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四十二）
周宁教授主讲“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有关《天朝遥远》的反思”
2011年9月23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了第四十二场讲座。本次讲座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担任评论嘉宾。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荣剑博士，及复旦高研院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等参加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他首先欢迎周宁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简要介绍了周宁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介绍了本次讲座的评论嘉宾何怀宏教授和章清教授。
周宁教授为在场师生带来了题为“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有关《天朝遥远》的反思”的精彩演讲。他首先指出，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和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在实践上关注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
周宁教授进一步指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天朝遥远》是他五年前出版的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下纵深研究中国形象，分析启蒙运动前后西方现代性观念中的中国形象类型，试图规划西方中国形象研究的历史意义域与逻辑框架，进一步反思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面对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史，《天朝遥远》以1750年前后为分界点，在大量历史素材的基础上，建构出此前不断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的三种类型和此后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教乌托邦与停滞的帝国、专制的帝国、野蛮的帝国。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现代性想象建构出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分别强调中国形象的不同意义侧面，从物质财富、制度文明到思想信仰；标志着中国形象正面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三个阶段：器物阶段、制度阶段、思想阶段。启蒙运动高潮是一个分界点，后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逐步被丑化，出现了另外的、完全相反的中国形象类型。三种形象类型经过启蒙思想家政治家的叙述，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被充分“哲理化”并获得完备的解释，从而作为标准话语定型。后启蒙时代西方大叙事中出现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最后，周宁教授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许多做这项研究的有趣经历和体悟，并进一步强调，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应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这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评论嘉宾何怀宏教授首先发表了他的两点评论和三个问题。一、周宁教授的著作系统且充满丰富的学理探讨，提供了一个很明晰的分析框架，他借此提醒同学们要分清“学者”水平和“记者”水平的“学术”作品（当然好记者的工作有意义，但不应是学者僭越的工作）；二、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落脚点却实为文化主体性的重建，这种文化自觉是相当有意义的。接着，何教授提出了他的三个问题。首先，中国形象在西方的转变，主要是哪种因素在起了作用？知、情、意，哪种更起作用？其次，除了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有没有第三种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原型？最后，有西方的中国形象，也有中国的西方形象，有没有可对照的地方？今天西方的中国形象会迅速反馈给我们，比如“中国崛起论”，我们今天该怎么清醒地认识这一问题？认识自己？
评论嘉宾章清教授也随后发表了点评。他非常认同周宁教授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以胡适20世纪20年代的一段西行为例，他剖析了异国形象对于国人意识的影响。它支持，对于一个国家，这种影响亦然。其次，他就周宁教授研究中的学理贡献做了见微知著的理解。包括如何在做关键词研究时下手找资料？如何将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研究中归类呈现？所研究问题背后更大的关怀是什么？等等。他认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性，只有在这样的梳理下，才能得到更深入地反省。最后，他补充强调，今天这个演讲所带给他的另一个问题，即中国所建构出来的西方形象又是如何？立足于道德优越感而产生的对“他者”的判断，显然不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反思。也许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的，是中国所建立起来的西方形象，甚至那些比我们弱的国家的形象，是怎样的？对这个部分的反省，或许对于建构中国社会主体性这个问题上更具有批判性。
在简短的回应过后，在场的听众提出了他们的问题和见解。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西方的中国形象和文化自觉是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在什么层面上探讨？如果用列维纳斯理论中“大他者”的概念来分析？建构关系是身份上的政治性，它还隐含了一种洞穴之光的问题，背后的实质是我们如何批判现代性的问题，该如何去理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是怎样确立下来的，并如何统摄个人的想象？中国的中国形象原型和中国的西方形象原型是怎样的？研究中如何处理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对中国形象的认识问题？中国年轻一代对中国形象的理解问题，等等。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周宁教授的演讲做出了总结。他指出，周教授从知识社会学的理路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加以探讨很有价值和启发；而他认为，中国人如何建构西方形象，或许是这背后更为重要的问题。尤其这十年，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不断探索，这一问题越来越突显出来。讲座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周宁教授所带来的精彩演讲和何怀宏、章清教授的生动点评表示了感谢，并欢迎广大师生继续关注和参与高研院组织的其他学术活动。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王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