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四十三）
Thomas B. Gold教授主讲
“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在中国的作用：太平洋环境组织的个案研究 ”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
接下来，Gold教授为大家带来题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在中国的作用：太平洋环境组织的个案研究”（International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Pacific Environment）的主题报告。
Gold教授首先讲解了对“正义”（Justice）的理解：肯定性方面，它是指公平、平等、尊严等准则（比如保障基本的饮食、住房、医疗、收入、安全、环境等）；否定性方面，它强调对非正义的纠正和制裁，是动词化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环境正义”这一主题，就肯定性方面而言，它强调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健康的环境；就否定性方面而言，它则强调任何人，不论种族、性别、年龄、地域、收入水平，都可以避免或减少环境对其造成的危害。
其次，Gold教授对“转型”（Transition）这一概念做了解释。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处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与“Transition”相比，他更愿意用“Transformation”来形容，强调这一过程并不存在明确的终极目标。中国的转型体现在诸多方面：人口从乡村走向城市，经济结构从农业化转向工业化，从计划走向市场，社会从封闭自足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从专制逐渐走向自由多元，等等。这种转型随着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还将不断发展，并且体现不均衡的特点。而中国的转型如何与世界的转型颉颃互涉，是作为社会科学家的Gold教授更想去探寻的问题。它们同时以不同的速度进行着，有可能去管理、调整、指导这些变迁么？他提出许多问题：谁有权决定？谁尝试管理？怎么指导？用何工具？如何排序变迁的优先次序并依此分配资源？等等。
在Gold教授看来，社会变迁过程必然产生许多“正义问题”，在我们谈论正义及转型社会的正义问题时，其行动的主体不应是“国家”，也不应是“市场”，而应是“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应该扮演介于国家与非组织化的社会（如个人、家庭）之间的角色。在其中，个体通过自由意志组成联合体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努力与国家、机构、市场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他以美国社会经常招募志愿者为例说明成熟的市民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而在中国，国家或执政党对市民社会却依然采取排他态度，接管、控制这些组织，尽量防止其成长或再度出现。但市民社会是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动力，因此关注农村教育、救助艾滋病人等活动依然在开展。Gold教授指出，这其中就存在政策和法律上的空白，即中国的NGO的合法性直接受政府利益的左右，还存在管理上的许多不明确。
最后，Gold教授以太平洋环境组织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和市民社会在中国的作用。他指出，保护环境的NGO尤其是INGO在中国这些年有了长足发展。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国家的事情，牵一发动全身，因此许多国外的基金会、公司、NGO甚至个人开始以各样的方式关注中国环境，与关注此问题的中国公民或组织一道研究并改善环境状况，包括提供技术、设备和经验。他简要介绍了太平洋环境组织（PE），这个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中国都设有联络机构的组织尝试各种方式与中国本土的环境组织协调合作，以使他们关注的环境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解决。由是，Gold教授强调，PE这样的INGO在中国还有许多，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和合作的关系，但他更希望看到的是政府对所处位置的厘清，制定管理与协调机制，以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
现场嘉宾和观众向Gold教授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环境NGO/INGO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普及环保意识和执行环保措施？有外在结构的NGO与每个人内心里的NGO哪个更重要？如何从内在寻找介入生活世界的机会？组织化的NGO常陷入悖论，比如解决环境问题反而造成二次污染，对此该如何看待？国际NGO、本土NGO和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对话和互动协作？中国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世界工厂状况，西方世界从中获益，而我们遇到了问题，这是否提醒我们除了环境问题，更需思考世界秩序和国际政治上的公正问题？NGO的经费和财政来源是怎样的？理事会是怎样运作的？在中国市民社会的动力机制是如何产生的？等等。
现场嘉宾还针对此问题做出了许多评论，比如：要考虑中央政府是否真的愿意贯彻执行环境政策，在这个背景下环境组织要处理好与中央、地方政府的关系就成为非常重要也有意义的事情；按照市民社会理论中分类控制理论，NGO往往充当两种职能，一种是挑战政府职能，一种是提供公共服务，在中国，政府会针对此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从这个背景出发环境问题有时就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环境问题，由是看待环境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获得政府的支持，或许会发现其中更多的复杂性；中国文化中的“公私观”与西方社会契约下形成的“公私观”是不同的，因此NGO在中国和西方的发展会产生许多不同，这或许可为探讨NGO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种文化的视角，等等。
Gold教授做出了他的思考和评论，并非常高兴地指出他从这种讨论中获益颇多，为接下去的思考和研究开拓了空间。最后，主持人郭苏建教授对本场讲座做了简要的点评，他感谢Gold教授的精彩演讲，并欢迎大家继续参与高研院的其他学术活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