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国际研讨会举行
2018年10月27日，“西方自由/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陈树渠中心”）、复旦高研院以及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美国、意大利、阿根廷、中国等国的学者，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孙国东副教授、林曦副教授、张春满博士、顾燕峰博士等出席了本次研讨会。陈树渠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出席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高研院院长、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执行主编郭苏建教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并对陈树渠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及其团队对本次研讨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郭苏建教授介绍了“西方自由/代议制民主的危机”这一主题的时代背景，指出了在当下西方自由民主出现诸多问题的背景下研讨这一尚未有定论的学术议程之重要性，并期待本次研讨会各位学者所报告的论文由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编辑成特刊出版。
会议的第一场主题是“西方自由民主及其不满”，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泰利·莱恩·卡尔（Terry Lynn Karl）主持。意大利欧洲大学学院政治学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做了题为“‘实际存在’的民主及其不满：起源、原因、表现形式及前景”的发言。施密特教授首先强调他所探讨的民主是所谓当前“实际存在的民主”（Real Existing Democracy），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治或民有”式的民主。基于此，施密特教授认为当前西方民主确实存在危机，并且这种危机在既有的制度中并不能得到修复。施密特教授进一步指出，危机的来源可分为“外生”和“内生”两类，其中前者引发了当前公民的失范状态（Anomic of Citizens），而后者则产生了对政治家的不信任感（Distrust of Politicians）。施密特教授认为，由于当下的个体感觉到自身已经不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团体，而这种团体通常是认同性的，可以为个体的行为提供指南，这就造成了个体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同时，由于快速的劳动分工的全球化和个人工作经验的个体化这两大社会特征间的冲突，人们难以形成集体认同和集体行动。除此之外，诸如资本的金融化，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变革，个人在不同国家间的流动经验等等因素，也是造成公民失范状态产生的重要前置状态，或称起源，属于西方民主危机的“外生性”来源（社会经济层面）。另一方面，政客的职业化倾向造成了其对选民的疏离，而伴随着“监护型机构”（Guardian Institutions）理念与实践的传播，造成在所谓民主国家中，由于生产公共产品的需要而诞生了许多实际上并不民主的机构——比如欧洲的中央银行。又比如，诸多西方政党的中间化路线导致原本属于左、右两级的选民迷失了方向。诸如此类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的特征使得民众对政客的信任感逐渐降低，这些因素即构成了所谓西方民主危机的“内生性”来源（政治层面）。最后，施密特教授指出，代议制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遗憾的是，这种基于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和实践而诞生的制度，在今天却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弱。如何将代议制与自由民主更好的契合在一起，这可能是解决当前危机的一个方向。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奇安弗兰科·帕斯奇诺（Gianfranco Pasquino）做了题为“民主制的危机，还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危机？”的报告。（Crisis of Democracy or Crises within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ies?）帕斯奇诺教授首先提出民主制并没有出现危机，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理想中的西方民主制度出现了危机，而是在现实中的西方民主政治系统出现了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西方民主制虽然出现了些许变化，但并没有颠覆性的变革，而是进入了一个所谓“灰色地带”。他认为，只有基于上述论断，才可以进一步地探讨为什么有些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质量会有别于其他国家。帕斯奇诺教授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理想中的“代表性”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政治代表性”。对于后者而言，“选举制度”的具备与否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政治代表性”的关键要素。但对于西方各国千差万别的选举制度来说，它的质量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民主运行。现实中存在的诸如选举过程的非完全自由、选区划分不合理等因素，都会为政治操作留有空间。但是这些都不至于影响到民主制本身，而是在特定国家中其民主运行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帕斯奇诺教授指出，政党的衰弱也是现实中的西方民主国家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诸如在1992-1994年的意大利、2010-2012年的希腊，一些主要政党都消失了。而伴随着传统政党制度的弱化，它便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而民粹主义事实上是自由主义的反面。最后，帕斯奇诺教授讨论了“回应性”这一在民主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并且强调了“回应性”与“代表性”这两者之间密切的关系。由于现实中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的衰弱，导致了部分政党无法再迅速回应民众的诉求，进而制约其政党代表选民利益的政党功能的实现。而民粹主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现象而开始挑战并试图取代政党的“回应性”和“代表性”功能。诸如此类的现象造成了西方民主国家出现民主运行的问题，使其逐渐偏离理想中的民主制度，但也尚未达到所谓民主制危机的程度，而是使传统经典民主制度的运行进入了“灰色地带”。
会议的第二场的主题是“我们是否已进入后自由民主时代？”，由意大利欧洲大学学院政治学教授菲利普·施密特主持。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泰利·莱恩·卡尔做了题为“自由民主的危机：今日的美国例外论？”的发言。卡尔教授首先通过对美国和欧洲自1980年代至今在诸如国民收入分配、财富不平等等数据上的比较（美国前1%人口掌握国民收入20%以上，后50%人口则享有低于14%的国民收入；而在欧洲，前1%人口仅仅掌握大约12%的财富总量，而后50%的人口则拥有22%以上的财富），指出：今天的欧洲并不存在自由民主的危机，真正的危机出现在了美国。卡尔教授认为，美国在所有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是个例外，这种例外是指因它在国内财富分配上的极端不平等（包括不同种族间的不平等）而显现出的不同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情况。因此，美国正在经历着“不平等的恶性循环”（the vicious cycle of inequality），这种现状造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开始获得权力和资源并进而侵入政治领域。卡尔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为由“不平等的临界点”（threshold of inequality）而带来的“代表性的临界点”（threshold of representation）。由于这些集团“捕获”（capture）了政治制度，而使其原有的代表性程度越来越低，最终直接危害到美国的民主制。卡尔教授认为，如果要追根溯源这种所谓“恶性循环”的来源，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萧条及受其影响的2008年次贷危机（这两次危机均不同于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因后者并没有造成财富不平等现象的扩大），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由这两次经济危机而产生的连带效应。最后，卡尔教授总结到：美国已经由过去被认为是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度”（full democracy）滑向了一种“有瑕疵的民主制度”（flawed democracy）。
阿根廷托尔夸托·迪特拉大学教授恩里克·佩鲁佐蒂（Enrique Peruzzotti）做了题为“后自由民主？超越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发言。佩鲁佐蒂教授在开场就明确指出，欲克服自由民主和民粹主义民主之间的二元对立，就有必要首先对民主问责（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有更深入的理解。民主问责是所谓自由民主政体中的关键，完善民主制度即意味着对法律问责的关注。而由于自由民主与民粹主义的尖锐冲突，因此民粹主义在当代的表达更多体现为强调民主问责制的缺陷，它公开拒绝了民主问责所依托的有限政府原则，强调这只是一种保护少数人利益而抵制多数人意愿的带有精英倾向的手段，因此民粹主义者通常鼓吹取消构成国家内部横向问责制机构的自主性。佩鲁佐蒂教授强调，自由民主和民粹主义民主虽然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选举民主制度，但是两者之间也可被视为是一种关于民主代议制的替代性变体形式，且两者互为前提并相互映照出对方的缺点。另一方面，虽然选举是实现政治问责的一种典型渠道，但是在代议制民主中，本质特征主要还是其政治间接性（political indirectness），而非选举。佩鲁佐蒂教授最后提出，所谓“后自由民主”的概念，应该基于“纵向政治轴心”（vertical political axis）这一概念而加以理解，从而尝试解决当前自由民主的危机。第一，加强选举和公共领域的“信令角色”（signaling role）功能;第二，对“三权分立”系统进行重组，以强加各权力分支间的对话；最后，通过扩大间接政治（indirect politics）的领域，以解决现有的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并提升边缘公民群体发声的机会。
会议第三场的主题是“认清西方自由民主的危机”，由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奇安弗兰科·帕斯奇诺主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树渠中心主任郭定平做了题为“认同政治与西欧的民主危机”的发言。郭教授首先指出，许多学者已经提出了西方正面临民主危机这一论断，并给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而他认为从“认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一视角出发，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西方民主危机。“身份”更多的是群体差异而不是个人平等，身份必然意味着边界，它很容易滋生对他者的不信任、蔑视甚至敌意，这必然会损害民主的核心原则即公民平等、自由和机会平等。而认同政治的负面影响与民主的作用密不可分。一方面，民主程序为身份群体塑造个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身份认知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民主的方法有时使得认同问题更容易被政治化，认同对立越容易被激化。郭教授分别从合法性危机、代表性危机、国家治理危机等方面，分析了认同政治如何与民主相互作用并引发欧洲一系列的政治危机。最后，郭教授总结到：在西欧国家，现代自由民主在诸如保障言论和结社自由、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等方面促成了认同群体的崛起。同时，随着“认同政治”的发展，它通过制造文化与价值间的冲突而带来了民主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并不能以民主的方式获得解决。
美国普渡大学德教授韦恩·伍兹（Dwayne Woods）做了题为“自由民主真的处于危机中吗？——这取决于它是否是大写的或系统性的危机”的发言。伍兹教授首先提出了他用于解释“自由民主危机”这一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他认为，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会有这样或那样小写的或局部的“危机”（Small C Crisis），但这并不足以阻碍自由民主的发展，只有那种大写的或系统性的“危机”（Capital C Crisis）才可能把自由民主带入真正的危机之中。基于这一模型，伍兹教授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制事实上在自由和民主两大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被民粹主义者描述为“作为公共善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as a public good）与“作为宗派性善的民主”（democracy as a club good）之间的冲突：前者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而后者仅向一小部分统治精英群体开放。民粹主义者对这两者之间张力的无情揭示，也帮助他们在经济、社会、传统技术官僚和移民等危机发生时，作为一个崭新的政治力量而崛起。伍兹教授指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带有政治意图的理念，表达了对自由宪政制衡制度的某种怀疑，揭露了其对大多数人实现其个人意志的阻碍。尤其是当由于自由原则而阻碍少数人群获得特定权利时，民粹主义更加凸显其影响和作用。伍兹教授最后再次重申：几乎所有的政体都会面临危机，民主政体也不例外，但关键问题在于它所面临的是哪种类型的危机及其来源在哪里？换言之，危机到底是由外部冲击造成的，还是其内生的？基于此，民粹主义似乎是一种非线性的现象（nonlinear phenomenon），即并不存在一种根本性的结构性因素（诸如资本化、全球化或人口问题）导致民粹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产生。由此，所谓民粹主义导致西方自由民主的危机这种判断是成问题的。
会议第四场讨论的主题是“政党与代表性”，由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肯尼斯·M.罗伯特（Kenneth M. Robert）主持。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蒂尔·韦伯（Till Weber）做了题为“政党，民粹主义与美国的代表性‘危机’”的发言。韦伯教授首先介绍了他和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克雷格·帕森斯（Craig Parsons）合作的本项研究之基本理论假设。他指出，自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美国两党各自就诸如“全球化”和“移民”等“跨边界问题”（cross-cutting issue）而呈现出了政党候选人与选民间的分歧这一现象。他们的此项研究以美国2016年选举和历史数据为依据，旨在揭示出选举要体现多元社会中呈现的“跨边界问题”是困难的，因此需要注意到当民主在面对一些议题时所表现出的“沉默”（muffling）和“更替”（displacement）现象：前者是指政党对诸如交叉议题保持沉默或模糊态度，而后者是指“沉默”引发社会冲突爆发，并致使领导人的更替。帕森斯教授介绍了本项研究的经验证据和分析过程。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其政党已经由过去相对弱化的状态转变为组织团结程度更高并趋于极化的状态。他认为，美国两大政党都在试图将左、右分歧排在他们各自关注的优先位置，他们要么主张自己代表新兴问题，要么在这些主张较难维持时模糊自己的立场或选择沉默。这种沉默的时间越长，它就越会引发对政党领导能力的挑战，从而逆转“跨边界问题”的取舍，并将政党从传统议程中排挤出去。就特朗普当选过程来看，当其他共和党政客面对诸如墨西哥和穆斯林移民等议题而采取“沉默”态度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实现了政党的轮替。
来自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玛利亚·伊丽莎白·兰佐恩（Maria Elisabetta Lanzone）博士做了题为“应对代表性危机与信任危机的政党：具有争议性的意大利案例”的发言。兰佐恩博士主要讨论了在代表性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双重环境下，意大利的政党变化对自由民主制的影响。她指出，一个国家的政党系统之不稳定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这两个现象标志着自由民主开始出现危机，而这些正是当前意大利民主制的主要特征。她介绍了意大利自柏林墙倒塌后而遭遇的全国政治机构的第一次重大危机。之后，伴随着国内腐败丑闻事件的接连发生，民众对传统政治代表性的信任度出现了严重的下滑。在2012年的一份调查中，全国仅有3%的人对政党具有信任感。在意大利政治发展的随后二十多年中，由于传统旧政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形成的权力真空开始由新生政治力量填补，诸如由贝卢斯科尼所创建的“意大利力量党”。到了2012年，随着贝卢斯科尼的下台，出现了新的权力真空，在这一不稳定的过程中，诸如“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等民粹主义政党开始崛起。通过对上述历史事实的过程追踪，兰佐恩博士最后强调：对意大利政治发展的观察还在继续，只有通过经验证据才能最终验证意大利的确出现了传统政党的不可逆转的危机和新生政治代表团体的崛起等假设。同时，有待进一步检验的是，这些新型政党的崛起是代表了自由民主的危机，还是可以将其视为是为了适应西方民主制而形成的一种“正常”的变化特征？
会议第五场讨论的主题是“民主的危机：民粹主义VS.代表性”，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克雷格·帕森斯主持了本场讨论。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肯尼斯·M.罗伯特（Kenneth M. Robert）做了题为“代表性的危机与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的挑战”的发言。罗伯特教授首先指出民粹主义之所以挑战自由民主的根源在于，后者在今天所表现出的代表性的危机（representational crises），特别体现为自由民主制下的政党制度，其整合和代表广大民众的能力正在日益下降。因此，要理解这些制度上的失败，就必须探索在市场全球化和社会碎片化的约束下，其党派竞争和代表性的变化模式。这些特征为民粹主义竞争者提供了机会，从而使经济不安全感（economic insecurities）和文化怨恨（culture resentments）等个人或集体情感趋向政治化，进而反对传统的政治体制。罗伯特教授强调：对民粹主义本质的深挖是理解它如何挑战自由民主的理想途径。他认为，民粹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反叛特性”（intrinsic insurrectional character），它可以挑战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和政治等级，而自由民主则体现出的是“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和“制度化的多元主义”（institutionalized pluralism）等特征。但是历史的进程揭示了自由民主，特别是基于上述自由民主特征的政党组织，已经由过去的广泛代表性滑向了精英代表性。由此使得民主遭受到民粹主义的攻击。而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多数民粹主义总是基于“经济诉求”和“文化诉求”的分野而从左翼或右翼的政治空间中做出选择的。最后，罗伯特教授指出，在一个资本主义更具包容性的地方，具有排他性倾向的民粹主义可能会蓬勃发展。与此相反，具有包容性倾向的民粹主义则往往会在一个相对排外、社会分裂的地方找到其生存的土壤。这两类民粹主义都试图将经济和文化的竞争与冲突进一步政治化，从而寻找到他们各自所属的政治空间。因此，当代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其本质依然只是传统社会中民主政治的转变和衰落而已，这种衰落主要体现为原有制度的“代表性赤字”（representational deficiencies）这一特征。
复旦高研院的专职研究人员王中原博士做了题为“民主选举的民主化：选举管理中的代表性偏离与派性极化”的发言。王中原博士以2016年美国选举为开场，并引用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选举廉正”（electoral integrity）指数（略高于俄罗斯）以及过去十几年美国国民对本国选举的信任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指出美国当前的选举所遭遇的尴尬困境和选举的质量问题。王中原博士分别从美国的“选举管理系统”、“选民身份法”（voter ID law）、“选区划分”、“选举资金”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当前的选举管理问题。王博士首先认为，美国的“选举管理系统”体现出过度分权化的特点。比如：各州关于选举过程的管理都不尽相同（缺乏联邦层面的统一标准和专业化的规范），美国的联邦选举委员会职权相对弱化（宪法授权各州和地方对具体选举过程的管辖）等等，这些都揭示出了美国选举管理过程的“碎片化”。其次，美国《选民身份法》严格化的趋势，也剥夺了少数群体的选举权。第三，基于各自政党选举利益而进行的选区划分操控则进一步激化党派之间的冲突。第四，金钱追逐选举的情况也对美国选举的公正性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最后，王中原博士指出，由于上述问题，助推了派性化的猜疑（partisan suspicions）以及派性的极化并进而形成派性僵局（partisan gridlock），这些都是美国民主危机的重要表现。
文 / 沈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