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转基因主粮与中国的“三农”问题
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七）
2010年4月29日下午2：00，“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七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本期席明纳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开放时代》杂志社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合办，研讨的主题为“转基因主粮与中国的‘三农’问题”。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当代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法政学院副院长文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张文明副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生态与进化系主任卢宝荣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乐天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复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皮妍博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开放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吴重庆教授，《瞭望东方周刊》刘芳记者以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陈润华、刘清平、顾肃、纳日碧力戈、孙国东、林曦、沈映涵参加了本期席明纳。
邓正来教授首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以及本期席明纳活动的由来和目的，然后请吕新雨教授先做二十分钟的发言。与会学者围绕吕教授的发言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基调发言
首先，吕新雨教授从前段时间《三联生活周刊》关于转基因的一篇报道谈起，指出该文充分肯定了转基因作物的优势，通过这种转入基因的技术，“可以给某种作物注入一种靠杂交方式根本无法获得的特性，所以有人称这是人类作物栽培史上的一场空前革命。”由于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农民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进而过上现代化的轻松的农业生活。（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574期）
其次，吕教授指出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是与“三农”问题的解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她主要探讨了中国“三农”问题作为社会存在整体将会与转基因的政策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发生怎样的关联，指出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其背后隐藏着中国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某种城乡断裂的倾向，种种前置于发展的不考虑可能会造成结果的不必然。
再次，吕教授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谈起，指出小农经济的破产很可能导致了贫民窟的蔓延，因为小农经济一旦被消灭，很可能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历史长期积累起来的耕作技术的消亡会导致年轻人回不到乡村，培养出来的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原生种子的多样性和遗传连续性一旦丧失于人手，现代生物技术往往也会随之丧失其基础，城市和乡村一旦彻底断裂将无法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讲，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的未来和美国欧盟的小农场运动关联着整个世界的未来命运。
最后，针对将“新乡土主义”视为乌托邦，吕教授指出今天的小农经济可以获得现代化的发展。针对大家对粮食产量的担忧，吕教授指出小农经济的生产能力是可靠的，“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其关于“新乡土主义”的主张有两个要点：其一，不同于用西方市民社会的理论来探讨中国问题，其追问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存在层面上究竟有没有不同以及有何不同。她主要分析了中国和西方社会在城市的历史发展模式、城乡关系、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异同，主张回到城乡互相哺育的传统来讨论问题。其二，其追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能否反思并建构以乡村作为社会主体的境况，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依托乡村社会的存在，避免城乡之间的断裂。
二、有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
皮妍博士指出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弄清楚基因的功能和组合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基因组合（嫁接，杂交），实验和研究的目的性更明确。转基因大米中的BT蛋白作为一种原毒素，它可以被某些昆虫例如卷叶螟虫体内的酶活化，随后能够结合在肠道的受体上，造成肠道穿孔。人类和绝大多数动物既没有可以激活原毒素的蛋白酶，也不存在能和Bt蛋白特异性结合的受体，所以Bt蛋白质对人类不会产生像虫子那样的影响。
卢宝荣教授指明，由于人体胃部的酸性环境和煮熟食物的饮食方式这两点，也保证了人体不会被带有Bt蛋白的转基因水稻毒死。一方面，针对人们关于技术超越自然的担忧，卢教授指出关于自然的非自然化，从人类饲养动物开始，已经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变动物的生长方式。辐射育种和太空育种被接受的事实，也间接证明了科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同时帮助人们对新技术全面了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卢教授指出“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在中国巨大人口的压力下始终是相当重要的，历史上因为灾荒导致粮食严重不足，从而使得社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稳步健全的规划，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其中转基因食品在科学上给了我们一个保障。
吕新雨教授指出其所反对的是运用实验室技术将不同物种（例如cats with dogs）的基因“嫁接”在一起，重组DNA蓝图，使其具有全新的性质。因为这一转基因技术是以非自然化的方式改变了基因的功能，对生活世界的安全存在危害，其造成的扩大化的影响包括：弱化庄稼的优势（poorer crop performance），产生毒副作用，导致过敏反应，危害环境等等。基于此，我们今天所要反思的是农业技术投射及发展的方向，究竟是不是美国的大农场单一方式，为什么？
沈映涵博士一方面追问我们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比如转基因工程的推动，除了发展的要求以外，背后是否有利益的考量这一问题，强调了政策出台过程中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我们需要对科学本身的客观性加以质疑，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绝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客观中立，并且我们也无法具有足够的理性完全了解科学所带来的后果。正如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经济合作组织这些国际权威机构都表示的那样，人工移植外来基因可能令生物产生“非预期后果”，而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足够的科学手段去评估转基因生物及食品可能带来的风险，那么，如果一些我们无法预期的后果出现，应该由谁来对这些可能的后果负责？如果我们今天认为转基因工程可以因减少农药的使用而减少环境污染，那么一旦转基因技术对整个生物链条造成破坏的话，那么从长期来看是否是更大的灾难？
三、转基因技术的影响与三农问题的应对
张乐天教授回顾了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历史，指出近几十年来，农业发展正是谱写了一部技术深化入农业生产的历史，特别是杂交技术对提高水稻的产量和质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目前的杂交稻抗病虫害的能力日益减弱，农民忙碌于对身体有伤害的农药的喷洒，并且对其后果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转基因水稻可以有效提高水稻的抗病能力，这受到农民们的欢迎。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究竟走向何方，这取决于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运用技术的。
刘清平教授指出对于转基因技术，站在农民、开发商、城市居民等等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诉求，公共行政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时候，其背后有信息公开和价值权衡的要求，如果能在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以讨论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利益纠葛和选择差异，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外，技术问题可以从技术本身的研究和创新来解决，就像应对电脑技术的最好选择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杞人忧天和盲目排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到并具体分析这些技术能够在哪些方面，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
文军教授指出：第一，针对转基因生物工程而言，需要在新技术的使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风险之间需要做一个平衡。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背景之下，农业人口数量巨大，农民自身的组织化程度较低，政治的影响力有限，大量运用转基因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构影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第二，在城乡发展和关系的时候，我们预设了城市比农村好，市民比村民好这两个判断，所以主张农村城市化，村民市民化，这需要进行反思的。而就社会整体的发展而言，我们还预设的按照西方的现代性发展道路来走，我们是能够顺畅的，这一点同样需要反思。同样的，我们是在农村发展预期不佳的情况下，走向城市发展，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先的主题，也是需要反思的。
林曦博士举出《南方周末》安金磊进行有机农业试验的例子证明了逃脱资本化技术化的生产模式是可能，但这是不可复制的。他认为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和新乡土主义的基础进行深入地研究。
张文明副教授指出中国农业要遵循内生发展模式，转基因技术对乡村社会，心理结构，经济增长等方面有巨大的影响，这需要学者们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当今农业发展已经相当大地依靠于技术，城市和研究所，种子，化肥，农业因为能提高产量而受到人们地追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环境的因素更需要在学理层面被认真考量。
邓正来指出转基因技术把自然的优胜劣汰规律给打破了，瘟疫，战争，自然灾难日益被人为控制着。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转基因技术为什么使得这么多人担忧？为什么专家的判断不再成为权威？这标志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一种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夹杂着其他的力量，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第二，转基因技术真的是这么中立么？还是背后有市场的力量？技术，资本和市场是否是在某种意义上被隐形地勾连在了一起。我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秩序如何来看？第三，当年的农药技术，现在带来了环境污染，那么，转基因技术是否会带来一些非意图性的后果呢？我们所认为的安全是绝对的么？人的理性是那么充足的么？
四、城乡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模式的完善
吴重庆教授指出，现在必须要重新评估机器大工业、大农场、单一作物式和小农经济、精耕细作式农业发展模式各自的利弊。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其一，在资本的逻辑下，我们不会看到农业的社会和文化的产出。其二，单一作物的种植方式，使得生产地到消费地的运输成本和买卖交易成本急剧增加，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其三，考虑到政府逐渐鼓励土地流转和规模扩大降低成本以及资本追求增值的本性，那么与高效率技术的降低成本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转基因技术，完全有可能导致小农模式的瓦解。
张乐天教授认为，农业技术的引入会同时受到市场和政府两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改变农村的结构和社会存在方式。农民在技术面前事实上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因为如果把河泥挖出来铺在地里能提高五十斤产量的话，那么喷洒农药和其他技术则可以提高五百斤产量。转基因技术不一定导致小农模式的瓦解。中国农业无法离开现代技术（农药，化肥，实验室种子）。如何看待伴随着大资本的中国没有的技术？适度引进，严格管理，这样也不一定会把农村摧垮。假如新乡土主义是可能的话，那么未来的农民主体是谁？新型农民如何培育出来？
吕新雨教授举出美国转基因大豆打败东北农民的例子用以说明“市场霸权”对中国小农经济的损害。从技术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角度看，种子巨头孟山都（Monsanto Company）的技术为其商业目的服务，遵循的是商业利润目的，并不是为社会服务。这表明：一方面，市场已经变成了霸权，使得我们不得不去吃转基因食品；另一方面，市场与资本主义逻辑霸权合谋，极力摧毁第三世界的传统小农经济，增强其经济依附性。所以，寻找新的市场成为必须，能否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基于消费者权益和人的真实需求，使得城乡更好地互动？也即是要实现摒弃危害不确定的食品，使得人们能自由地选择有机的绿色的食品这一可能。
纳日碧力戈教授指出美国很多居民不接受转基因食品，对商业食品越来越表示怀疑，鼓励在条件允许各自种粮食、养牲畜，自给自足，或者结成城乡互助团体，绕过伴随着高附加值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针对可耕地匮乏的情况，是否可以考虑进一步开发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土地，并且在生产方式上积极发展畜牧业、副业、林业等多种产业。
孙国东博士指出，吕新雨教授对农村和城市关系的理想图景的设立具有某种“立场先行”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会化约中国城乡关系的复杂性。比如说，在缺乏扎实的经验研究的前提下，我们能说城市平民窟的增加与小农经济的萎缩有必然联系吗？即便是有必然关系，让农民住在城市贫民区，还是把农民困在土地上，其可欲性也是可以争辩的。他强调：中国农业何处去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学者应当从学理上深入分析其间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为政府当局的政治决断提供理性依据。同时，关于“市场霸权”的问题，也不可笼统地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等同起来。那些彰显国际市场霸权的数据，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也值得怀疑。
陈润华博士强调自然观随时空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他指出从物种的角度讲，转基因工程是不自然的，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讲，转基因工程是自然的。在传统社会中，农牧副的整体性的小农经济，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在现代社会中，农村仅仅是一个社会部分，农业只是经济的一部分。他还指出：时空观对自然性的影响背后还有一个存亡蓄积的忧虑，一个文化基因遗传的担忧。他追问道：在社会整体性被破坏的情况下，讨论问题的逻辑起点和规则都不再具有自主性，这种对小农经济模式的回归是否依然是深陷入现代性当中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一主体性的丧失使得问题难以再清晰地被展现出了。他还用寓言和比喻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对文化基因传续的一些想法。
吴冠军教授指出关于转基因技术及其社会影响，文化延续的讨论，其一，技术本身的问题，是科学的问题，应当做实证研究，顶多涉及到个人的表态；其二，技术被商品化的过程是需要被关注的，这里面有人本位，钱本位，注重当下，注重长远等要素需要考虑；其三，这个技术对当下中国有何影响？还原出来一个本然的城乡互助的基于健康需求的市场，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市场。其四，这其间还涉及到对绿色意识形态的反思。西方主流不吃转基因食品，追求organic food。事实上，商业逻辑同样可以利用organic food，正如齐泽克指出的商家把捡剩下来的略有腐烂的水平作为organic food来卖，获利更多。
林曦博士指出技术完全可能被资本挟持，陷入到了资本的逻辑当中，表达不出社会所要求的中立客观的意见。他认为，我们对科学技术本身是不质疑的，在一点上是过于自信的。应当看到，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科学的基础进行清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追求绿色和原生态的宣传保持警惕，因为两者都有可能掺杂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或尚未发现的可能性在其中。
最后，邓正来教授进行了学术总结。他认为，应当继续关注以下问题：转基因技术和美国大农业的关系是怎样的？中国政府转基因政策的出台和美国政府的游说有何关系？有没有证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略了另外一个向度，也即技术知识内部是有一种力量的，这是促使资本不断运作，甚至使得社会能够不断产生新的意识形态（例如green、organic等等）的力量。因为技术，上述的判断成为可能。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弄清楚技术的力量来源于什么地方？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