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1021下午2: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与悉尼大学人文学院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联合举办了主题为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研究”的国际研讨会。

来自悉尼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新闻学院和经济学院的十几位学者与会,复旦高研院研究人员邓正来、纳日碧力戈、顾肃、刘清平、孙国东、吴冠军、陈润华、林曦和驻院教授Philippe Schmitter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受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教授委托,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宣读了他的书面致辞。陈立民教授首先代表复旦大学对悉尼大学人文学院的莅临表示了欢迎。他指出,复旦大学历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且努力引导复旦学者,产生一大批兼具世界视野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复旦高研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希望通过复旦学者的点滴努力能够强化中国学者的自主性品格,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化水平。他强调:在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动荡时期,政治哲学尤为重要。中国虽然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规范性政治哲学,但是从来不缺乏另一套政治智慧,作为挑战西方文化形态的另一种文明,中华文明完全有可能为世界秩序的建构做出贡献。当然,这首先是有待中国学者去解决的问题。

悉尼大学人文学院院长Duncan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致辞。Duncan教授感到很荣幸代表有150多年历史的悉尼大学来参加本次研讨会,并向在座中国学者介绍了他的其它十位同事。同时,邓正来教授也向在座悉尼大学艺术学院的学者们介绍本次莅临的中国学者。

本次研讨会共分两个专场。第一场由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David Goodman教授担任主持人,由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和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员顾肃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

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研究”为主题,教授通过引入“生存性智慧”的概念对当代知识研究导向和框架本身进行批判和重构,以期重新发现中国。教授主要讲了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他从全球化的性质、世界结构支配性质的变化、社会科学知识的话语特征入手论证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及重新发现中国的必要性。其次,他介绍了他关于“生存性智慧”的一般观点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他强调:“生存性智慧”是知识框架以外的与知识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生存性智慧”不注重原则,但是有自己的原则(“生存性原则”),不关注普遍价值或道德,而遵循具体价值或道德;它是“去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的,但同时却是以知识和意识形态为伪装或外衣的。如果我们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晚近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视为这样的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的庇护下、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性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

郭定平教授以“当代中国发展中的民主政治”为题,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揭示了当代中国关于民主与发展的关系。他指出:根据对东亚的研究,在理论上,人们秉承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的冲突论,并且认同这种冲突论在实践上采取相关措施;中国理论界在未经过论证的情况下将这种“冲突论”接受下来,而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在实践上则并未遵循“冲突论”的逻辑——因为我们发展民主与发展经济并举。因此,可以用“制度积累和渐进替代”来解释中国实际采取的“政治双轨制”,即在细小制度部件中导入民主自由制度,在为更多人接受之后,逐渐取代落后制度。

顾肃教授阐述的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尊严和公正问题”,以此来表明建构中国的规范性政治哲学要从引入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来规范中国政治哲学转向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他主张,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建构中国规范性政治哲学:首先是继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并使之适用于现代语境;其次是引入西方政治哲学,并使之适用于中国语境;最后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创造适合中国政治哲学的思想、概念和原则。此外,教授还以政治哲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尊严”和“公正”——为例,简要介绍了其学理渊源及其在中国语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本场接下来的自由讨论环节中,悉尼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哲学教授Duncan Ivision,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Steven Maras教授就西方正义原则与中国生存性智慧如何在中国研究中更好地关联在一起,以及在“重新发现中国”时,中国学者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摆脱西方的影响等问题与三位中国发言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邓正来教授主持了第二场研讨会。悉尼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哲学教授Duncan Ivision,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院长Simon Tormey教授以及中国研究中心主任David Goodman教授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Duncan教授以“Rawls之后的正义”为主题对如何超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了探讨。他从平等主义的属性、正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正义与全球正义的关系入手,通过以公共理性取代社会契约理性,试图确立有别于Rawls的崭新的正义理论。具体而言,就平等主义的属性而言,Rawls主要针对的是某种基本结构,因而提出的问题首先是有关整体的社会正义,而不是个体行为。这种平等主义的属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盛行、市场驱动的时代,不平等的情况愈演愈烈。尽管Rawls承认不平等,但前提是为了使那些弱势群体获得最大利益,而这里的问题,正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Jerry Cohen所说,“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那么你何以会变得如此富有?” 如果在形成社会制度结构的平等主义和激发个体行为的个人主义之间存在着常态的紧张,一个社会如何可能是正义的?因此,对Rawls正义论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处理适用于规范整个社会的正义与适用于规范个体行为的正义之间的关系。而Rawls之所以不考虑后一种正义,是因为人们不会被强制对什么是善和什么是善的生活达成一致。就正义和民主的关系而言,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何要从超验的正义形式出发而不从实际的行为或者完善的体制作为正义理论的出发点? Rawls仅把正义和民主限定为一种产品分配及其程序的概念,这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两个概念中还有影响产品生产和循环的那个重要背景,即被公平地、有尊严地对待,而不是蒙受羞辱。就社会正义与全球正义而言,Rawls对全球正义表示质疑。这种质疑的基础是一种契约至上的实践理性:市民有国家、民族之分,而全球正义恰好反对的就是这种社会契约理性,并且用那种将正义和民主关联在一起的公共理性来取代它,这在Rawls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Simon Tormey教授以“共产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为题,分析共产主义为何会在西方复苏,以此引出“新共产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并得出结论说即使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在参与社会运动,并且寻找实现人类幸福的路径,但这仍然是要以一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为前提。他认为,当下世界诞生了新共产主义,其代表人物有Zizek, Holloway。它不可被解释为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其特点在于:首先它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作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有人性的、能实现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其次资本主义不会给出意义,因为它不是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体系,不会解释“自我”,不会告知世界如何联合在一起而不是敌对,这使得西方的个人主义盛行,而这种支持普遍主义和指出实现人类幸福路径的新共产主义是能提供意义的和克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Hlloway“概化的即普遍的能动者(generalized ,universal agency)观念”,Zizek“知识分子计划”和Badiou的“政治计划”。 但是这种新的共产主义也因为没有提出具体的制度设想而受到非议,同时在新共产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错位——也就是说那些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常常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尽管如此,以普遍主义为前提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实现社会福利和人类幸福的前提。

David Goodman教授以“The State in TransitionLocal Perspectives on Change in China ”为题,通过在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实证调查,对持有“中国政治没有变化”的西方学者观点作出反驳,并从六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的“国家”概念,从而纠正用西方的“国家”概念来定义中国的“国家”时所产生的诸多误解。具体而言,这六个方面分别是,去中央集权的,区域性的意识形态;由有财富实力的企业家和有专业知识的经营构成的社会基础;在整体方面,地方政府财政从依靠中央到依靠当地企业,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同时带来更多的腐败和不负责任;中央政府将经济和部分政策决定权放归地方,逐步完成去集权化;以及社会福利不再仅由官僚机构提供,而更多是依赖于社会组织和地方乡镇;以及更开放的外交策略。由此,他可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国家着重于民族主义,并且越来越去中央集权化。但却很少证据证明中国的共产主义终结了。

在本场自由讨论环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韦森,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员顾肃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复旦大学高研院专职研究员吴冠军博士就全球正义的可能性、新共产主义与传统共产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归属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等问题同三位发言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复旦大学高研院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David Goodman教授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对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和回应以及广大同学的积极参与表示感谢。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卓娅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