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高研院2017“年度主题”“转型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第四次席明纳举行
2017年11月23日（星期四）上午9：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联合主办的2017年度主题“转型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第四次席明纳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会议室举行。此次席明纳由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郭苏建教授主持，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高研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国东副教授，院长助理林曦副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员王中原博士，以及高研院2016年度“驻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陶庆教授，同济大学朱德米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曾庆捷博士、胡鹏博士、左才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道雷博士等参加了此次席明纳。
席明纳开始后，郭苏建院长首先对大家前期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在简要回顾了前期取得的成果后，也对各位团队成员在年底前都能完成既定的研究计划表达了期望。随后，各位参与者就最新取得的进展，分别作了报告：
朱德米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开发社会进入国家有效路径：从社会抗争到公民参与”。他指出：从社会抗争到公民参与的关键点在于决策过程的转型。从“事后管控”向“事前预防”的转变，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在由“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策”形成的决策程序中，前三个程序提供了社会进入国家的新路径。其有效性体现在缓解了维稳压力，通过社会与国家界面的改变，向“强社会-强国家”方向发展，为其他解决棘手问题提供了经验借鉴。
曾庆捷博士的报告主题是“乡村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他认为，对中国乡村政治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从“国家政权建设”框架到“国家与社会”框架的转变。他指出，国家治理目标在乡村的实现，依赖于正式的官僚组织与社会权力网络的相互交融与合作，这种交融与合作使得整齐划一的政策能更好地适应乡村社会的情况，乡村的良性治理有赖于在国家权力下沉与乡村精英的自主性之间寻求一个的平衡点。
王中原博士就“转型中国的政党与民众连结机制和连结绩效”做了报告。他指出，“群众路线式代表性”是中国式的政治代表性，这种独具特色的中国政党-民众连结实践有着多方面的优势，如政党主导、前瞻性、综合性等。他认为，在没有竞争性选举提供的选民问责（electoral accountability）时，群众路线机制下的政治连结依然可以提供实质性的政治代表性。
孙国东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能动型社会与功能主义的社会治理观”。他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规范性目标是建构中国式的“能动型社会”（active society），而能动型社会，是位于“低度组织化社会”（under-organized society）与“过度组织化社会”（over-organized society）的“组织良好的社会”（well-organized society），它旨在超越“游民社会”“一放就乱”与“监护型社会”“一统就死” 的“乱死循环”。他概括了现代条件下“能动型社会”的三大社会功能分别是：克服“国家拜物教”，守护公共领域；抵御“市场社会”，锻造“社会市场”；超越“差序格局”，积攒社会资本。此外，他还就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
胡鹏博士的报告主题是“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政府回应性和问责性”。首先，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政府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和问责性（Accountability） 的含义为何？有何异同？以及实现政府问责性的道路和制度安排有哪些？ 影响政府回应性的因素有哪些？ 中国是否出现了政治问责性和政府回应性？等等。他指出，很多学术作品有意无意地将“Responsiveness”和“Accountability”混为一谈。他认为“Accountability”包括了responsiveness（回应性），而持续的回应需要有制度保障，进而指出在间接民主的状况下， 民主的核心特征在于实现“accountability”，而非“responsiveness”。
左才博士就“国家与网络社会”作了报告。首先，她认为网络社会中的社会，有着一些特殊的属性，网络既可能提高政治参与从而达到赋权的功能，也可能因网络交往的群体的极化倾向对社会产生离心作用从而导致社会的分裂。她认为，网络“意见气候”可能挑战正面舆论控制，从而对国家安全造成冲击。最后，她总结道：技术是中性的，要积极地看待网络的赋权和控制双重功能。
各位报告人依次发言后，郭苏建院长就发言的内容，组织和引导与会者积极的讨论。现场讨论热烈，对每个报告人都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最后，郭院长就明年“年度主题”的论题和方向征求大家的意见。此次席明纳取得了圆满成功。
张永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