这些历史形式进行了概念化，并表示最近的全球化浪潮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这四个方面的极端表现。第二，Coicaud教授对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进行了评估，尤其关注全球化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代价，强调了全球化在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如民粹主义的兴起）、地缘政治（如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甚至道德（如衰落感和身份认同的丧失）方面的弊端。最后，Coicaud教授讨论了对全球化未来的思考。探讨了可作为这种转变基础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可有效转化这些原则和价值观的规则和政策，可支持这些原则和价值观实施的制度和参与者，以及可指导走向更合法全球秩序进程的变革方法。
来自北京大学的王栋教授做了题为“再全球化：全球化如何在后疫情时代生存并重新焕发活力？”（Reglobalization: How Globalization Survives and Reinvigorate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的发言。王栋教授认为，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化并没有显示出“衰落”或“终结”的迹象，相反在新形势下，全球化已演变为更具包容性、更加有益的“再全球化”。他接着说到，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供应链的深度重组、对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的应对，构成了再全球化深刻演变的内在驱动力。然而，再全球化仍面临着和平、安全、发展、治理等领域的全球性缺陷所带来的障碍。最后，王栋教授倡议世界各国秉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理念，积极消除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Tommaso Durante博士做了题为 “数字（全球）资本主义与再全球化”（Digital (Global) Capitalism and Re-Globalization）的发言。Durante提出，算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主流的意识形态，在算法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技术符号化的全球想象塑造并掩盖了权力结构，同时在深层主观层面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他进一步说，世界的再全球化正在兴起，再全球化以数据资本主义、全球科技和媒体集团运营的数字劳动剥削以及将人转化为原始数据（商品）为基础。
会议的第二场主题是“技术变革时代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由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Jieli Li（李捷理）主持。
来自美国西北大学Ian
Hurd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化之后：从古典到超现代的全球治理”（After Globalization: From Classical to Hyper-Modern Global Governance）的发言。Hurd教授认为全球治理的古典模式建立在政府间安排的基础上，这反映了二十世纪的部分现实，因为各国政府和学者都将政府视为全球一体化的动力。Hurd教授接着表示，如今新的情况正在发生，超现代治理已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国家权力的分散和重组，即公权和私权、政治控制和技术控制的混合。最后Hurd教授说，超现代治理是混合了数据监控和政府权力的边界管控机制，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宣传和控制实现的跨境协同治理。
来自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Jean-Michel Roy教授做了题为“将人工智能伦理全球化”（Globalizing the Ethics for AI）的发言。Roy教授主要探讨了什么是伦理，什么是AI伦理，全球性的一般概念和全球AI伦理概念四个方面的内容。他指出，全球人工智能伦理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不仅仅是全球化意义上的伦理，强调了人工智能伦理理论维度的重要性，揭示了普遍性这一关键问题。
会议的第三场主题是“变化世界中的环境治理与正义”（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justice in a Changing World），由复旦大学讲座讲授、美国罗格斯大学特聘教授Jean-Marc Coicaud教授主持。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Kate O’Neill教授做了题为“环境正义、全球化和全球环境治理”（Environmental Justice,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的发言。O’Neill教授的发言主要探讨了环境和气候正义规范、原则和组织如何通过对抗现有的经营方式和全球治理模式，来挑战和改变全球（环境）治理。O’Neill教授从规模、权力和话语权三个角度审视这一命题，她认为，长期以来，缺乏地方联系一直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诟病，但正义倡导者一直在国际谈判中推动纳入地方联系，并争取话语权。O’Neill教授列举了拾荒者和国家主导的全球环境治理 (GEG) 案例，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正义为基础的运动在不同规模上的交互影响。O’Neill教授最后总结到，通过全球治理机制，全球化有可能变得更加包容、公平、合法和可持续。
来自英国杜伦大学的Eva-Maria
Nag博士做了题为“去全球化世界中的环境治理： 制度失灵与概念创新”（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a
Deglobalising World: Institutional Failures and Conceptual Innovations）的发言。Nag教授的发言主要包括全球环境治理的失败，去全球化：超全球和次全球的引入，21 世纪自然权利论述：趋同与挑战，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自然权利说四个方面的内容。Nag教授指出，即使是由非国家行为者和国家代表组成的国际社会，似乎也无法就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和普遍环境退化的必要措施达成一致。然而，Nag教授认为，自然权利的论述和法律等概念和思想创新的出现也许可以平衡对全球集体行动的悲观看法。尽管这些概念和法律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尚未统一且存在争议，但其前景恰恰体现在多元化的生成路径上，这种路径无需将全球机制与主权国家主义置于对立面。
来自北京大学的助理教授徐沁仪做了题为“全球贸易政治中的政策空间冲突：全球化、绿色发展与权力关系”（Policy Space Conflicts in Global Trade
Politics: Global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 and Power Relations）的发言。徐沁仪老师认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复合性挑战，以及主要大国间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正共同侵蚀着国际秩序。伴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重新抬头，全球治理框架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张力也重新成为国际贸易政治中的重要争议领域。紧接着，徐沁仪老师提出“政策空间冲突”框架（Policy Space Conflict framework），这一框架能够揭示全球监管趋同与各国不同治理重点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徐沁仪老师以绿色发展中的政策空间冲突为例，分析了当代贸易政治与国际绿色发展倡议之间的两难困境。
会议的第四场主题是“国际贸易与权力竞争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wer Competition），由英国杜伦大学的Eva-Maria Nag博士主持。
来自俄亥俄大学李捷理教授做了题为“特朗普的关税攻势：与全球化决裂还是全球化结构转变的标志？”（Trump's Tariff Offensive: A Break from Globalization or a Sign of an
Emerging Structural Shift in Globalization?）的发言。李捷理教授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措施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深远影响。他首先说到，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战略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它破坏了与盟国和对手的既定贸易关系，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助长了市场波动。然而，李捷理教授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崩溃，而是标志着全球相互依存关系向更具区域性和战略选择性的形式发生重大转变，即在特朗普的进攻性关税政策下，全球化本身也发生了适应性转变。
来自加拿大女王大学的副教授Nicolas Lamp做了题为“秩序与失序间的贸易：全球化危机与国际贸易法律、政策的未来”（Trading in (Dis)Order: The Crisi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Policy）的发言。Lamp博士首先指出，国际贸易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他提出了包含目标、伙伴、产品与服务、工具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来追踪贸易政策的变化，Lamp博士认为这一框架将有助于识别因贸易政策格局变迁而产生的知识性、技术性和制度性挑战。
5月25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第五场主题是“变化中的国际秩序”（Changing
Landscap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Gallya
Lahav教授主持。
来自美国罗格斯大学的Sarah
Dadush教授做了题为“强制企业社会责任法的出现及其对跨国企业的影响”（The Emergence of Mandator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aw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的发言，Dadush教授指出，2024年欧盟通过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Directive)，该指令将对全球企业如何开展业务产生重要影响。接着Dadush教授简要介绍了指令的内容，论述了企业应如何应对该指令的实施，重点论述了商业合同作为合规工具的作用，以及为人类和地球带来更好成果的作用。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王宁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形象的翻译与（重新）建构”（Transla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的发言。王宁教授首先说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宝贵机遇，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形象。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自开始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以来一直受到各种想象、建构和重构。长期主导世界文化和传媒的西方媒体，从所谓 “东方学专家 ”(Orientalist) 的角度，通过翻译和表述，创造和建构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形象。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翻译发挥着构建或重构国家形象的能动作用。接着，王宁教授对西方创造或构建的各种中国形象进行了批判性描述，他呼吁用外语，尤其是英语，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郁振华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化、世界哲学和稳健的人文学科”（Globalization, World Philosophy, and Robust Humanities）的发言。郁教授指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封闭、排他的哲学观越来越难以为继，超越民族和地域的限制，积极构建世界哲学，解决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需要。郁教授认为需要强调的是，世界哲学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当下就可以实施的计划，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式，它正在形成之中。随后，郁教授从智力资源、工作风格、题导向三个方面来厘清世界哲学的概念。最后，郁教授认为，人文学科应摆脱自怨自艾、软弱无力的形象，倡导 “稳健的人文学科”，以对抗各种异化力量，捍卫当今世界人类的尊严。
会议的第六场主题是“重塑全球化”（Reimagining Globalization），由罗格斯大学的Sarah Dadush教授主持。
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Gallya Lahav教授做了题为“疫情对欧洲和美国国际人员流动和移民政策的影响：管理一个全球化但安全的世界”（Th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International Human Mobility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in Europe and the US: Managing a Global but Safe World）的发言。Lahav教授聚焦于评估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 2020-2022 年欧盟国家和美国在移民政策、边境管控和移民流动方面的影响。Lahav教授首先说到，移民和人口流动的全球化，包括留学生、务工人员、游客和移民的跨境流动，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她将全球时代的当代移民政策规范纳入安全范式，援引有关政策改革和跨国民意调查的数据发现，疫情在欧洲和美国爆发强化了公共安全叙事框架，它取代了此前一直推崇开放市场和区域合作的全球化框架。最后，Lahav教授指出这一威胁框架增强了西方国家的能力和合法性，使其能够重申对人口流动的决策权威，单方面关闭边境，牺牲移民和人口流动带来的部分经济利益，并从全球化的主要目标中退却。
来自复旦高研院的林曦教授做了题为“重新审视全球主义：一个新范式？”（Globalism Revisited: A New Paradigm?）的发言。林曦教授的发言聚焦于全球化在当前地缘政治和经济背景下的转变。他首先探讨了全球体系的两种分野，战略性的去全球化和韧性的新全球化，分析了战略性的去全球化下的关键行业、政策工具、美国产业政策案例和欧洲能源安全转向，韧性的新全球化之下的供应链重组、南南合作与新的经济地理格局等内容，并比较了跨路径的相互依存和溢出效应。林曦教授运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分析了当今世界不平等交换与新殖民主义动态和现代全球主义中等级制度的延续，提出“美美与共”在鼓励发展模式和合作参与的多样性，形成以互利为核心的新型南南伙伴关系中的潜力。林曦教授总结到，未来的道路取决于各国如何在主权与合作之间取得平衡，而这就需要包容性治理、公平和多元化框架，如“美美与共”。
两天六个单元的讨论结束后，会议主持人郭苏建教授与参会学者讨论了会后论文出版的相关事宜，并再次感谢各位学者的拨冗出席，期待各位学者所报告的论文在评审修改后由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以专刊形式出版。研讨会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