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全球治理的规范性基础”国际研讨会举行
2018年9月29日至30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Fu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全球治理的规范性基础”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会议室举行。21位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阿根廷、韩国、瑞典、意大利、荷兰、丹麦、南非、澳门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高研院院长、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编、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郭苏建教授首先致辞。郭教授对出席会议的学者表示欢迎，并对各位学者介绍了Fudan Journal。他说，Fudan Journal是国际著名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旗下的一本国际学术期刊，并被ESCI、EBSCO、Proquest等国际著名数据库数据库收录。Fudan Journal旨在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前沿性议题的探讨和国际学术交流，拉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距离。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发展，全球范围各类冲突、资本和人口流动、资源、能源、环境、大气变化等众多问题和挑战已经跨越国界，并非单一国家所能应对和解决，而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需要有效的全球治理，涉及到价值规范、规则、治理主体、制度改革和创新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秩序是否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全球治理的价值规范基础是什么，是我们学术界面临的共同理论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正是鉴于这些问题意识，我们今天在复旦大学高研院召开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交流和探讨相关学术理论基础性问题以推进相关课题的研究。
“复旦杰出学者”、高研院驻院高级访问学者、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华威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教授、Pacific Review联合主编沙恩·布雷斯林介绍了本次会议的主题。他强调，此次会议的背景是中国的领袖地位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维，为全球治理的规范性基础带来了重大变化。
会议第一专场的主题是“对当代世界的诊断”，由沙恩·布雷斯林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做了“中心的混乱：挑战与机遇”（Chaos at the Center：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的发言。贾教授认为，当今世界的最大威胁是现存国际秩序的衰败，这种担心日益成为现实，这一进程的加速基本上来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的当选，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和美国政府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的第一个表现是，美国政府的混乱局面对国际秩序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当下的国际秩序是二战以后由美国主导的，美国的变化对国际关系有很大影响。特朗普上台后，出台了诸多具有争议性的外交政策。比如他提出“美国优先”原则，不顾其他国家的切身利益，让国际社会非常失望。这种单边主义的复兴其实是一种孤立主义政策。孤立主义政策似乎已成为历史，最多是边缘性理念，如今却日益成为美国政府的主流思想，至少在特朗普任期内。这种混乱的第二个特征是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与既有的美国政策和机构大相径庭。他任命的很多外交官员都持非主流的极端革新观点，他任命的人员事实上在损害他的努力。贾教授指出，二战之后，美国为了捍卫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创立一个符合切身利益的国际秩序，但这种秩序的维护成本很高。为了让维护秩序的成本最小化，美国采取了三种方法：一是加强二战期间形成的军事同盟，二是以联合国为中心设立国际机构，三是同其他国家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上，国际秩序是依赖多边主义策略维持的。但是特朗普在损害这三大支柱，比如削弱军事联盟，各种伙伴关系日渐解体，直接破坏多边合作关系，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TPP、甚至人权委员会等。他在美国人民中散播恐惧和不信任感，比如夸大“中国威胁说”，加剧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他甚至指责中国干预美国选举，污蔑孔子学院是中国对美国的渗透工具。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国际秩序将会继续开倒车。贾教授最后强调：在中国语境内，危机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使我们得以反思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如果单一的国际秩序的中心发生异常，不妨考虑一下多元的国际秩序，考虑共同努力纠正一些问题，比如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如何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如何推进诸如中日关系这样的双边关系，寻找新的方式来应对全球挑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就致力于解决发展问题，推动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无论成功与否，它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副校长（Pro-Vice-Chancellor）、国际关系教授提姆·邓恩（Tim Dunne）做了题为“国际主义退场后的人道主义治理”（Humanitarian Governance after the Retreat of Internationalism）的发言。 他认为，在当今世界的动荡格局中，基于正义和基于秩序的观点都不能立足。随着美国拒绝担当全球管理员的角色，国家间对贸易、船运和核武器扩散的传统协调合作开始瓦解。随着西方在国际主义舞台上的撤退，涉及人权和难民保护的全球正义遭受挫折。人道主义组织对于未能承担相关责任的国家通过多种方式予以回应，但是一旦美国以窝藏恐怖主义分子为由，宣布非政府组织（NGO）不能在美国运行，人道救援便会立刻遭受严重挫折。不过，人道组织或机构还是会在其它领域同东道国和国际组织紧密合作，提供安全和物资供给。人道主义的主流理念是人道主义秩序的整合性力量，是与“霸权主义”后的自由主义观点相吻合，但目前却面临来自美国的严重威胁和挑战。
第二专场的主题是“全球治理规范和理念的动摇”，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卡罗尔·韦兹（Carol Wise）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做了题为“既有的全球秩序规范的不确定性及其面临的挑战”的发言（Uncertain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Norms of the Existing Global Order）。他首先梳理了全球秩序中的不确定因素，诸如大国之间的竞争、区域战争的危险、强人政治的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区域融合的停滞等等都构成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引发了国际身份的冲突，如宗教冲突。冷战以来，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其实长期同苏联阵营和西方阵营共存，它客观上促进了各个国家的开放，也促成了国际市场的形成，中国的经济腾飞也得益于此，这也带来了非西方社会的崛起。此外，他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以西方为中心，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这些都是需要着力改变的地方。
来自阿根廷拉丁美洲社会研究学院（FALSCO）的戴安娜·塔西教授（Diana Tussie）做了题为“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与拉丁美洲的经验”（Ideational Underpinnings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的发言。她首先提出，从中心到边缘的移位所形成的边缘视角对全球治理持更为务实和防御性的态度。她简单追溯了拉丁美洲国家制度的历史和突出事件，比如古巴革命，以此强调自主性对于拉丁美洲的国家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边缘性自主不单是限制性和被动性，还包含着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努力与合作。区域性自主并不超越民族主义，所以区域合作并不对国家利益构成威胁，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开拓共同的连续性的市场。她认为，中国的崛起带来了新市场和新秩序的可能，开始挑战美国的中心地位，使得贸易、安全和基础设施等问题的处理方式更为多元。
第三专场的主题是“全球领导和崛起的强国”。提姆·邓恩主持了第三场的发言和讨论。美国美利坚大学的迈尔斯·卡勒教授（Miles Kahler）做了题为“在复杂治理时代对全球领导地位的再定义”（Redefining Global Leadership in an Era of Complex Governance）的发言。他首先对领导地位（leadership）进行了理论界定。“领导地位”是指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下，领导者通过吸引追随者，确保其行为和领导者一致，从而替换强权和武力。领导国和追随国是一种非正式的等级关系，领导国给予追随国一定的利益，以便后者在某些方面顺从领导国，同时愿意为一些集体目标做出贡献。领导国和追随国关系的核心考验是行为上的，领导国在某一政策或问题上的喜好由追随国的行动逐渐体现。他分析了德国构建区域领导地位的举措，例如接受美国特别区域监护者的地位，同宿敌法国结成新型伙伴关系，并积极推进经济一体化和增加对公共资源的投入。但是德国的领导地位在某些问题上遭到抵制，比如对于难民的接受。俄罗斯则采取了强制性的区域主导地位的战略，它通过经济军事手段巩固其在等级中的主导地位。此外他还介绍了崛起中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巴西谋求区域性领导地位的规范。他认为，这三个崛起大国没有追随俄罗斯的强制性规范，但面临着领导地位的需求与说服区域追随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确立区域主导权的问题。这三个崛起国家并不过度约束自己和追随国的自主性，而是通过经济互补性、公共资源的投入和制度建设来确立领导地位，却未能推动明确自身领导地位的区域合作之规范性基础的形成。中国将有限的自由化、国家资助的基础设施投资同牺牲了相当范围的国家主权的地区性组织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竞争，它要比比欧美推行的自由主义模式对于某些国家精英而言更具吸引力。卡勒教授认为，这些区域领导国预示着在未来的世界，虽然当前的模式将有所改变和调整，但还不会被推翻。
中国海洋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庞中英教授做了题为“捍卫全球化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Defending Globalization and Rules-based World Order）的发言。他从今年G20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13次峰会切入，认为中国推行的是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中国已是全球化的中国，这是对西方学者认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退观点的回应。对于没有美国领导的全球治理问题，他认为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和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视为没有美国参与的一种全球治理模式。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和博鳌论坛上不断强调中国将把开放往纵深方向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便是中国推进的新全球化战略。面对各种全球问题、挑战和危机，中国愿意贡献“中国的解决方案”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庞教授最后指出，今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7年后首次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但是没有提及WTO的改革，中美贸易战，其实可以视为是确立国际经济治理未来规则的尝试。
第四专场的主题是“世界中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全球治理规范的影响”。金灿荣教授主持了第四场的发言和讨论。英国伦敦大学的李·琼斯做了“对全球治理规范的挑战？：评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言（Challenging Global Governance Norms？—— Assess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他指出，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令大多数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困惑不解，有些人士将其解读为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在亚洲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治理秩序。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指出 “一带一路”政策为经济发展和全球善治提供了新的模式。琼斯从两方面阐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引发的规范性挑战问题。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刻意挑战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虽然未提出创新性的规范，但也试图做出相应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内地区差异和经济发展格局并非相同，法律和政策落实也存在差距，常常出现忽视或违背当前涉及发展金融、环境保护、公司运行方面治理规则的现象，从而引发其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突发性问题。随后，他围绕两份中国官方文件， 即《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作为解决方案的“一带一路”倡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很显然，答案是全球金融危机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威胁。中国领导人认为，需要维护开放的全球经济，中国维护全球化的立场同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第二，中国认为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答案是深化跨国市场的一体化，这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协调，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高水平的政策合作，同时遵循国际法和世贸组织经贸规则，这些策略都具有极强的新自由主义风格。第三点，中国将遵循什么行动原则？中国会继续加强并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同所有意愿国合作，这是一种开放的区域主义，并非偏离了全球主义的轨道，更没有挑战或破坏既有的世界秩序的规范性基础。
意大利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的Silvia Menegazzi教授做了题为“崛起的强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转型：金砖国家和新型国际机构”的发言（Rising Pow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the BRIC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她主要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金砖国家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他们的新设机构能否令他们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金砖国家不一定是新国际规范的制定者，但是他们的举动足以证明这些国家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决心。这个进程并非是同质的。比如说中国在建构金砖国家的全球经济身份上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很多官方声明中，金砖国家有关全球治理的话语构建所使用的主要框架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利益”相吻合，但中国的规范性贡献并非是支配性的。一提到全球治理，金砖国家的主要理念话语包括后殖民决定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多元包容的治理，这些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的规范性框架形成了抗衡，比如规范的普适性、自由主义原则、西方民主以及G7国家垄断政策制定。比如，中国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新的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更为便利了低成本的外汇交易，提供了更多的贸易机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发展银行的设立就体现了对现存地缘秩序的规范性挑战。
第五专场的主题是“制度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Global Governance）,由李·琼斯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南开学报主编韩召颖做了题为“全球治理、国际制度与信号的发出”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ignaling)的发言。他提出的问题是，“亚投行”是否是国际机构？能否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区域吸引成员国？他引用罗伯特·基欧汉的观点认为，国际制度是促进国际合作的一种方式，是向成员国提供大量信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监督。国际制度的存在与否，决定了成员国选择的不同。国际制度提供了多样的信息框架来实现合作，信号发出可以促成在多种环境内的合作。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而言，截止到今年的五月，其成员数已经达到八十七个，已经成为重要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多边国际机构。从地理层面而言，“亚投行”跨越了区域界限推动公共资源的发展，比如水资源管理、交通运输、以及未来城市的发展。中国对“亚投行”投入了5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显示出对于区域发展的决心和责任担当，并在公共和私有领域同伙伴国以及非伙伴国展开合作，以满足基础设施发展的需要。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Jan Aart Scholte教授做了题为“迈向更民主的全球政治：一种方法论反思”（Towards a More Democratic Global Politics: A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的发言。他认为，全球民主的原则和实践虽然有了近20年的学术发展，但是这个领域的研究整体上并不充分。这同诸多因素有关，比如创新程度，在全球事务中对“人民”概念的定义，全球民主和全球正义的联系，以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等级等等。大量对全球民主的研究口径太窄，忽略其背景和实践。他认为，一种重视多样性、相对性和实践的方法可以对全球政治中的人民力量带来新的理解。2008年至2016年展开的全球民主构建行动便采用了这一方法，鼓励研究人员将全球民主视为深层构建集体民族自决的机会，这一方法极大地扩展了革新性知识构建的空间。
会议第六专场的主题是“全球化地思考，区域性地行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主持了第六专场的发言和讨论。首先发言的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再谈东亚区域治理的规范基础》。朱教授认为，对治理规范下一个定义有助于我们的判断。为此，他提出了对“后冷战时代”治理规范的几个观点。第一、对非西方区域而言，最重要的是区域民主化。第二、区域安全化。第三、经济融合，这方面可以向后冷战时代的欧盟学习。以上几点对于区域治理规范都是至为重要的标准。现在东亚区域前所未有地在经济上结为一体，中国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成为主要的经济动力，在安全问题上也成为主要的驱动力。但东南亚区域也是全世界最不安全的区域，在后冷战时期大国竞争激烈，如何理解区域安全问题成为树立治理规范的前提。
随后，韩国汉阳大学副教授Yong-Soo Eun做了题为“没有替代性规范的替代性治理？”（Alternative Governance without Alternative Norms?）的发言。Eun教授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愿为现有的以西方/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和金融治理提出替代方案。这一最新发展的前提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规范和价值观并不能公平或准确地反映全球力量的转型，如“向东方转移”和“中国的崛起”。因此更适合亚洲和中国的对国际秩序的替代性理解日益受到重视。这种重视和相关的举措可被视为一种建立替代性全球秩序或区域性治理机制的尝试，因为其目标是发展本土认识论体系，抗衡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概念、话语和规范。这些尝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的替代性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被其他亚洲国家接受？Eun教授为此研究了多种亚洲国际关系的认识论范式，比较其与主流研究趋势的异同。他认为，虽然中国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制度及其相关规范提出异议，但中国对替代性方案的追求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知识发展，特别是相关的知识传播和知识共享。亚洲国家缺乏一个足以建立和维持替代性秩序的知识话语体系，除非中国学者对此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会议第七专场的主题是“作为全球治理基础的规范性数字和思想”。主持人是英国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系教授Franklyn Lisk。第一位发言的是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学系的Daniel Mügge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经济数字的规范本质：全球数字规范标准的未来如何？”。Mügge教授认为，宏观经济数据是全球经济的通用语言。国家使用增长、债务和失业数据来评估自己的经济表现，并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国际投资者依赖这些数据来定价主权债务和私人债务。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发布了在宏观经济中受危机影响的成员国的统计术语。自20世纪中叶以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国民账户（SNA）和国际收支手册（BPM）来协调统计标准。然而这两个标准都带有当时世界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强烈印记。鉴于这些标准构成了经济信息和决策的的智力基础，传统的“西方”支配提出了基本规范性问题：哪些价值观无形地纳入全球统计标准？树立统计标准的方式是否与变化的世界格局以及经济结构合拍？如果领先的经济体不再趋同单一经济发展模式，是否仍然应该坚持一个通用的统计标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二位发言人是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王建伟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规范方面”。王教授认为，中国在当前的全球局势下，希望在理念上和规范性上平衡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习近平也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这点。在2013年后，全球治理代替世界经济秩序，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话语，也成为习近平的关注点。王教授主要阐述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为何全球政治对中国和习近平如此重要？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政治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其次是自由国际政治、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使得全球政治的背景更显重要。同时，中国的不断崛起为之引领全球政治的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中国为何在全球政治中地位重要？首先这是为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奠定基础，其次是为加强制度性权利和制度性话语权，因为未来的竞争主要是制度性竞争。第三是习近平为全球治理所提供的规范，他曾提出一些主要概念，如合作共赢、义利合一、和合共生、共同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等等。这些规范的提出表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旨在建立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塑造新型的国际关系。
下午第八专场的主题是“全球治理中的转型与冲突规范”。主持人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首先发言的是南加州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Carol Wise。她的发言题目是“结构变迁与全球贸易规范”（Structural Change and Global Trade Norms）。Wise教授认为，二十世纪后期贸易政策的成就包括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盟的正式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乌拉圭回合的完成，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为未来全球贸易注入了活力。多哈发展回合的启动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都发生在2001年末，这被视为基于市场开放以及世界体系中各国间更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有利延伸。然而，世贸组织成员随后无法使多哈回合成功，以及在过去二十年中保护主义贸易措施的增加，显示出多边主义和互惠互利的长期规范正在逐渐消失。Wise教授在发言中探讨了在中印两国领导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结构性的变化，以及现在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正在侵蚀战后建立的明确或隐含的贸易规范。最为明显的是美国，民族主义的“美国优先”的经济叙事基本上已经基本转变了GATT / WTO的规范。“脱欧”是这个民族主义主题的另一种变体。英美联盟的削弱和两者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引发未来几十年贸易领域中的规范定义和合法性问题。
其次发言的是复旦大学国关学院教授潘忠岐，他的发言题目是“规范的冲突和全球治理的不同方法”。潘教授认为，关于规范问题，中国和外国有着不同的理解。中国会消化吸收一些西方的规范，但不会是全部。我们应该将规范区分为内部规范和外部规范两个层面。内部规范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行为规则，如国家应该遵循何种民主、人权、稳定秩序，这些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认可规范。外部规范是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规范，如和平、不干涉、多边主义。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的区分是因为它们适用于不同的社会情境：国内规范塑造国家与人民的互动，并使国家有义务按照符合规范的方式行事；国际规范则塑造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两种规范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互相替代。而且，无论是国内规范还是国际规范都是多元的，彼此之间存在着冲突。国家间的国内规范是否冲突，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体系的情况。这种区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就需要我们开放思路、加强互相理解。规范的互动有助于推进国际伙伴关系的发展。
第九专场的主题是“地理和人口统计对全球治理的挑战”，主持人是美国美利坚大学的Mile Kahler教授。首先发言的是英国华威大学的Franklin Lisk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重新考虑全球健康治理”（Rethinking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Lisk教授探讨了在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下（特朗普 以“美国优先” 处理全球关系的路径），以及二战后全球机构和规则重要性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韩国、土耳其、巴西、印尼）如何在急需改革的领域和全球健康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他指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中重视与健康相关目标，为新型经济体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过去十年中，一些新兴国家已经与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医疗改善项目的合作。而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健康的新力量，尤其是在加强全球和国内健康体系的物质支持方面。从这个角度，Lisk教授认为新兴国能够刺激全球健康治理的创新，加强国家和区域一级的健康体系和健康安全。
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Eleni Tsingou做了题为“人口变迁对全球治理的挑战”（Demographic Challenges to Global Governance）的发言。Tsingou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人口趋势如何挑战全球治理的结构和规范？老龄化社会对发达经济体有何影响？老龄化和人口下降对国家治理和满足公民需求提出了什么要求？世界一些地区老龄化，一些地区没有，这对全球治理有何意义？权威人士在国家背景下很难在政策制定上违反禁忌或者引发争议，干预公民私生活，讨论工作-生活平衡问题，或养老金改革和老年人护理问题。政策的社会和经济成本高，未来回报低。全球管制机构经过战后几十年密集的人口控制活动，其职能已经沦为人口统计。Tsingou针对人口变化和全球治理机构提出了一些看法，她概述了人口的关键趋势，认为老龄化的人口和老龄化的劳动力为国内和国际上关于“美好生活”的功能提出了挑战。
文 / 顾瑶、柏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