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2日，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下简称“国务学院”）、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联合主办，高研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暨《阐释政治哲学》出版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湖北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总编辑鲁大东主持了会议。鲁大东总编首先介绍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国东教授专著《阐释政治哲学》，认为该著深入阐发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这两大基础课题，并对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的建构进行了有益探索。他认为，如何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真正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成了当下学界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本次会议所要讨论的主题之一。随后，鲁大东总编逐一介绍了参会的专家学者。
高研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郭苏建首先致辞, 郭教授对参会的各位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大家介绍了孙国东教授的《阐释政治哲学》一书。郭苏建教授指出，这本书对西方阐释学资源的借鉴和运用，体现了在建构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我们要同时吸取中外优秀的思想资源，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把“古今中西”的可取的知识和思想融会贯通，不应非此即彼，这样才能不断的创新，实现超越。《阐释政治哲学》的一些章节是由孙教授参与高研院“年度主题”项目的成果修改而成。除了“年度主题”出版了10多部著作，高研院还全球首创了“全球正义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库”，连续5年全英文发表Global Justice Index Report, 并主编复旦大学的两本国际期刊：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和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影响因子分别为3.4和2.3，进入各自学科的JCR一区。郭苏建院长在介绍了高研院目前的发展概况后，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会议由上下半场组成。上半场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贺东航教授主持。
来自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景跃进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正当性论证的进路及问题》的发言。景教授认为，《阐释政治哲学》代表着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一种转折。如果认可“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那么这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但同时又分享了现代化中的一般性要素。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西方的特殊性转化为普遍性，导致普遍性和特殊性常常分辨不清。在《阐释政治哲学》中，现代性是普遍的，中国的经验（“中国性”）却成了场景性的、附加性的。因此，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成了一个问题。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现在的体制，不仅从经验层面上，而且要从价值层面上认真对待。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谭安奎教授做了题为《阐释政治哲学中的哲学与政治》的发言。谭教授从哲学和政治两个层面对《阐释政治哲学》进行了评论。在哲学层面：首先，“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出现了阐释学转向”这一判断是否可靠；其次，将意义（善）和正义都视为阐释的对象，需要进一步的辩护，因为二者关涉不同的领域。在政治层面：首先，中国的传统（孔夫子、马克思、现当代的传统）十分复杂，把握现实已十分不易，但当过分迁就现实政治时，就会丧失内在批判的批判力；其次，共识、合法性以及公共证成等观念需要商议民主、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等一系列社会政治条件作为支撑。阐释政治哲学应该推进到更为普遍主义的要素上——即便是薄的、弱的普遍性。
来自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郭忠华教授做了题为《从社会阐释到政治阐释的范式转变》的发言。郭教授首先在社会理论的视野中，将阐释社会学界定为一种对抗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的范式。不同于用科学的方式发现人类社会的规律，阐释要深入到人们所生活的社会情境中去识别价值、提供意见和意义。《阐释政治哲学》无疑是阐释范式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彰显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的差异？怎样以意义为中心做出理解？对于政治领域以及自由、平等、民主、正义这些价值应该作何理解？《阐释政治哲学》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
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的高奇琦教授做了题为《效果未来与阐释政治哲学》的发言。高教授认为，当代科学与技术的大行其道给人文科学带来了挑战，但也是一个自主知识生产的关键时刻。因为，数字化给社会带来的问题，需要结合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考量。这就涉及到阐释的问题。阐释的价值和意义何在？高奇琦教授提出了“效果未来”的概念，即我们将面向什么样的未来。这需要更好的制度设计，运用大模型等科技进行创造性阐释，为社会大众服务，而非让阐释被某些资本或权力所垄断。
来自复旦国务学院的李辉教授做了题为《在政治哲学中理解“政治发展”》的发言。李辉教授从理论和现实政治方面探讨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在理论方面，《阐释政治哲学》提出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超越了一般的现代化理论，因为后者并未讨论复杂的价值问题，而且没有退回到对现代性的单纯批判上去。在现实政治方面，这一“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探究了现实政治发展的一些未经反思的预设——政治科学将政治发展视为当然之事，而不去反思其前提，而且其所提倡的价值理性超越了功能主义、治理主义的工具理性导向。李辉教授认为，本书更值得向国外读者推介，建议尽快推进本书的外译工作。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郑维伟教授做了题为《回归内在理路：历史政治学的思考》的发言。郑维伟教授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要对特定历史语境有清晰的把握。不管是中国或西方，还是理论或经验，都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中国和西方，都是个别性事物（individual），是特殊性（particular）和普遍性（universal）的结合。而一种理论本身，有其自身的效力；不能因为是西方理论，我们就弃之不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应回归到对历史个案的精确辨析，才不至于出现错误理解和解释。
来自复旦高研院的林曦教授做了题为《政治哲学的阐释主义转向》的发言。林曦教授就《阐释政治哲学》提出了四个问题。首先，关于学科的独有性，即对于政治学（包括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而言，什么才是政治学独有的阐释，在此可以挖掘政治学科的独特性。第二，关于真理和有效性，即在政治学中，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何种阐释为最优或有效。第三，关于历史的不正义，即政治学的传统中，阐释的时候如何避免如相对主义、殖民传统、种族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等历史的桎梏。第四，关于普遍主义和情境主义的张力，即如果阐释总是在某种语境或背景中进行，那么是否会滑入相对主义；在阐释过程中，如何能够既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又能有所突破，介入到普遍主义与语境主义的张力之中。
来自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的丁轶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政治哲学还是西方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发言。丁轶认为，如果全盘接受和主张西方的价值、制度和实践，那么这种研究取向就是“西方政治哲学在中国”；相反，另一个极端是，提出一套覆盖乃至替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的新价值体系。《阐释政治哲学》避开了这两种取向，而选择重新解释“价值”（“现代性精神”）。然而，在阐释的过程中，有些地方逻辑显得不够融贯，或者设置了中西的对立。建构中国政治哲学的一条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将中西做并列式处理。可以先把中国的价值及原理揭示出来，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相应的政治哲学范畴。
下半场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景跃进教授主持。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姚中秋教授做了题为《怎么进一步发展阐释政治哲学？》的发言。姚教授认为以往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大多外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而《阐释政治哲学》及其内在批判的方法更为贴近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转折的标志性意义。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阐释要做什么”。归根到底，政治哲学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何为好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给我们敞开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去想象另一种好的政治。《阐释政治哲学》通过对中国具体性的阐释，来想象另一种普遍的政治。
来自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魏敦友教授做了题为《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模式选择和政治哲学建构》的发言。魏教授指出，围绕“中国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阐释范式：立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并为之招魂的钱穆—余英时范式，立足于世界哲学与思想并回归中国文明的李泽厚—赵汀阳范式，立足于当代法政学脉并旨在开新的邓正来—孙国东范式。邓正来-孙国东范式在“中国人应该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好的政治秩序”这样的问题下得以展开，而有别于不断追逐西方的知识和答案而无问题意识指引的治学方式。这个范式还有待孙国东教授继续往前推进。
来自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刘小平教授做了题为《“阐释政治哲学”：如何阐释“中国”》的发言。刘教授指出，《阐释政治哲学》围绕的是“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与可欲性”问题，深度阐释现代性与中国性的融合乃至重塑的可能性。然而，现代性与中国性的二分框架也导致了如下问题的产生：中国具有何种地位？如何阐释中国？在阐释过程中，如何不失去中国的主体性地位？在反思性平衡的过程中，一种因素可能会吸收乃至压倒另一种因素。这种由两种构成性因素导致的内在冲突，如何和解，而非调和？这些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来自复旦高研院的贺东航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国家辐辏型整合的由来——一项历史政治学的研究》的发言。贺东航教授聚焦于《阐释政治哲学》提出的“辐辏型整合”这一概念，指出其对应的政治话语就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具体体现为九大机制：（1）党委（党组）领导；（2）党管干部；（3）归口管理；以及，（4）思想统一的意识形态功能；（5）沟通吸纳的政治协商功能；（6）统一战线的社会整合功能；（7）群众路线的政治动员功能；（8）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功能；（9）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暴力控制功能，这六大功能。
来自复旦国务学院的胡鹏副教授做了题为《费孝通+梁漱溟：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一条路径》的发言。胡鹏从政治文化和文化变迁的角度介入到《阐释政治哲学》对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之中。《阐释政治哲学》认为，私人领域的传统身份美德与现代社会的公民美德可以各行其是。然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与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概念提示我们，中国的家和国或私领域和公领域无法彻底区分开来。这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坚韧。费孝通和梁漱溟所描绘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真正实现现代转型，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来自复旦高研院的王中原副教授做了题为《作为研究方法的阐释主义路径》的发言。王中原将“阐释”理解为一种与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并列的方法。与实证主义强调因果关系不同，阐释主义方法在面对社会政治现实时会不断进行解释和建构，以期理解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意义以及意义建构的过程。尽管如此，作为方法的阐释主义并不完全排斥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也可以融入到政治阐释之中。《阐释政治哲学》展现了诸如概念重构、历史维度、语境化理解和对话性阐释等阐释策略。但是，阐释主义也会面临自我证成的循环、规范性标准不明以及可复现性等方法论上的挑战。
来自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青年副研究员叶会成做了题为《阐释政治哲学的批判性阐释》的发言。叶会成认为，《阐释政治哲学》是建构中国自主政治哲学的一种努力，并就此提出如下问题：这本书的读者或对话者是谁？在理解中国时，到底在关注什么？中国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共同体？而就具体的阐释取径，则进一步追问道：阐释有无一个固定的阿基米德点作为支撑？在政治价值与政治价值观的区分，是否存在关于价值的共识？民主社会学与阐释政治哲学的关系是什么？为何阐释政治哲学必须围绕民主社会学，而不是其他对象？
来自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青年副研究员李海默做了题为《略谈阐释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公意型政党”理念》的发言。李海默将“政党”（party）理论追溯至柏克，并点明party所蕴含的“部分”“偏私”的意思。而“公意型政党”则出自卢梭的general will（公意）理论。1978-1992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公意型政党形成的时期，也是坚持党的领导并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然而，如果要与西方学界展开对话，公意型政党的理念也会遭受卢梭所遭受过的质疑：何为公意、太过理想化、实践性受限以及可能的权力滥用等问题。因此，可以对“公意型政党”的论说进行理论补强。
来自复旦高研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谭锐捷做了题为《迈向中国式民主的阐释政治哲学之路》的发言。谭锐捷认为，按照《阐释政治哲学》的意旨，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不仅是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需要，更是发展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需要。为此，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需要三种功能：面对西方的对话—抗辩功能，面对现状的阐释—范导功能与面对历史的阐释—反思功能，由此才能获致超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视野，从而在此视野上把握现代性价值在中国情境的具体展开。然而，这一理论尝试存在着笼统把握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让中国性屈从于现代性的缺憾。尽管如此，《阐释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方法和理论无疑是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的一次重要尝试。
最后，复旦高研院的孙国东教授对各位参会学者表示了感谢，并对围绕会议主题做了发言和回应。他认为，建构中国政治哲学，需要具备两个意识：对话意识和学术史意识。第一，对话包括中国问题研究者内部的对话与中西政治哲学的对话。他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理由：任何学者都不是掌握真理的先知；真理，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真理，建立在对话之上；要切实对抗西方文化霸权，就要充分积攒更切己、更具包容性的阐释资源，从而充分释放社会科学话语的对话潜能。第二，中国政治哲学建构需要具有学术史意识。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推进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尽管是一项政治正确的学术事业，但它在根本上仍要经得起学术史的检验。因此，一方面学者要秉持章学诚先生所说的“言公”立场，以践习公共理性、积攒公共商谈的方式推进中国政治哲学的“公共阐释”；另一方面，还要心存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并保持足够的耐心。其二，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者要充分调用中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知识，推进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孙国东教最后授表示，尽管各位与会者提出了诸多批评性意见，但大家对《阐释政治哲学》问题意识和努力方向的认可为他继续推进中国政治哲学建构提供了动力，同时这些批评意见也为他将“阐释政治哲学”建构为更具学理融贯性的理论模式指出了方向。
文/ 李中魁、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