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打工妹的城市社会化——一项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经验研究
摘要：进城的打工妹是没有城市生活历史的“异乡人”，需要通过城市社会化才能融入城市。城里人与乡下人，在视觉上，其社会身体呈现出显著的社会等级差异。如何打扮得像城里人，这是打工妹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的身体城市化历程；城市话语不仅是打工妹与城市世界和城里人进行沟通的媒介，同时也是她适应新的社会身份或扮演新的社会角色的基础；城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获得与积累，是打工妹与城市社会互动的基础，是她们城市社会化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打工妹；城市社会化；城市适应
一、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离开村庄，像潮水般涌进城市，进入工厂，成为举世瞩目的社会流动现象。在这气势磅礴的“民工潮”中，流动中的农村女性，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被称为“打工妹”的农村年轻女性，在与当地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故事，形成一道色彩缤纷的社会景观。
根据学者们对民工潮规模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数量即已达到8000万至1亿人，其中打工妹的数量在3000万左右。［1］在学者的视野中，对包括“打工妹”在内的“进城民工”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民工潮的形成、特点、对流入地和流出地影响的对策性研究；二是对农民工进城后，生存状态的描述性研究；三是从工业化、城市化的角度对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劳资关系等社会结构变迁与制度创新等切入农民工生存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视角聚焦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普遍制度性缺失的现状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已经乐观地看到各种不平等的阻碍农民进城的制度性壁垒正在瓦解。那么，亿万农民的现代化、城市化之路是否从此就一帆风顺？当外在的制度性枷锁被挣脱以后，进城农民将面对的是与自己的抗争——城乡文化冲突。
其实，千百万农民工不管是短期在城市逗留，或者是像候鸟一样不断地来回于城乡之间，还是永久移居城市，他们首先面临的都是对城市生活的认知与适应，为适应城市生活与新的职业身份，他们必须抛弃熟知的乡村生活知识，进入再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固然是关键，但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却是每一个进城农民工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内容和途径包括许多方面，笔者试图从对城市文化学习和认同，即城市社会化的角度来探讨农民工城市适应性问题。本文所指的城市社会化特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在与城市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对城市社会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审美模式、话语体系等城市文化从认知到认同的内化过程，以及对市民角色的学习和扮演。在此笔者的研究视角是：通过描述打工妹城市社会化的内容和途径，展现她们建构其城市生活世界、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过程。
笔者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本文使用的经验材料全部来自于笔者2001年到2002年前后历时一年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主要采用了笔者在广州某酒家以服务员身份进行的完全参与调查的手记和20个访问个案的经验资料。
二、城市身体的塑造
社会学意义的身体不同于人们通常所指的进行新陈代谢的生物机体，也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社会身体是社会秩序与社会价值的象征“身体”，并构成内在于公共生活的深层交往结构，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身体嵌入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互动之中，是维持社会认同感的基本途径；在布尔迪厄看来，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2］所以，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社会身体包括通过躯体表达的身体结构、姿态和面部表情，并延伸到附着在身体上的穿戴品。在中国，长期封闭、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里人与乡下人，在视觉上呈现出显著社会等级差异的身体图式，比如“洋气”与“土气”、“苗条”与“健壮”、“白皙”和“黝黑”等不同的身体特征。打工妹从进入城市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其身体的城市化历程。如何掩饰农村人的土气，打扮得像城里人是她们建构城市生活最重要，也是最让她们兴奋的一环。
打工妹身体城市化的动力来自她们城市生活实践。首先，动力来自于她们在城市所能找到的较满意的工作，以她们最主要的职业——餐馆服务员为例，其重要的就业资本就是年轻、漂亮并符合城市审美的装扮。其次，渴望和城市男性婚恋是打工妹竭力增加外貌资本的内在动力。最后，外貌打扮更像城里人的打工妹可以赢得更多的社交机会。在餐馆打工妹群体中，没人愿意跟土气的人逛街。因为，虽然身体资本是不能转让的，但却是可以借用的。土气的人与洋气的人一起外出逛街可以享受到比独自外出更高的礼遇。与此同时，被借用了身体资本的人，在具体被借用的场景中，其身体资本会有不同程度的贬值。打工妹离开工作场所进入城市社交区域时，她们不想以乡下人的社会身份出现，所以她们竭力进行形象整饰，鄙弃直接暴露乡下人身份的土气衣着打扮。
打工妹身体塑造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城市人的身体，并按照城市的审美来装饰它。白皙的皮肤、苗条的身材、洋气的打扮是她们身体城市化的主要内容。由于在田野劳作风吹日晒，农村人的皮肤比较粗糙，肤色黝黑红润。在农村，这样的皮肤是健康和勤劳的标志，被乡村价值观所认同。但在城市，白皙娇嫩的皮肤作为养尊处优、闲适优雅的象征而被崇尚。我在餐馆进行调查时，看见打工妹人人打粉，但不用腮红，一问才知道，她们认为红扑扑的脸显得“乡里乡气”。当肤色成为城里人和乡下人在身体上的区别的时候，肤色的意义就不再体现在生理上，而是具有了社会身体的意义。在餐馆工作，老板包三餐，但为了苗条她们都吃得很少。“以瘦为美”是城市时尚的审美潮流，而在中国农村依然是以胖为美，结实健壮的女人才备受推崇。打工妹霞（化名）在过年时回家，她母亲见女儿在餐馆上班，竟然还消瘦了，以为老板不给饱饭吃，眼泪都掉下来了。霞把这件事当笑话来讲给我们听。她母亲的眼泪和霞的笑声充分反映了接受了城市审美倾向的打工妹，与乡村社会已发生了审美文化上的冲突，身体城市化已从模仿到内化。洋气的打扮是打工妹身体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她们从眉型发式到衣服鞋袜都极力模仿城市年轻女性。另外，任何暴露打工妹身份的装扮都是她们小心规避的。最典型的例子反应在对工装的态度上。新来的服务员往往会觉得工装漂亮，喜欢穿着照相或外出，而资历老的服务员是不会穿工装外出的。在某西餐厅工作的李小姐告诉我关于穿工装的经历：记得跳到第二家餐馆，第一次穿上旗袍觉得漂亮得不得了，下班都舍不得脱。现在不管多漂亮的工装也决不会穿上街了。
旗袍是餐馆服务员最常见的工装。从美学的角度而言，旗袍是最适合东方女性体形的服装。在主流文化中，旗袍被赋予了高贵、优美、民族性的文化含义，成为外交活动中的女宾礼服。在民间，红色的旗袍常常作为新娘的礼服，象征着喜气与幸福。但是，当旗袍广泛地、长期地穿在身份边缘、地位低微的餐馆打工妹身上时，旗袍便贴上了餐馆服务员的职业标签。
其他社会阶层的女性，包括餐馆打工妹对旗袍便产生了文化符号上的避讳。
三、城市语言的掌握
城市话语既是城市文化模式最主要的载体，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城市话语不仅是打工妹与城市世界和城里人发生互动、进行沟通的媒介，同时也是她适应新身份或扮演新的城市角色的基础。在广州，流利的粤语和不带乡音的标准普通话成为她们掩盖乡土身份和扮演城市人的基本技能。对城市话语的理解和运用是打工妹城市化的重要内容。
在广州，粤语在所有的语种中最强势，是餐馆打工妹必须在短时间内学会的语言。粤语作为工作语言首先在工作的情景中广泛使用。其次，在上街购物等需要与当地人互动的过程中采用。第三，在需要发挥粤语作为强势语种地位的情景中采用。炫耀自己会粤语常常是打工妹之间增加自己势力的策略之一。更深层的原因是，能否说粤语及其流利程度是打工妹群体分层的指标之一。不会说粤语的打工妹一定是处于餐馆最低等的职位，工资最少。一般而言，打工妹讲粤语越流利，在广州的工作时间就越长，提升的机会也越大。
由于广州是一个外地人多于当地人的移民城市，大量高等学历的外地移民也是餐馆顾客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普通话成为餐馆的第二工作语言。打工妹来自不同的地方，她们之间的日常交流都是采用普通话。不过她们的普通话大多带有不同程度的地方口音。她们极力让自己的普通话说得更标准。她们从内心里喜欢普通话胜过粤语。在她们的家乡，能说普通话是件很荣耀的事。因为长期以来，普通话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身份符号之一。另外，在广州说流利普通话的女大学生和白领小姐处于社会的上层。虽然外地人很难区分粤语是否标准，但当地人轻而易举地可以识别说粤语的外地人，所以要在当地人面前扮演广州人几乎没有可能。但是如果打扮得当，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则一时容易使人对其身份判断不清。有一次，打工妹阿霞（化名）去广州某大学看上学的中学同学，她被问路的人称为“同学”。被人当成大学生的这段小插曲让她兴奋了好几天。虽然打工妹在穿着打扮上可以容易地模仿大学生和普通的白领小姐，但要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就不是短时间内能达到的了。
打工妹与老乡交往一般使用家乡话，家乡话是最自在的语言，也是最能增加老乡之间情感认同的语言。我观察到，如果在公共场所，她们往往不讲家乡话。有一天，我跟两个四川老乡一起去参加老乡聚会，我们在路上都是讲四川话，但一上公共汽车，她们两个就突然改说普通话。在本地人和城里人面前，很自然地、甚至几乎本能地掩盖自己外地人的身份，这深刻地暴露了打工妹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时刻要掩饰自己的身份让她们始终处于焦虑的心理状态。
打工妹们在不同的情境下使用不同的语言，展现了她们与城市社会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
我在调查中发现，那些能够非常准确和自然地随社会环境切换语言的打工妹，往往具有了良好的适应城市社会的能力。
学会普通话或粤语是获得一种技能，这种学习更多的是来自工作或者说是谋生的需要，而在获得语言技能的同时，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也获取了一些以该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打工妹对以普通话和粤语为载体的话语符号的接受、理解和应用则是对城市文化主动学习和内化的过程。
有一次，我与在酒店工作的妍（化名）闲聊，我问她：“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肯定有好多男人追求。”她说：“女人分两种：漂亮和不漂亮。漂亮的女人当然就有很多男人想‘扣’。在漂亮的女人中又分两种，经‘扣’和不经‘扣’。我属于很经‘扣’的那种，所以一直没有男朋友。”在西餐厅工作的刘小姐在评论咨客（餐馆门口的迎宾小姐）时颇有微词：“咨客大都不正经，喜欢‘扣’靓仔和‘摸水鱼’。”
在这两段对话中，妍和刘使用的“扣”一词是粤语的口头语，指追求异性，主要是指追求女性。“扣”带有一点点类似“勾引”的成分，最常听到的是“扣女”一词。
妍能用“经扣”、“不经扣”来表述漂亮女人对前来“扣女”的男人的两种不同态度，反映出她不仅仅是了解“扣”的词义，而且达到灵活应用的程度，折射出她对广州市的男女两性之间的游戏规则及其主要演绎风格的熟知，对城市两性文化有着精妙的把握。刘将主要用于“扣女”的“扣”用于“扣男”。从她比较轻蔑的态度中虽然可反映她在公开态度上是不赞成女人追求男人，但对“扣男”一词的不经意地使用，可以看出刘对“女追男”这一发生在城市人中的两性游戏新现象的熟知。刘的一段话中还包括了另一个广州人的习语“摸水鱼”，在粤语中将乌龟称为“水鱼”，“摸水鱼”就是普通话语境中的“钓金龟女婿”，也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傍大款”。
如果说打工妹学粤语、普通话是生存压力所迫、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学习城市话语符号则是她们试图融入城市生活的主动过程，这一过程是她们建构城市生活世界的重要环节。我在调查中发现，那些对广州人语言符号的理解与应用驾轻就熟的打工妹，大多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四、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城市化
打工妹从农村到城市，获得城市话语和打扮的知识，这仅仅是建构了其城市生活世界的表象层面，只是初看起来、刚听起来像城里人。
只有当她们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从与乡村文化相吻合转变为与城市文化相匹配时，她们才成为由表及里的城里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充满了在两种不同行为模式中的无所适从，同时也会遭遇两种价值观相互冲突的左右为难。只有在完成了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城市化后，她们才能告别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中游荡的边缘人的生活历程。
首先，在工作中逐步形成守时、合作、纪律等城市观念。传统乡土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生活，决定了时间在农民的观念里是一个不需要精确的概念。
同时，一家一户、生产环节单一的家庭小生产方式，无法培养人们的组织纪律性。餐馆的打工妹都受过初中以上的文化教育，在学校的体制中，她们接受了最初的时间观念、纪律观念和团队精神的培养。如果说学校教育是一种外在的灌输，那么，通过餐馆的打工生涯而获得的这些品质，则是一种在生存压力下被资本的意志打造出来的、逐渐被内化的品质。酒店服务员需要轮班，每个人的班次和上班时间都不允许出差错，而且上下班都需要打卡。另外，在竞争十分激烈的餐饮业，经营者都希望在保证最佳的服务质量的前提下，用最少的人工。从餐馆的工作流程中，我注意到，只有厨房、大堂、包房和收银台的密切配合，服务员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才可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比如，客人点好菜后，服务员就送一联给收银台，收银员预先算好账，客人就餐时加减掉的部分最后再计算。这样就大大地缩短了客人等候买单的时间，提高了效率。
另外，点菜单上都标上了时间，一是为了让厨房把握时间，二是当心急的客人提意见的时候，服务员有凭据作解释。到了每天就餐的高峰时期，餐厅异常忙碌，但环环相扣，井然有序。在这样一个组织化程度很高、时效性很强的工作环境中，打工妹的组织纪律性、时间观念、团队精神得到了培养和强化。
第二，对契约关系的认知。契约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在明文规定或具有法律效应的规则等基础之上，以契约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具有普遍主义的原则。大城市由于商业活动高度发达，人与人的关系以契约关系导向为主。而中国的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建立在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3］（p.6）。在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村，人们生活在由血缘和地缘组成的一个熟人社会中，熟人之间的信任可以靠宗法的、亲情的伦理来维系。
伦理导向的人际关系是按照差序原则来进行的。打工妹要适应城市生活，就必须淡化传统乡村社会伦理导向和差序原则，适应和掌握现代都市社会的契约导向和普遍主义原则。打工妹首先是从工作的环境中逐步接受契约观念。除了极个别老板的关系户，每个人进餐馆工作前都要签合同、交齐各种证件，工资待遇、工作要求都写得清清楚楚。虽然这些条约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强调资方的利益，但是她们从中知道了按章办事的道理。比如，辞职必须提前一个月递交书面申请，以便酒店提前找人顶替，擅自离职一个月的，押金不退。包括经理在内每个人上下班都打卡，请假休假都交书面申请，由值班部长签字生效。她们在外面租房子也与房东签合同。正是经常接触到“白纸黑字”、“丑话说在前面”的契约，她们才逐步感受到契约给人们带来的秩序和安全感。
第三，血缘、地缘关系的淡化，业缘关系的建立。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所组成，按照辈分、长幼决定尊卑次序，根据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判断人际关系。当打工妹来到城市，进入采用现代科层制或准科层制管理的餐馆，就开始学习不同于乡村的城市组织中的等级次序，并且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建立了以业缘为纽带的新的人际关系。打工妹初次进入城市，绝大多数是由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人带领进入城市。到了陌生的城市，初始阶段，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她人际关系的全部，也是她在城市最初的支持体系。当找到工作，进入职业场域的时候，业缘关系就成为人际关系网上新的伸展点。
第四，城市礼仪的学习。由于在礼仪方面城乡文化差异很大，学习城市的礼仪是打工妹适应城市生活很重要的社会化过程。打工妹礼仪的社会化途径主要来自餐馆的职业培训和生活。比如，在乡土社会，隐私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在一个狭小的熟人社会中，个人也很难有什么隐私。而城市比农村更注重个体存在的意义，尊重个人隐私是城市文明的表现之一。在城市，什么是隐私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或者约定俗成的习惯。酒店规定客人在餐厅里的言行都不得外传。在餐馆议论客人，尤其是熟客的事，被经理知道了，轻则扣工资，重则“炒鱿鱼”。
另外，由于受城市文明的影响，个人独立和自由的意识大大增强，许多人已由在乡村时对他人好意关心的热情，转变为不愿窥视他人隐私的态度。尊重隐私的观念逐步内化。
最后，应变能力的培养。乡村社会是一个由熟人组成的、缺少变化的、比较单纯的世界；城市社会则是由大量陌生人组成的、流动的、变化的、复杂的世界。餐馆是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城市生活的一个缩影，是许多打工妹认识城市世界的一个窗口。在这里的生存能力与在城市世界的生存能力具有相似性。通过在餐馆工作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生存经验是她们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资本。
进城的打工妹是没有城市生活历史的“异乡人”。她们要通过与城市社会发生密切的互动才能融入城市。这需要她们掌握特定城市社会环境中进行日常社会互动的文化符号和背景知识。这些符号和知识就是舒茨所指的“手头知识”或“库存知识”，普通人正是通过这些“手头的库存知识”，才能理解世界。［4］（p.128）一个人的手头知识是在个人的生活史中，通过社会化过程获得的。由于打工妹进城前没有城市社会的生活实践史，手头缺少关于城市社会的“库存知识”，导致她们遭遇各种各样的生活危机和文化震荡，在城市社会里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成了“不适应的少女”。打工妹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通过城市社会化，积累城市社会的背景知识和文化符号，学习扮演城市人角色，从而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
打工妹的城市社会化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首先是模仿城市人的外表、语言。当穿上城里人的衣服、学着城里人说话时，虽然初始的动机仅仅是在城市的场景里像演员一样扮演城里人，而仿效一旦开始，就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城市人这个社会角色，并在不断琢磨衣服的细节、谨慎地选择语言和词语表达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理解角色背后的城市文化、习俗和规范，在文化模式层面与城市社会发生了互动。当她们关于城市社会的“手头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会自觉地感受到城市生活世界超越了服装、语音等表象化符号，开始认识到那些城市世俗社会的知识、观念和生活意义以及实践经验，在建构其城市生活世界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与在工业园区从事制造业的打工妹相比，餐馆娱乐等服务行业的打工妹拥有更多城市社会化的途径。城市餐馆为打工妹提供了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城市生活实践空间，使她们从工作环境、职业培训以及与城市人频繁的互动中获得了迅速城市社会化的途径。工厂社区由于与城市社区相对隔离成为打工妹与城市人和城市社会互动的障碍；同时工厂社区大量移植了乡村社会的文化模式，工厂打工妹的社会交往局限于老乡和工友，而她们的工友也几乎都来自农村，所以她们始终生活在乡村文化背景中。
餐馆、尤其是中高档餐馆的打工妹，其城市社会化的深度和速度是其他进城的农民工无法达到的。那些在工厂流水线上和建筑工地工作的进城农民，由于缺乏城市社会化的途径，往往只能进入城市的地理空间，与城市社会始终保持着相对隔离的状态。目前，全社会对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已从社会舆论到政策层面逐步得到解决。如何从社会工作的角度为进城农民提供城市社会化的途径，帮助他们消除与城市社会的冲突和隔离，将是一个更加漫长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谭深。社会变革与中国妇女就业［J ］。浙江学刊，1994，（2）。
2］Bourdieu Pierre.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heTast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3］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三联书店，1985.
4］Alfred Schutz.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 ?Word［M ］。Newhaven：YaleUniversity Press，1976.
Socialization of Female Farmer Workers in Urban Areas ：An Empirical Study
ZHUH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Alien to urban life ，female farmer workers integrate themselves withthe urban society through socialization.The outer appearance of people both insideand outside city presents a perceptible difference in social status.To dress inthe same way as city dwellers turns to be the first step of their socializationin urban context.Urban dialect becomes not only a communicative means to mediateurban and rural groups，but also a ground to set up their new social identity andto perform their fresh roles on.The acquisition of urban manners and values，beinga foundation of female farmer workers'interaction with the urban life，finds itsimportance in their socialization of urban life.Key words：female farmer workers；socialization of urban life ；adaptation to urban life
作者简介：朱虹（1968-），女，重庆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来源：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