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十）：
今日理论：批判性话语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Theory Toda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Critical Discourse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
什么是理论？
Susan教授则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话说明自己对理论的见解：首先，阿多诺指出，在主客体的辩证关系中，他将优先性给予客体，在理论的日常实践中，这意味着外在物质环境和历史特征要远远大于人类心智的观念，而我们总是在尝试理解我们无法完全掌握的情境。阿多诺的另一个观点是：客观事物不会完全进入我们的理解，这就意味着我们从未完全将我们的处境概念化。
然而，Philippe Schmitter教授从自己做政治学研究的经验对
在回应Schmitter教授的质疑时，
Susan教授则对“否认政治理论的普遍性”给出了一种技巧性的回应：我们是在普遍地描述特殊的研究对象和事件。
Schmitter教授并不满足于两位教授的回应。在他看来，基于Susan教授在理论中赋予对象客观性以优先性，能够掌握对象的概念恰恰不是那些普遍性的概念，而是受到不同情境约束的特殊概念；同时，理论家最感兴趣的是参与到政治理论活动之中，并且对他所经验的政治活动进行理论化，不需要置身于普世主义的宏大背景之下。
今日理论何为？
20世纪60年代以降，“理论已死”的主张充斥着整个西方思想界。这主要表现在：那些由理论话语建构起来的理论，例如文化研究、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符号学、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都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主义（Politism）、资本研究以及在技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或“身份政治”。为了回应“理论已死”的主张，张旭东教授对可以生发理论的社会文化空间进行了分殊：（1）在高峰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和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生发的新感性形式和生活方式为生发新的概念提供前提；（2）传统、典范和常规在反对新事物时会产生一种理论张力，例如20世纪20年代德国右翼革命时产生的新哲学，和新自由主义，新国学等，它们可以生发新传统来抵抗新形式；（3）新技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带来新的理论阐释空间和理论生产力；（4）在社会革命和变革中出现的新政治主体，无论他们是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还是性别的，对各种历史事件，如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持续思考会产生新的理论空间；（5）那些让人无法承受的压抑、停滞和黑暗也会产生理论；（6）新的帝国秩序，新的主权方式和各种普遍性主张，例如取消阶级斗争，维护永久和平等，会产生新的理论；（7）由那种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感所产生的极端立场，正如在美国的白人民兵和茶党运动中体现的一样，会带来理论思考；（8）新的人际生活方式，对身体的感觉和对心灵的理解也会生发新的理论空间。
基
Schmitter教授认为，理论终结之因是普遍的视角并不有效，使得没有人会相信它，因为它们不足以引导人们预见经验层面的行为，使得人们在从理论的想象出发和从现实的特殊愿望出发之间失去了平衡。
怎样做理论分析？
鉴于当下西方理论衰落的教训，Susan对“如何做理论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如果没有其它选择，必须要进行批判的自我反思, 而不是仅仅研究已有的传统和已存在的思想。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今日的理论家们必须要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应该把经验地理解现实视为自己进行理论思考的主要目的；而且，理论不仅仅限于描述已存在的事实，还要保留这样一种想象力，使得经济增长和生产力适合于改善人类境况，这样就排除了异化问题，以及与传统和文化价值分裂的问题。这也是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的差异。
Schmitter教授则对作理论分析的方法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如果要成为理论家，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与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论传统保持连续，然后使一种批判的立场适应于这种传统；或者更好的是成为这样的批判理论家——他已了解了那种理论核心，但是更希望在其它学科或者其他国家找到灵感来形成自己的批判视角。
针对Susan教授的理论分析方法，
Susan教授则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斯·韦伯的工具性方法进行了批判。首先是“一个不合理整体的合理性”。例如美国要摧毁世界十次因为苏联要摧毁世界8次，根据工具性方法，这是合理的，但跳出这种工具理性来思考，这整个计划是不合理的，由此看来有必要存在超越工具性方法的理论思维。其次是系统的工具方法，例如各种经济模型，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而工具性方法的目标也许是特殊的，但也许是不合理的。
Schmitter教授认为，不管怎样，如果要做研究最重要的是以什么作为起点，理论家和马克斯·韦伯的差异正在于起点不同：前者以可能的或理念上的存在或历史的、传统的模型为起点，然后从中延伸出各种概念进行研究；而后者则首先尝试找到政治家们或其它行为者心理行为中的模式，然后专注于研究他们描述自己行为的语言和所持有的意向，从一种工具性的视角完成研究。
Susan教授则认为，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起点，关键在于为谁生产知识，是为了改善世界，还是为了其它原因。
西方世界正在衰落？
Susan教授确信：西方世界正在衰落，这不是逻辑的必然性，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结果，具体而言是对由消费社会的崩溃引起的、已存在的物质上的不安全性产生的忧虑造成的。
Schmitter教授对西方世界的衰落表示怀疑，他相当同意Susan对进化的目的论批判，但同时如果把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看，则看不到西方世界正在衰落。
Susan教授要求Schmitter教授对当下西方受到良好保护的工人，与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的工人相比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的原因作出解释。Schmitter教授解释说，在相当大程度上，资本主义优良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工资制度仍然会促进高收入工人群体素质的提高，欧洲工人不及的是日本工人，而不是中国工人。他之所以做出西方世界不会衰落的判定，是因为事实上资本主义民主是成功的，这是以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模式成功适用于其他国家为标志的。
Susan教授仍以“马歇尔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无法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向世界推行为例坚持西方世界的衰落，即西方的经济体系在当下已不占优势。
从《资本论》第一、二卷中能找到什么答案？
Susan教授以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David Harvey在其著作the Limits to Capital中成功运用马克思的理论预见到金融危机为例指出，如果想要在当下成为一个真正的批判理论家，就应该从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一、二卷汲取养分。从这一点出发，Susan教授对把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视为不相关的主张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规律之下，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形式仍然有一种内在关联。
而Schmitter教授则向Susan教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今天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 因为马克思解释的资本主义与今日的资本主义不同，比如基于两极分化的阶级对立，所以，我们不得不对用马克思的理论假设解释将来的政治深表怀疑。诚然，理论要对自身进行批判性反思，但是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去寻找答案而不是批判地思考自身来寻找回应当今资本主义问题的概念和本质，这是矛盾的。同时，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的民主政治的确有关，但这种关系并不必然作为一种因果关系而持久存在，因为一些民主程度相当发达的国家，例如瑞士，在欧洲则是贫穷国家。
Susan教授则要求Schmitter教授对当下“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两极分化现象做出解释。Schmitter认为这种两极分化并不是基于阶级产生的, 处于两极分化的人们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解释, 而且这种两极分化仅仅存在于收入中，而不在政治之中。Susan教授又举出了David harvey为例（即他用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方式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危机，而美国不懂马克思理论的经济学家根本没有看到这种危机的存在）来反驳Schmitter教授的主张。
Schmitter教授同意资本主义会产生不同的危机，虽然一般很难理解为何在经济分歧越来越大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越来越一体化，但是我们仍然在现实中会看到民主政治一体化的平台正在形成。因此，即使存在政治的危机，它们也是由政治自己产生的：它不牵涉到资本主义，而是政治内部的矛盾。
结 语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王卓娅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