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学术论坛：王铭铭教授主讲人类学“三圈说”
9月26日晚7：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第二场学术报告会。高研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王铭铭先生，复旦大学教授、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任远教授，复旦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潘天舒，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出席论坛。
任远教授主持论坛。他首先简要地介绍了创设“双周学术论坛：中国深度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出席论坛的演讲嘉宾王铭铭教授和点评嘉宾邓正来教授、潘天舒博士。
接下来举行聘书颁发仪式，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为王铭铭教授颁发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聘书，王铭铭教授也向高研院赠送了自己新近出版的代表性著作。
仪式之后，王铭铭教授发表了题为《三圈说：二十世纪中国人类学汉人、“少数民族”与海外研究的文化遗产》的演讲。王教授首先简短回顾和评价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他指出，在清末魏源的“海国图志”到现在所确立的“民族自我中心”这一长时段上，中国人类学从翻译西方论著，到民国时期设立研究院开设与西方对应的学科体系，再到1950年代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变迁，中国人类学取得了一些相应的成就，如外国经典著作的翻译，人类学知识的普及，以及综合性大学人类学专业的设置等等。
而就当代中国人类学的研究。王教授指出，西方人类学就是对三个世界的研究，也就是“三圈”，即“离西方最遥远的原始社会”，“离西方相对近的古代社会”和“欧洲近代以来文明”。中国学者只是研究西方人发现的问题，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但是从三圈的观点梳理中国人类学发展，却有很多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在一百年的发展史上，中国人类学研究可以分为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分别代表乡村社会研究，民族地区研究，中国学者对外国的研究。而对这三个圈子的关系的研究又形成了区别于研究现代社会关系的社会理论，即：这三个圈子上下关系在经济上的表达，在文明中的表现，以及在地方行政管理控制中的意义。提出中国人类学“三圈说”是为了探讨文明研究的人类学可能性，为了认识中国人类学的“遗憾”。“三圈说”代表一种学理上的探讨，意在指出要从中国研究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首先应宏观把握作为一个人类学学术区域的中国，传统上有何种社会构成方式。在讲演的最后，王铭铭教授指出人类学研究应该有一种跨越既定的狭窄视域的理论意识和问题意识，超越以往那种单一的以“国家”或具体民族为封闭分析单位的人类学研究。
针对王铭铭教授的论题，潘天舒博士的点评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在近期西方人类学的著作里，除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外，司马迁，徐霞客等也被提及，西方学者对非西方的人类学研究的态度和看法需要认真思考，而西方学术理论对中国人类学的理论意义也应该得到确认；第二、反过来，国外的汉学研究对人类学研究的示范意义也应该得到重视。他以美国式汉学研究和美国民族志的研究情况为例进行了解释。
邓正来教授在点评中指出，王铭铭教授在讲座中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问题，他的基调也是反思和批判。但是从更宽阔的视野来分析，中国人类学还存在很多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地方。人类学是对普遍性哲学本身提出的根本性质疑，那么，第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是始终尾随西方，甚至连问题本身都来自西方。中国人类学好像和中国学者本身的生命毫不相关；第二、学术研究中的消费主义倾向严重。学术研究没有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导致讨论的问题有可能毫无意义；第三，中国人类学最近发展的三十年，表面上受到了很多的褒奖，但是实际上它是西方化的，伪学科化的。
随后，王铭铭教授又总结和回应了潘天舒博士和邓正来教授的点评，指出他认为文化是要多元化的，中国文化是历来吸收西方文化的，只是不要把西方的糟粕当成是中华文明的精华。
最后，许多同学对中国人类学存在的困境，如何看待西方自然科学方法在中国学术研究的意义，以及关于神话研究、民族志研究等问题与王铭铭教授做了充分的交流。
通过本次论坛，来自复旦大学和其他院校的广大听众们不仅了解了“三圈说”的来源及其理论结构，而且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和问题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一方面为反思西方学术理论对解释中国问题的有效性提供了启示，另一方面，也为大家今后思考如何进行深度的中国问题研究开放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