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受聘担任复旦高研院名誉教授

2009年8月14日上午，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先生受聘担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名誉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为其颁发了名誉教授证书。受聘仪式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102报告厅举行，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书记、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桑玉成教授主持了仪式。

桑玉成教授代表复旦大学表达了对吴建民大使的诚挚欢迎，感谢吴大使对复旦大学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方面的大力支持，并一一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教授，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庄礼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等。此外，包括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朝日新闻、《第一财经日报》、《东方早报》、《新闻晨报》、《中国日报》、《解放日报》、《新民周刊》等国内外的多家媒体的记者也出席了聘任仪式。

邓正来教授做了简短的发言。他代表高研院向吴大使致谢，并特别感谢吴建民大使担任高研院名誉教授一职以及他对高研院学术视野的认可与支持。

吴建民大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受聘感言，他十分高兴能成为复旦高研院的首位名誉教授，希望高研院能通过对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回应时代和社会的挑战，并从事件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角度谈到了对当前社会问题、特别是学界问题的一些看法。

受聘仪式结束后，吴大使接着参加了此次由南风窗杂志社、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新新中国——中国软实力建设论坛”，并做了题为“中国渐进融入世界”的主题演讲。

此前，邓正来教授还在光华楼东辅楼贵宾厅亲切会见了吴大使，并向他介绍了高研院的学术定位、学术理念与学术研究情况。双方还就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公民社会建设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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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吴建民大使简介

吴建民，现任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学院教授，中国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职。

吴建民出生于1939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1959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他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在他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等职。他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担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位亚洲人。

2003年荣获希拉克总统授予的荣誉勋级会大将军勋章。

吴建民先生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多年，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素质修养极高，尤其善于交流沟通。他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以外国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把中国这个千年文明古国推介给国外，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建民先生著有《外交与国际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交流学十四讲》、《在法国的外交生涯》等。

附录二：吴建民大使受聘感言

各位来宾、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非常感谢桑玉成教授的介绍，很高兴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聘请我担任名誉教授。因为现在，中国和世界正处在一个思考的年代，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在形成，事实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方向已经指明，但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我们还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刚才在会客厅里，我们大家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世界上于冷战之后讨论得越来越多，在中国，特别是在5.12大地震之后，同样受到广泛关注。

我在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反复问自己，这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还是社会倒退的产物？总的来说，现在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产物。举两个例子：其一，北京成立了一个绿色公司，今年在地球日（4月22日）开办了中国绿色公司年会，这就是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的例证。这个绿色企业的年会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主动开办。民营企业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到地球面临的严峻挑战，主动倡议搞一个绿色公司，全世界都很重视这个东西。其二，前不久我出席了世界能源论坛，它也是来自公民社会，它的模式很有意思，即民办官助，老百姓提出来的建议，政府给予具体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可是，人们对公民社会的理解不大一样，在5.12大地震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在逐步加深，一些正面的提法多了。刚开始，作为中国外交战线上的工作人员，我常听到一些国内的同志说，这是西方的概念，中国人讲西方的概念就似乎有一点消极的成分，有一点贬义在里面，实际上人们在渐渐认识它。中国是政府为主导的，但是民间声音的重要性在上升，例如去年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然后爱国网民的反映，引起了世界的重视，对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有利于奥运会后来顺利地进行。

世界在一个十字路口，一定程度上中国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到底怎么做，大家在思考，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复旦大学创办了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行这方面的思索，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对于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愿意来。

第二，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我的朋友陈建是复旦毕业的，70年代我们在联合国合作很好，通过他我了解了很多复旦的信息。外交部复旦的学生不少，从学生的质量感觉复旦是一个名校，一个很好的学校，我是97年第一次跟复旦接触，当时我在日内瓦当大使，政府突然一纸调令把我调到北京，让我给学生们讲人权，到复旦大学来，这里学生们的表现使我很感动，因为当时是礼堂挤得满满的，大概有一千多人吧，有七八十个学生站着听我讲过，我讲了三个多小时，学生们，大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站着听你讲话，说明他们有一种求知的欲望，他们对问题有思考有兴趣。

另外，我通过我的好朋友上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教授也对复旦有了更多的解。复旦培养了很多人才，为什么能培养这么多人才？跟这个学校的校园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一种校园文化就是一方沃土。复旦，有一定的独立思考与学术自由，所以这里的思想比较活跃。今天，在世界和中国均在大变化的情况下，复旦这方沃土，是不是会孕育出来一些好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不是对社会的发展将有触动，我对它有信心，不过这要靠后来的历史发展来证明。以上是另一个方面的原因。

前些年我到小平同志的故里广安去了一趟，因为我是在法国当大使，我就去了解邓小平什么时候去法国的，一了解，他是1920年10月19号去法国，1926年1月7号离开的，去的时候16岁，走的时候21岁，小平同志的这段经历很重要，对后来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有帮助。到小平同志的故里去一考察，我发现邓小平是一位独立思考的领导人。事实上，如果没有一点独立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会出现么？如果都选择盲从，都拜倒在权威面前，中国会有今天这样好的面貌？

第三，上海一直是一个出思想的地方，共产党在这里诞生，很多大家也在上海。最典型的是浦东，浦东创建初期的气势至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4年我在出去当大使之前要了解一下国内的情况，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到了上海，浦东新区筹委会主任赵启正带了一批人来见我，跟我座谈，他们向全世界的大城市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你们的城市在建设过程当中，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其次，你们的城市在建设过程当中，有什么失败的教训？再次，二十一世纪中，城市建设应该怎么办？这三个问题，出得多好啊！你感觉他们的思想非常开放，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所以浦东发展不是偶然的，你到这个地方去了之后，你感觉耳目一新。后来我到法国当大使，跟法国人说，法国人都听愣了，说能提出这三个问题，那说明他们的胆识不简单。

上海历来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海派文化，一种是小市民文化。两种文化都在起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有很多问题诸如上海的名牌和本土龙头企业似乎越来越少等等都值得我们思考，所以我愿意到这里来。上海有个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原来主席是汪道涵同志，汪老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同志，他是杰出知识分子的代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他的思想都很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他，后来汪老走了之后，他们想让我来牵头，我也很愿意来，这就使得我到上海的机会多了。

总而言之，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邀请，我非常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