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六十一）
菲利普·施密特主讲“西方自由代议制民主当下危机的来源”
2017年11月2日晚上6：30，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第六十一期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国际著名政治学家、政治学国际大奖Johan Skytte Prize（2009年）获得者、“复旦荣誉学者”（Honorary Fudan Scholar）、高研院驻院高级访问学者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做了题为“西方自由代议制民主当下危机的来源”（The Sources of Present Crisis of Western Liberal-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精彩演讲。这次讲座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高研院副院长孙国东副教授、院长助理林曦副教授、专职研究人员王中原博士，高研院驻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荣誉学者”泰利·莱恩·卡尔 （Terry Linn Karl）教授和高研院驻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udan Scholar）让—马克·夸克（Jean-Marc Coicaud）教授出席了讲座。
讲座开始时，郭苏建教授向听众介绍了施密特教授杰出学术成就及其获得的政治学科最高国际荣誉奖，并颁发了由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院士签署的“复旦荣誉学者”证书。
施密特教授描述了“实际存在的民主”（ “Real Existing” democracy，RED）当前所遇到的困境，探究了这种困境出现的必然性和深层次根源（Source），论述了产生困境的条件（Condition）以及造成困境的直接原因（Cause），列举了当前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Symptoms），并在讲座的最后对解决困境的出路（Prospects）做了一些设想和论述。
施密特教授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制度在当前遇到困境的根源既有制度内在的原因（Endogenous Sources），如政治团体、利益联盟的形成，政客职业化，政党政治路线中间化，独立于竞选政治的专业组织机构的发展，以及国家间政治治理边界日益模糊的趋势等等；也有外在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Exogenous Sources），如生产主体的日益小型化，资本积累由工业部门到金融服务的转移，生产、交易、消费的全球化，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在国与国之间不断增强的对政治认知的交流和扩散。
施密特教授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个人自由主义至上文化的盛行，西方普通民众日益失去了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对传统政客普遍不信任，社会和民众处于一种反常的状态（anomie），这种反常状态造成了实际存在的民主所依附的选民基础处于不稳定状态，也是西方民主制度在当前面临困境的前提条件。
施密特教授引用马基雅维利的经典政治分析理论，从“Fortuna（机运）”和“Virtù（德性）” 两个维度，列举了造成西方当前政治困境的一些直接原因。具体的事件原因包括：苏联解体，西方世界政局长期稳定，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近期的移民危机。渐进的过程原因包括：民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国与国之间对政治制度认知的巨大差异，对民主、人权、法律有推动作用的跨国和跨政府组织的出现等。随后，他列举了当前西方政治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低投票率、选举暴力、反建制、传统政党失势、政府组阁困难、议会弱势行政部门强势、企业介入政治和民粹抬头等等。
最后，施密特教授对实际存在的民主的未来出路做了一些设想。以资本主义民主为典型的“负责任的”后民主（“responsible” post-democracy）（包括优绩主义、去政治化、专家型制度和治理安排等要素）与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回应性的”后民主（“responsive”post-democracy）（包括媒体统治、超越党派的政治化、业余型制度和行政特权等要素），使得我们面临着摇摆于“责任性”（responsibility）与“回应性”（responsivenes）之间的民主困境。两者之间的辩证综合，或许是更好的道路。
讲座的最后，施密特教授与参加讲座的师生进行了幽默的问答互动，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最后，郭苏建教授宣布讲座结束，并对施密特教授的演讲再次表示了感谢。
欧阳沁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