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全球正义：关键议题和领域”国际工作坊成功举办
2019年6月15日至16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全球正义：关键议题和领域”国际工作坊（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Global Justice: Some Key Issue Areas）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会议室成功举行。20余位来自中国、法国、美国、 比利时、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编郭苏建教授首先致辞。郭教授对出席会议的学者表示欢迎，并指出，高研院和Fudan Journal主办此次活动旨在促进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融合发展，同时为高研院主持的“全球正义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库建设”项目提供学术支持。郭教授向与会学者介绍了高研院的相关情况（特别是国际访问学者项目），及“全球正义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并欢迎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真知灼见。
会议的第一场主题是“（不）平等，分布和全球正义”，由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防止种族灭绝问题秘书长特别顾问Adama Dieng主持。
来自美国新学院大学的Sakiko Fukuda-Parr做了题为“卫生不平等的政治起源：贸易和投资协定” （Political origins of health inequities: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的发言。她通过奥斯陆大学和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推出的全球健康治理报告，指出健康不平等不仅同生理和医药因素相连，更由社会因素决定。权力不对称引发健康不平等，强硬利益驱使会阻挠改革进行。接着，她介绍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创立的获取药品和创新高级别小组的工作，这一高级别小组致力于修复投资者正当权益、国际人权法案和在健康科技领域公共卫生与贸易规则之间的政策不连贯性，审核相关提案。1948年联合国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著、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但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因素和履行国家的健康义务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当前市场主导的金融创新点并未同公共利益重点完全对接，医药创新和获取途径上存在差距。2001年的《多哈宣言》重申了1994年颁布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旨在消除人权、公共健康重点与知识产权之间的矛盾。她通过肺结核病方面的药物研发情况说明了医药研发资金不足和三分之二肺结核患者在中低收入国家的现状。她认为，为了保障人权，各国政府不应破坏灵活使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应该推动为仍在强制执照期内的药物出口创造有利环境。利用国际协议促进健康科技发展的国家应该受到保护，而动用政治或商业压力破坏国际协议的国家应该遭受制裁。最后她指出，大国和大公司在谈判中的强硬立场也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对新药物的获取。
来自比利时联合国大学的Carlos Manuel Gradin Lago做了“发展中大国不平等的趋势和模式” （Trends and patterns in inequality in the developing ‘giants’）的发言。Lago针对五个发展中大国——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指出这五国国内均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且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调整，比如南非结束种族隔离，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通过分析对比中国和巴西的基尼指数，他指出劳动力市场是决定不平等趋向的最根本因素，教育资源、生产要素获取以及高度区分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极端不平等时，基础收入和工作技能的获得显得极为重要。通过扩大公有领域和改善政策设计，比如倾向于弱势群体，税收和福利举措能产生有限的再分配效果。比如，南非通过贯彻大规模的针对穷困群体的积极政策，有效缩减贫困人口，但是这种政策倾斜的效果会逐渐减弱。墨西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推行了积极的倾向于穷人的金融政策，但是从2010年以后，由于间接税的增加，再分配的效果明显不如过去。金融制度对最终收入不均等有着重要的再分配影响，但是对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影响不大。Lago认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的政策难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人力资本和实业资本的不均衡分配；金融空间有限，需要保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合理诉求的效用慢慢减退；针对性社会救助的局限性。因此，这些国家需要探索其它领域，改善当下的再分配方案；重新设计受益性社会保障计划和免税举措；重视实证性政策，评估税收、福利和调控的分配效果。
来自上海社科院的俞丽霞做了《全球正义和全球分配平等》（Global Justice and Global Distributive Equality）的发言。她认为，全球正义理论的争论核心问题是，全球正义是否要求全球分配平等，应该将罗尔斯提出的国内平等主义扩展到全球范围。全球正义有两大阵营：全球平等主义和全球充足主义（global sufficientarianism），两者之间的争论体现了世界主义和国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世界主义得到几乎所有政治哲学家的支持，其基础是道德平等，但是他们在道德平等是否要求全球分配平等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这需要考虑平等主义之基础这一新问题。当我们试图将国内正义扩展到全球范围时，这一问题就会显现。她强调，全球正义应该寻求全球平等。
会议的第二主题是“全球正义中的责任和合理性”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实践伦理学研究所的Daniel Callies主持。
法国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顾问Arthur Boutellis做了题为“反思全球动荡时期的联合国维和行动”（Rethinking UN Peacekeeping in a Time of Global Disorder）的发言。他认为，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行使的最明显的冲突处理工具，事实证明能灵活应对世界动荡，同时也折射了国际体系的变化，比如冷战结束后迎来了维和部队的首次扩充，以及2000年后的第二波发展。维和部队投入人数从1991年不到20000人增加到2018年的10万人上下，2017年中国维和部队达到3000人左右，是投入人数最多的。目前绝大多数维和人员部署在非洲大陆，在多边主义陷入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维和重担的三方合作模式很可能难以为继。五个常任理事国虽然原则上存在分歧，但向来对于维和行动能达成共识。可是目前在主题辩论和具体行动上的分歧已经影响了2018年和2019年维和部队的部署。安全理事会内部不团结也影响了联合国秘书长及其代表处理地面冲突的能力。俄罗斯对于英美法三国联合发起的倡议加以系统性反对，而英美法的传统联盟也出现了裂痕，比如对于非洲法语地区如马里维和费用的分歧，2018年美国拒绝将联合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工作任期从6个月延长至1年。此外10个非常任理事国开始寻求在联合国分支机构承担更多的任务，2019年10个非常任理事国联合承担了达尔富尔的维和任务，这是平均分配任务方面的标志性转变。5个常任理事国推翻了非常任理事国的倡议，美国和俄罗斯共同反对荷兰提出的扩大维和授权的提案。金融问题是联合国的另一软肋，2017年美国新行政当局大力消减维和行动成本。在主要捐款国的压力下，维和人员的数量已经从2015年的12万人左右下降到2018年10万人，而维和预算也只有6.69亿美元。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有些会员国比如美国从2016年以来拖欠会费，联合国也无力承担某些低收入国家的维和费用。以上这些因素损害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比如获得东道国各方的同意，公正性和非自卫不使用武力原则。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孙芳露做了题为“责任、合法性与道德：对中国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人道主义援助的一个考察”（Responsibility, Legitimacy and Morality: An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Humanitarianism i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的发言。通过具体数据，孙博士详细介绍了在整个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在人员派遣、出资贡献和承担的地面任务的整体情况，从90年代到目前，各方面数量和排名都呈上升趋势。她提出了两个研究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维和政策突然出现这样的转变，有着怎样的背景和战略意图？人道主义当然是中国政府的部分动机，但是也有责任和合法性方面的考量。中国公众对于中国参与维和行动表示很高的支持率，尽管对其在东道国的特定利益不是很了解，他们对于东道国的同意和联合国授权并未非常了解。大多数的中国公众认为参与维和行动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军事领导地位，公众的认知更倾向于道德因素。通过简单回顾从上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中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发展，孙博士认为，有以下因素决定了21世纪的中国维和策略：1）树立反应积极的大国形象；2）为中国安全部队争取国际化的军事训练；3）为国外尤其是在非洲的经济利益提供保障。总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推动了21世纪维和政策的转向，这种转向其实同80年代的政策一脉相承。
来自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Selda Dagistanli做了“背信弃义？——理解英语区法律体系的道德责任”（In bad faith? Understanding moral responsibility in Anglophone legal systems）。法国思想家萨特将“背信弃义/失信”定义为，通过将被动的客体身份归属于自己或他人，从而自欺欺人地逃离本体论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和责任。Dagistanli认为，从“失信”的角度出发，可以挖掘在多文化社会内部，对道德责任的法律理解的价值。她认为，法律和司法参与者动用文化决定论的刻板观念解释不同人种、族群和国裔犯法者的罪行时，通常会涉及失信，但是这种立场完全否定了萨特所说的自由空间。在严重刑事案件中，法律和司法失信抹杀了个人道德责任的空间。如果将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布尔迪厄的洞察相结合，可以恰当地认识个体罪犯的文化背景及其自由与责任的空间。对于多文化社会中的内部流动，布尔迪厄的理论框架聚焦于被告人在其原住社会和定居社会中一系列具体的文化场域的惯习的潜在影响。萨特的理论视角可以补充布尔迪厄的观点。这种新颖的方法可以规避各种影响罪犯种族身份伤害理解的概念上和实证上的错误，也可以保证利用普遍化的概念模式进行特殊案例（在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时代，这类案例日益挑战着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实证调查。
会议的第三场主题是：“全球正义中的犯罪与法治”（Crim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Global Justice），由来自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Selda Dagistanli 教授主持。
来自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的Marco Dugato做了题为“评估跨国有组织犯罪”（measuring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的发言。有组织犯罪即三人以上团伙为了直接或间接获取物质好处，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实施的严重罪行。有组织犯罪涉及多层面的严重罪行，带有高度的重复性和系统性，产生恶劣的社会和国家影响，对全球正义和平等构成了主要威胁。全球化带来了犯罪环境的新变化，有组织犯罪受地域限制较少，主要对几个国家有影响。Marco Dugato通过图例展示了毒品流入欧洲的路线。有些犯罪活动，比如贩毒、贩卖人口、偷渡、伪造货币，本身就是集团作案。他以意大利黑帮活动指数为例，说明了研究组织犯罪的评判因素，包括黑帮有关的蓄意杀人案，与黑帮有关的报告，没收的财产，以及DNA报告中对黑帮的提及。拉丁美洲的组织犯罪涉及团伙、活动、政府对策以及民间团体对策等方面，其研究衡量了组织犯罪活动的影响，以及跨国黑市的增加。Dugato最后强调，了解组织犯罪对国家社群的影响对于评判全球正义至关重要。因为数据可获得性和可比较性等因素，评判组织犯罪有一定难度。跨国犯罪的上升需要跨越国境范围的研究方法，以便创新评估。
6月16日上午会议的第四场继续举行，其主题为“全球科学技术的获取与创新”（Global Access to and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由法国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顾问Arthur Boutellis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实践伦理学研究所的博士后Daniel Callies，其发言题目是“蚊帐，还是生物科技？是救治当下的人，还是探索未来？”（Bednets or Biotechnology: Rescuing Current Persons or Researching for the Future??）。 Daniel首先提出一个问题，疟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致死因素，为此全世界调动了大量资源来抵抗这种疾病以及致病的寄生虫，这些资源我们应该如何来分配？Daniel提出两条途径。第一是购买并分配一种可能是最有效的工具（驱虫蚊帐）。第二是研发新型生物科技，一劳永逸地灭绝这种疾病。Daniel认为，如果把资源用在驱虫蚊帐上，我们能够解决当下的问题，但同时可能有继续感染的风险，如果把资源用生物科技上，那将利在千秋，未来无人再会感染疟疾，但代价或许是，有一部分受感染者会因为没有驱虫蚊帐而死去。Daniel认为，通过对救治措施、成效和代际正义的调查分析，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新型的解决问题的理论框架。
第二位发言人是复旦高研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刘丽，她的题目是“社会正义的创新：从蔬菜供应链的案例研究看中国农村社区的互动”（Innovations for Social Justice: A Case Study of Vegetable Supply Chain-Rural Community Interactions in China）。刘丽认为，蔬菜供应链是全球不平等的一个体现，权力关系和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正在加剧发展中地区的贫困问题。近些年来，蔬菜供应链日渐被全球和地区层面的社会正义研究所关注，但已有的研究多数关注政策、模型和实践，少有关注供应链和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后者对共享利益或社会正义的意义更为重要。通过对两个村落的案例研究，她发现蔬菜供应链对两个村落的互动都有动态影响，而这种互动也对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产生作用。这说明社区发展是一个对背景敏感、动态的，复杂的过程，而社会正义需要推动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蔬菜供应链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应该与探索供应链与社区的关系。
6月16日下午就行了圆桌会议。高研院院长助理、Fudan Journal副主编林曦副教授和高研院青年副研究员张春满博士代表高研院课题组像与会学者介绍了高研院“全球正义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的工作论文。该论文在项目首席专家郭苏建教授和Jean Marc Coicaud教授的策划和组织下，由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集体分工协作完成。它旨在回应如下三个与全球正义有关的理论问题：1.如何将全球正义概念化？2.如何确立全球正义的评价原则？？3.如何基于全球正义的关键议题确立全球正义的评价指标体系？与会者围绕该工作论文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提出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会议的最后，郭苏建院长感谢与会的诸位学者带来的精彩发言和热烈讨论，并宣布会议结束。
顾瑶、柏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