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当今和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研讨会

 

丹麦文化部部长Per Stig MØller一行来访复旦高研院

文化在当今和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研讨会举行

 20101021日,丹麦文化部部长Per Stig MØller、丹麦驻中国大使 Friis Arne Petersen一行七人来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为高研院),并参加了文化在当今和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作用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 Chinese Society Today and in the Future)研讨会。

21日上午10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先生在光华楼红厅会见了丹麦文化部部长Per Stig MØller率领的访问团。秦绍德书记对丹麦文化部部长Per Stig MØller一行来访复旦大学表示了热烈欢迎,向Per Stig MØller部长简要介绍了复旦大学的历史与发展近况,并希望与丹麦高校及其它文化机构建立广泛的合作联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会见时在座。

上午1030分,丹麦访问团莅临复旦大学高研院2801“通业大讲堂,与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纳日碧力戈教授、顾肃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陈润华博士、吴冠军博士、林曦博士、邓正来教授共同参加了文化在当今和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研讨会。邓正来教授首先欢迎了丹麦使团的来访,并向丹麦使团介绍了在座的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和邓正来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神与缺陷生存性智慧的主题报告。

刘清平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作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与西方强调理性的主流文化相比,儒家更强调情感,认为情感构成了人的本质。儒家思想正是凭借着这种道德情感来建构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秩序。同时,刘教授认为,儒家思想也存在一些缺陷,其最大的缺陷就是把忠君孝父的情感置于仁者爱人、守法公正的道德原则之上,这与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儒家文化在强调私德和小团体公德的同时往往忽视社会公德。更为严重的是,儒学还发展出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子女、臣民顺从于父母和君主。刘教授提出,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应该批判性地弘扬和发展儒学,在强调情感因素、仁爱的同时,要剔除其消极性的一面。只有经过这种创造性的转型,儒家思想今后才有可能继续成为中国文化的支配和主导性力量,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题为生存性智慧的报告中,邓正来教授介绍了生存性智慧的概念。他认为,生存性智慧是指中国人传统文化中一些活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智慧,它隐含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书本上不一定记载,也非正轨的学校教育所传授。他认为,正是这种生存性智慧,引导着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其重要性不能被忽视。邓教授特别指出,要了解真实的中国,不仅要看文字记载的中国文化与思想,更应该通过真实地交流与接触来体会中国人对待现实生活的反应方式。中国人的创造性,不是简单的理性与科学,也是本能的、历史的。因而,大家在关注正式层面记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也要关注到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中国文化的意义。

在仔细听取了两位教授关于中国文化的报告之后,丹麦文化部部长Per Stig MØller、丹麦驻中国大使 Friis Arne Petersen及其他访问团成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维持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变革?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性化因素?如何在儒家思想的背景下实现社会正义?等等,与在座的高研院学者展开了深入地探讨与交流。

围绕丹麦学者提出的问题,邓正来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指出,不能盲目信赖西方式的自由经济必须依赖于自由政治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已经向我们证明: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要相信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刘清平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理性化的因素,但是不占主导地位。伴随全球化的发展,科学、理性因素的深入势必推动中国人将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纠偏的作用。刘教授指出,儒家思想比较偏重于君臣之义,如此便引发了情感压倒正义、最终影响社会公正的现象;但是,儒家也讲仁义,即与仁者爱人联合起来的。弘扬这种仁义,同时吸收和学习西方进步的尊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将有益于社会正义的维持和实现。

最后,邓正来教授代表复旦高研院与Per Stig MØller部长所代表的丹麦访问团互赠了礼物,会议成员合影留念,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晨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