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五十）
萧功秦教授主讲
“坚持中道理性，超越左右极端——关于重建转型期政治共识的思考”
2012年9月27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了第五十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萧功秦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上海社联专职副主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桑玉成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担任评论嘉宾。高研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教授，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以及新闻学院传播学系讲师沈国麟博士，国务学院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郑少东等参加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他指出，萧教授具有历史学家的渊博和政治学家的敏锐，在这个中国和中国政治面临挑战的关键时刻，今天的话题可以说非常重要。同时，他向现场听众介绍了本场讲座的评论嘉宾桑玉成教授和顾肃教授，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和欢迎。他希望现场的新老听众，能够本着学术讨论的方式，围绕今天这一话题与三位老师展开良好的互动和交流。
重建转型期的政治共识，要“坚持中道理性，超越左右极端”。萧老师指出，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至高点。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萧老师从历史视角，回顾了中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历史，特别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的灾难的历史。激进主义的本质，就是按某种先验的“理性原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 我们可以把人对内心企求的价值为基础建构的理性称之为“类逻辑”，一旦把“类逻辑”建构的理想社会理解为科学的必然，并以强力去实现它，把心态向往的东西论证为科学规律或人类普适价值，往往就会陷入激进乌托邦的大灾难。作为新权威主义理论的代表，萧老师强调通过“试错反弹”来找到通往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的经验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他认为，邓小平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渐走出新路的思想，可以说是超越左右之争的新权威政治的体现。这种“后革命型”的威权体制的行政绩效、现代化动员能力以及抗击突发事件的能力，均远高于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的军事强人型威权政治。这种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强国家—弱社会”。
十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重新崛起，是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不无关系的。由于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而相应成长起来，在“八九风波”后，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被当作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异质物而受到严密控制与紧缩。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1、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2、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3、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4、“国有病”困境；5、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而在集权官僚体制组织的、由原子化个人构成的社会里，人们收到的信息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大体雷同。遇到同样刺激时，反应方式也相近，于是形成浩浩荡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民粹浪潮。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三种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右翼自由主义“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当然这种推衍的主要目的是让世人警惕极端思潮的危害性，而中国当下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五种困境，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些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阶段的常见的发展综合症的体现（如腐败，权钱结合，威权自利化，庇护网关系等），有些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所至（如“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的国富民穷与“国有病”，文化创新力退化等等）。至少迄今为止，它们并非不治之症。我们需要在“中道”立场上重建改革共识，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防止改革进入“锁定”状态和“广场民粹主义”的泛滥（即避免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益积累井喷）。摆脱改革的“锁定”状态，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激发社会活力，让地方进行广泛试错性的变革，发展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让社会参与对政府的监督，逐步化解五大困境，持之以恒，中国可以就在国家之外，形成政府“一统整合”之外的社会多元整合机制。条件成熟时，中国的宪政民主时代就会到来。
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萧老师强调需要以下条件配合才能实现：第一，从制度层面看，制度创新速度快于腐败速度，法治对社会整合起到较大的影响；第二，从社会经济层面看，社会下层向中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较为健康，有足够的参政空间与市民社会支持民主的政治发展；三，从政治文化层面，公民在威权体制下受到相当程度的民主训练，这就为以后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化的条件。因此，发展公民社会是走向民主的必要前提。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将有利于社会下一步的民主转型。而要实现民主宪政，在发展的逻辑顺序上，萧老师概括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元老派”成为改革家，并进入政治中心；第二阶段，是改革者当政后的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第三阶段，在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基础上，要实现从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极化效应”到“涓滴效应”的转变，政府就必须利用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力支持后发展地区与弱势群体在内的共享经济繁荣；第四阶段，在社会均富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公民社会；第五步，开展以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民主化运动。
最后，萧老师强调，在所有这一现代化的理想逻辑中，国家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国家需要在不断变革中保持完成不同时代历史使命的能力。后发展的大型国家的集中权力及其对社会的干预能力具有两重性：如果强势国家与乌托邦主义工程相结合，或者与对外扩张的国家沙文主义相结合，或者变成满足特殊分利集团垄断利益的工具，那将是国民的不幸与灾难；如果强国家与务实理性相结合，并致力于追求全民的福祉与民主理想目标，用一位国外政治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可以形成一种“服务于美好事业的强大力量”。温和的“中道理性主义”或哲学上的“新保守主义”，主张以试错与改良的、成本低、风险小的方式，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务实理性态度，批判左与右的激进主义，在尊重历史上形成的权威与秩序的条件下，争取从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文明体制的转变。而在现实生活中，理性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更不是永远百战百胜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权政治最终成为“服务于美好事业的强大力量”，还是成为变革的保守阻力，这一切只能交给历史来判断了。
萧老师的演讲过后，评论嘉宾桑玉成老师首先做了回顾和点评。他总结了萧老师演讲带给他的启示，并提出四个问题供大家讨论。第一，几百年来聪明的中国人前赴后继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为什么这个路这么难找？怎么能摆脱这个悲哀的怪圈？需要大家共同思考。第二，二十多年前提倡新权威主义，再到今天呼吁中道理性，萧老师的思考可以说一脉相承，但更多地还是在考虑路径问题。整个中国现在都较少讨论推进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问题。目标共识非常重要。鼓励探索、摸索是对的，但如果没有方向和目标，摸着石头过河很有可能陷入“摸石头过瘾论”，或者“过河恐惧论”。第三，历史学更多是从过去的经验中提出理论，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今天的世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和过去历史上任何时期不同。形式的变化还在其次，主要是人的主观世界的变化，从领导到百姓莫不如是。今天谈坚持理性、中道、权威担当，但不可否认过去人们都认同领袖，现在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主观素养的变化比客观局势的变化更值得我们思考。第四，今天我们讲中道理性，和通常说的第三条道路，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意味着走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评论嘉宾顾肃教授回忆了与萧功秦教授硕士同学期间的学术讨论。他指出，萧老师的新书从“中道理性”为中国改革开药方，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中庸之道”，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即所谓“金色的中庸”。此观点从伦理学的视角演变为后世的政治哲学，指出中产阶级掌权的社会最稳定，今天的民主社会可以说做了最好的注脚。另一方面，吉登斯也曾提出类似理论，希望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找寻道路，但理论和现实总是存在距离，在吉登斯的故乡英国，“第三条道路”至今也没有很好地得到实现。那么理想方案和社会格局、现有条件之间的紧张关系该怎么处理？这就必须认真考虑。萧老师从新权威主义到中道理性，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避免极端，防止民粹主义，希望社会上层精英理性对待改革，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继而发展社会福利，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实现现代民主。但是我们必须回到现实发问，今天中国的社会在哪个阶段？社会福利问题严重，大量钱财用于维稳，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去发展公民社会？有了这些问题后，由谁来推动向前走？谁愿意这么做？经济再放缓，税收再降低，很有可能就造成改革的锁定，怎么办？理想和现实，改良和革命赛跑，在此道路上，我们还有太多值得思考。
在两位评论嘉宾的精彩点评过后，萧老师进行了简短的回应，随后现场的听众也提出了诸多思考和疑问。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是不是我们一定需要政治共识？建设这种政治共识的约束条件是什么？是否能够克服？如何看待“重庆模式”？改革过程中要有试错，这个“错”的范畴是多大的？思想领域的争论，无论是左还是右，多大程度上可以定性为“错”的？超越左右极端似乎还是意味着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困境，但我们是否还应寻找到更多的声音？等等。
萧老师对这些问题都做了相当的回应。随后，邓正来教授谈到自己的两点感触。一、今天所讲的超越，是超越左右“极端”；二、萧老师提出的五步走，他认为后两步难以奏效。原因是，他只讨论了“强国家-弱社会”的威权体制，而没有考虑共产党的存在和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和中国政治面临发展的重要时刻，我们需要对共产党本身的整体逻辑做更多地研究和讨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最后，邓正来教授对萧功秦老师的演讲和两位评论嘉宾的点评再次表示感谢，并感谢各位同道的热情参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高研院其他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