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七十四）
人们的货币源自哪里？流向何处？——人类学的省思
2019年4月10日晚，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七十四期）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复旦高研院驻院高级访问学者，挪威卑尔根大学社会人类学杰出教授和“精英教授奖”获得者唐·卡尔博（Don Kalb）教授做了《人们的货币源自哪里？流向何处？——人类学的省思》的专题讲座。由于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因故未能参加，特委托院长助理林曦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贺东航教授，高研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张春满博士、王中原博士、顾燕峰博士、覃漩博士等及60余名师生到场参与了讲座。
讲座伊始，林曦副教授代表郭苏建院长对卡尔博教授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卡尔博教授的研究领域与学术成就。卡尔博教授的讲座围绕着有关货币如何产生的学说演进史展开。
卡尔博教授在开场白中回顾了在自己成长起来的20世纪60-70时代，关于金钱是由劳动力还是由资本流通所创造的问题，存在于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各种流行观点。由此引出了他关于货币起源的追问。
金属货币说
卡尔博教授首先介绍的是铜器时代以来，源自欧亚大陆西端的“金属货币说（Metalism）”。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人们总是表现出“易货交易的倾向”，易货交易的不便，催生了人们以贝壳、盐等物品作为等价交换的媒介，这便是货币的初肇。铜器时代，人们以铜、银、金等贵金属铸币，并在铸币上印刻统治者印记。货币除了作为一般等价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外，还衍生了储值和价值尺度的功能。“金属货币说”的要义即是，货币由市场自发产生，国家只是对这一市场发明进行确认并使之制度化。直至中世纪的欧洲，“金属货币说”仍被奉为圭臬。当马可波罗在13世纪游历当时的中国时，震惊于元朝皇帝通过发行“加盖红色印章的”纸钞行使货币功能的实践，便在其游记中以大段文字详细记载了当时中国流通的纸钞的制作和流通过程。
名目货币说与信用货币
卡尔博教授由马可波罗的故事，进而介绍了与金属货币说相对应的名目货币说（Chartalism）。这一概念是德国人Knapp在1905年正式提出并由Innis引入英语世界。名目货币说认为，货币并不是市场衍生的特殊商品，而是以国家税收和信用为后盾的一般等价交换品。简言之，货币是在纵向的税收征缴过程中，而不是横向的商贸活动过程中形成的。
而在“名目货币说”提出之前几百年，“信用货币”（credit money）作为一种实践形态，已经具备了名目货币的要素。信用货币以国家岁入为基础，不仅以国家现存财政储备，同样以未来的税收收入作为担保。信用货币是对借款人未来收入的诉求，其核心是一个由主权者担保，以贷款人和借款人强制性的法律等级为基础而存在的基于未来预期的现实概率。信用货币的好处在于规避了贵金属存量有限所带来的限制。
资产阶级革命，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主权者被纳入一个法律框架，它是发行信用货币的担保者，同时又承担了偿还债务的责任。相对于那些银行家，主权者处于“债务人”的地位。“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所形成的权力格局，就是一个典型的写照。来自荷兰的新教徒威廉·奥兰治成为了英国新国王，他被置于一个由地主和投资商人组成的议会的债务人的位置。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新国王威廉是其最大股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荷兰金融家威廉成了英国国王威廉的债权人。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全新模式，其雏形在意大利和荷兰的早期城市国家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金融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威廉·奥兰治所创立的新模式，标志着与中世纪欧洲对金融业的压制决裂。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反对“以钱生钱”，长期以来欧洲的教权统治者禁止以资本盈利。14-15世纪欧洲兴起的城市国家，封建制度的瓦解，新型金融寡头的出现，形成了对中世纪金融压制最初的冲击。教皇曾一度沦为声名显赫的美迪奇家族的债务人，最终使得美迪奇家族成为了教皇权力的实际操纵者。金融资本和国家权力的结合肇始于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兴起，至英国光荣革命形成成熟形态。荷兰凭借其早发的金融实力，推动了这一进程。金融业、铸币税和租金成为了国家的后盾力量，推动了西北欧商业资本帝国的崛起。正是这种金融实力赋予西北欧新兴商业帝国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由此世界的重心由欧亚大陆腹地转向大西洋。
国家货币论的衰退与重生
卡尔博教授进一步追述了本世纪初名目货币说为凯恩斯所倡导的“国家货币论”（State Theory of Money）问世提供的灵感。凯恩斯在建构其理论时，援用Knapp和Innis作为其渊源。“国家货币论”以市场失灵、通货膨胀切入，认为国家能够以货币作为工具进行干预和再分配。随着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国家货币论”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不再有市场，“名目货币说”也逐渐被遗忘。而与此形成悖论的是，19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本身成为一种人为拟制的基准货币，这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鼓吹的金属货币说的背反。真正的黄金从前门退出，美元和嗣后的欧元又从后门进入，被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政策建议者赋予类似贵金属的特质。新自由主义对“硬通货”的钟爱，致使他们强烈否认晚近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实质上的拟制特点。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卫·格莱伯（David Graeber）将“国家货币论”重新引入公共讨论。此前的1990年代，所谓“新名目货币说”便开始在非正统经济学家中间流行，并由此产生“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格莱伯认为，西方各国政府急于救助银行和金融资本，而置普通民众的失业、被违约于不顾。这是金融资本对国家权力的绑架。格莱伯等学者所提出的“现代货币理论”，其叙事是这样铺陈展开的：任何货币和金融都是有主权和公共信用所衍生的公共产品，自由流动性能够产生公共性效果。然而，这一理论的现实效用是脆弱的。2014年英格兰银行的一个调查发现，当下流通的货币有97%都来自流动性。新自由主义、“理性预期理论”以及对私人银行业的不力监管，导致一种国家税收根基被资本家盈利行动所绑架的体系。国家只是为不断飙升的公共担保背书。获益的金融资本却为获取更小的成本，更大空间的税收优惠而不断掏空主权。“谁的主权”成了一个讽刺性的问题。这为近年来民粹主义从左翼向右翼转换埋下伏笔，也为自由派评论家敲响警钟。
演讲结束后，林曦副教授主持了问答环节。在场师生纷纷踊跃发问，卡尔博教授一一耐心解答，给出具有启发性的回应。
文 / 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