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二十四）
艾尔曼教授主讲“反思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角色：1500-1800”
2009年12月29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二十四场主题讲座。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院与历史系教授、复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长江特聘讲座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担任评论嘉宾。
演讲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他欢迎艾尔曼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向到场师生简要介绍了艾尔曼教授的学术经历及主要研究领域，并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章清教授。
随后，艾尔曼教授为大家进行了题为“反思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角色：1500－1800”的讲演。首先，艾尔曼教授给听众们展示了大量的木版画，试图还原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日本、朝鲜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性和复杂性。其次，他认为甲午战争失败是偶然的，因为从技术等实力上对比中日之间差距甚微，人们将战争的失败与文化的失败直接勾连起来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再次，艾尔曼教授详细分辨了格致学在耶稣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详细梳理了苏州岁科考试、明代科技候选人看金榜、中国的天文学、第谷·布拉赫的天体、马戈尔尼的矛盾、基督教传教与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历史事件，既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学术本身的丰富性，也还原了这种交流和互动的真实内容。最后，艾尔曼教授指出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和日本的胜利，文化偏好上出现了从格致学向科学的转向。艾尔曼教授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没有“科学”的，因为这个“科学”是从日本来的，如果中国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打败日本的话，那么中国的科学就是“格致学”。他试图将军事、科学、文化三者的关系分析清楚，取消甲午战争具有的文化失败的象征意义，以形成一种脱离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决定论影响的历史观。
评论嘉宾章清教授回顾了艾尔曼教授来华讲学的经历，指出艾尔曼教授这场讲座在一个宏大的题目下把许多问题很好地贯穿了起来，强调了以下三点：第一，艾尔曼教授提及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学者以及他们编著的《剑桥晚清史》，背后支撑的是他们所相信的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清史发展思路，艾尔曼试图就看待中国历史的模式提出新的看法。第二，剖析了艾尔曼教授所谓“后见之明”的说法，主讲嘉宾试图检讨的是甲午战争引发了一种新的历史观，进而观察这一历史观如何影响到我们对整个十五到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的看法。第三，章教授对艾尔曼教授举证的中西科学史上的相关事例做了说明，指出马嘎尔尼使华的历史可以参考何维亚（James Hevia）的著作，主讲嘉宾对日本历史的研究以及对格致问题在清代产生的新的变化的研究都值得学界参考。章教授将本次演讲的最重要问题归结为：我们能否摆脱甲午战争带来的历史观来重新审视十五到十八世纪的历史。
学术讨论环节听众们反响热烈，踊跃提问。提出的问题主要有：历史的书写往往有预设，那么有没有信史，历史不同书写方式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中国有格致学的传统，西方有science的传统，那么为何中国没有出现科学史意义上的伟大人物，例如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霍金等？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恰恰是因为缺少了一些东西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科学家？斯密陷阱和资本主义萌芽对您的解释还有没有意义？格致学是中国学术上的大学问，你将格致定义为博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是否恰当？如何看待西学中源说？清朝为何对待陆地国家（俄国）和海洋国家（英、美、日）的态度差异如此之大？如何看待日本将脱亚入欧的观念加于其他亚洲国家这一做法？等等。
艾尔曼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指出：其一，按照不同的立场可以分别出不同的历史观，针对中国近世历史，费正清主要分析中国是如何失败的，我主要是分析中国是如何成功，其中均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但历史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很难实证化。其二，中国历史上伟大科学家不多的原因与科学培育的制度和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及运用方式有关，考察清代历史可以发现，其所为宫廷格致学院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自主性且于被当时社会重视的程度不够。其三，明朝末年以来，西学中源说有一定道理，也为促动了中国本身制度和思维方式的改革。甲午战争之后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渐渐不再相信西学中源说。其四，从德川时代开始，日本已经开始认为自己的儒学和医学强于中国，这一观念在甲午战争之后成为了具有统治力的意识形态。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学术总结，指出艾尔曼教授提示出的新的历史观隐含着研究者和历史的关系变化这一指向，关键在于探究为什么人们研究历史的立场和思想角度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究竟是历史材料本身，还是研究者背后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是谁给了我们如此大的自信，以至于我们对自己看到的东西这么有自信，甚至忘了我们与我们背后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关系？我们常常以新的历史观来陈述我们看待的材料，这种诠释的可靠性和合法性来源于何处？如果历史是没有对错的，那么我们究竟是先研究历史材料还是先研究历史研究者和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样式、思想取向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到底如何面对历史研究和历史学？这些问题都需要开放出来进一步思考。
高研院研究人员沈映涵、林曦、纳日碧力戈、刘清平、孙国东、陈润华等参加了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