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 “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学术论坛举行
2021年5月29日 ，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学术论坛在光华楼2801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也是2021年校庆报告会活动之一。
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了这场学术专题研讨会。他首先指出，年度主题是世界各国高研院组织学术活动的主要形式，围绕社会科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前沿问题、人类社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组织教师队伍进行跨学科研究，生产出一批有学术机构代表性的核心学术产品，旨在推动、引领或塑造学科发展中的重大学术议题的交流和发展。本次专题研讨会也是高研院“年度主题”成果的报告会，借复旦大学116周年校庆之际，报告我院2020年的年度主题团队成员的研究成果。我们关于“政治发展”的年度主题研究框架，大体分为两大部分：“政治发展理论与知识传统” 与“中国政治发展实践与改革创新”，从比较政治学、现代化理论、国家和社会价值目标、传统文化价值、西方文化价值、人类文明演进不同模式、现代国家理论、政党领导力、国家治理能力、政治参与代表制、政治协商、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基层民主等方面与政治发展的相互关系等十五个重要方面或维度，对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创新进行学术探讨和交流。
随后，郭苏建教授就《比较政治学方法与政治发展》做了学术报告。他指出：比较政治学是美国和西方政治学最发达的一门学科分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一个学科领域，但相较于其他政治学分支，如公共管理、国际关系，它目前尚不够发达。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支分科，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并与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有着相通的理论基础、学派、范式及研究路径。“政治发展”是当代比较政治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向更高级形态的变迁过程，如从封建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型，意味着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政治系统功能的增强和完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政治结构不断合理化，等等。“政治发展”这个概念及其相关的“政治发展理论”，是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在西方政治学中首先提出的。60～70年代是政治发展研究的兴盛期，其中美国学者的研究最引人注目，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学术著述和理论学派及方法，比如：结构-功能、社会过程、比较历史、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值得指出的是，比较政治与政治发展研究一直进行着线性与非线性思维或史观的反思与批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非线性相互作用，存在着各种非线性系统，非线性強调多重变量因果、环境约束、内生性、复杂性、多样性、循环反复演进或基因突变可能性、长期行为不可预见性等，从80年代以来，这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了充分的讨论，可以说是，文献浩瀚，是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趋势，现在几乎很少见到早期那种简单的线性思维的文章了。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应该多样化，兼容并包。比较方法得益于新科技发展和自然科学方法，从比较案例研究、跨国跨地区研究、到比较历史研究、大样本统计学分析、计量统计学分析，等等，区别于传统的国别研究或强调国别特殊性之描述和论述，旨在通过各种比较研究探索事物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现象发生的一般规律、法则、共同性和差异性或变异性之复杂的多重因果关系。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定量或定性，或两者结合，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或两者结合，呈现出多样化学术发展路径，在真正有益的学术讨论中，学者几乎都认为，两者研究可以相互促进和互补，几乎没有人只认可其中一种研究或否定其中某一种研究。比较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比较和探究现实世界、事物发展、政治发展的异质性和共同性，总结归纳出具有规律性的结果，进而上升到理论一般性。可以说，没有比较研究，没有反复验证，就没有可能把一个概念或假说上升到一种理论。
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就《国家和社会价值目标与政治发展》进行了发言。他指出，政治发展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议题。研究和比较政治体制的现状、变革和发展趋势时，需要确立一些可以衡量的发展标准和目标。各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中，通常也会伴随着某种方式的政治发展，但其状况存在差别。相关的研究不能忽视政治发展的方向、目标和进路的普遍性问题，这就需要探讨政治发展本身的价值目标和评价准则。可以将此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联系起来。由此来探讨在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在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如何构成了研究和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价值目标。
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贺东航教授就《政治发展的复线性与现代国家构建的复合路径》进行发言。他指出，在 “第三波” 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南欧、拉美以及东亚地区，学界在乐观情绪的支配下，始将政治发展•民主转型视为一种理所，提出“转型范式”，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学界关于政治发展道路的思考方式。不过，后来随着政治发展的实践，出现了经验和范式的解构。通过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一个实证验证，贺东航教授发现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更多地是沿着复线性发展，且人的主观性因素也很重要。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一个激情的政治领导人可能会现代国家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从而型塑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多重表达。他的研究结论是：第一、从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来看，政治发展并不是一个单一路径、单一目标且线性的过程，相反，政治发展具有多重可能性。政治发展不是铺好的轨道，可以让政治发展计划或预先那样去行驶。偶然性和或然性将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有‘无限的选择’可能。第二，政治发展的多样性能更好地帮助不同社会根据自身条件更顺利地实现最终的目标，第三，政治发展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所涵盖的不单只是构想的或直觉的概念，不能只以简洁的方式来思考复杂的国家构建议题。
复旦高研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做了题为《“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基于现代化理论演化的分析》的发言。他认为，现代化理论产生后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50-60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1970年代以后的新现代化理论。他分别选取了阿尔蒙德、亨廷顿、福山和艾森斯塔特等四个代表人物，梳理了他们的现代化思想和政治发展理论。他认为，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理论的演化总体上体现四个演化趋向：从“单一现代性”（单线进化观）到多元现代性（复线进化观）、从凸显政治秩序的社会共识基础（民主转型）到强调政治秩序的社会情境依赖（敏感于情境的政治发展）、从注重民主政体的宪制建构到注重民主政体良性运行的社会条件（左翼关注的社会经济条件、右翼关注的社会文化条件）、从把国家视为“政治系统”到“找回国家”注重国家本身的建构。基于此，他阐发了“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所谓“民主社会学”，是一种把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相结合把握政治发展的理论视野。“民主社会学”主张区分政治发展的两个维度：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立宪问题）与现代民主秩序的运行（立法、立教问题），进而区分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社会条件（社会共识基础、社会情境依赖）与现代民主秩序运行的社会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社会文化条件）。
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院长助理林曦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西方文化价值与政治发展》。他首先从西方文化的源头亚里士多德讲起，重述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的定义，即“人类则是一种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就本性而言，人类也正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动物）”。之后，他援引阿甘本、阿伦特和福柯，对人的政治化和政治发展进行了一个定义，从“人即是政治动物”这一维度而言，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设计，能够让个体在共同体的生活中更好、更加充分地表达和阐述自己关于共同体目标和利益的观点，参与事关每个个体和共同体的集体决策过程。在此基础上，他引用胡塞尔的观点认为，政治发展就是让人实现从低阶政治性向高阶政治性过渡的一个过程。按照政治发展的目标、手段和形式，他区分了三种政治发展的共同体：平等共同体、沟通共同体、秩序共同体，并对这三种共同体里面所包含的西方文化价值进行了一个阐发。
高研院青年副研究员张春满博士的发言题目是《政党领导力与政治发展》。他指出，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是政治秩序发生变动的两个主要走向。世界上大国国内政治秩序的变动值得学术界特别加以关注。在过去30年，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的政治秩序都发生了变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历了长足的政治发展，而不断探索后现代社会的美国却出现了政治衰败。中美两国在政治秩序上的差别表现可以通过政党要素进行比较分析。作为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党建，通过提高政党适应力来推动领导力的巩固和提升，并且最终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而坚持竞争性政党体制的美国则把两党竞争退化为政党恶斗，从而导致否决体制的出现，并最终引发了美国系统性的政治衰败。政党中心主义的比较分析启发我们要持续关注政党领导力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王中原副教授就《政治参与代表制与政治发展》进行发言。他指出，政治代表性是现代国家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当中，非选举型的政治代表关系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尤其是处理具体社会治理事务的各个环节。基于中国经验，他提出“联结型政治代表制”的原创概念，在解析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代表实践的同时，拓展政治代表制的广义理论。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机制建设，中国联结型政治代表制在各个领域不断制度化，联结活动也逐渐常态化，并致力于将代表制的制度特色转化为公共事务中的治理效能。联结型代表制重新建构和组合“谁代表”、“代表谁”、“如何代表”、“在哪代表”等核心要素，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代表模式。诚然，中国联结型代表制在运行成本、问责机制、效能转化等方面尚有完善空间，距离理想型的代表制结构还有一定距离。此外，联结型代表制也为中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选举”与“代表”的脱耦为非西方政治体制下的非选举型代表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空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曾庆捷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政治发展》。他认为，政治发展的核心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即政府为民众提供安定、繁荣的生活环境的能力。为什么国家间的治理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曾庆捷指出，现有研究大多采用主观评估指数来测量治理能力，且经常关注内生性较强的解释变量，所作出的因果论断难以令人信服。鉴于此，他的研究依据客观绩效指标来测量治理能力，并试图探究在较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治理能力。基于对全球各国当代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家形态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短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来源，前现代社会所积累的制度记忆和官僚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代社会的治理。分裂的族群关系极大地制约着治理能力的发展。英国的殖民统治经历和普通法传统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好的治理能力，而被法国殖民的经历给发展中国家留下明显的负面遗产。运用实证研究的结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治理能力的历史文化根源。
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覃漩博士就《政治协商与政治发展》进行发言。她通过对比中西语境中协商民主出现的理论动力和历史条件，说明协商在不同制度中可能承担的不同功能。她认为，不同于西方背景下为了解决民主系统内部缺陷而产生的纠偏机制，协商在中国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政治发展在不同阶段的功能性需求。自全球范围内的殖民统治时期开始，至中国获得独立并过渡为现代国家，协商在制度安排和政治话语中的内涵不断发生着变化，并呈现为谈判、咨询、治理机制这三种样态。它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也并非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建立起来的。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道雷副教授围绕《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进行发言。他指出，经济发展视角下的政治发展是比较政治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这个领域充斥着定性与定量，及其两者相结合的大量学术作品。现实世界中，虽然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但是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是学术界的研究所达成的共识。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转变，便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改变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也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汲取型政治逐步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型政治转变。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发生的重要变迁。
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燕峰博士就《社会结构变迁与政治发展》进行发言。他在研究中利用2005、2010和2017年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从政治参与、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任三个方面测量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城乡、教育、收入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因此他分别探讨了上述因素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发现虽然2010-2017年总体上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率更高，但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率的提高快于农村居民，而且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职业等社会结构因素对政治参与、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
在上午和下午的发言结束后，会议还分别设置了问答与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政治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主持人郭苏建教授感谢与会学者的热情参与并宣布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