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遵义，1944年12月12日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籍贯广东潮州，后移居香港。中学毕业于圣保罗男女中学，后负笈美国。1964 年刘遵义以优异成绩，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物理学和经济学两个学士学位，并先后于1966年及1969年取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经济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此外，他于1999年获香港科技大学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并于2007年获创价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早稻田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66 年， 刘遵义以代理助理教授的身份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师，1967 年被提升为经济学助理教授，1973 年晋升为副教授。1974 年加入美国籍。1976 年，只有短短10 年教龄的刘遵义先生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授。1992 年他被斯坦福大学授予第一个李国鼎（Kwoh-Ting Li）发展经济学教授的名誉称号。1990 年至1992 年，刘遵义教授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副主任；1992 年至1996 年，为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Co-Director)；从1997 年开始，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他还是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和胡佛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2006年获斯坦福大学颁授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衔。2004年起，刘遵义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任期6年，并于2009年1月21日起出任香港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顾问。
刘遵义以其专长服务多所学术机构。他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顾问，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名誉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以及内地多所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的名誉教授，包括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汕头大学、东南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他现任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及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也是国家统计局的国际顾问，以及台北蒋经国国际交流基金的董事会成员。此外，刘遵义亦担任多项公职，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廉政公署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委员、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委员、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及其辖下管治委员会和货币发行委员会之委员、授勋评审委员会委员，并于2007年七月获委任为太平绅士。此外，他也是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台湾远传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监察人，以及美国大展集团董事。
刘遵义教授治学严谨，知识面广。他涉猎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领域, 主要包括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应用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产品和技术革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经济研究, 其中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国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刘遵义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从教已30 余年, 他的教学专长主要在微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方面。
刘遵义教授著有多本著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农民的教育和农场的效率》(与Dean T. Jamison 合作) ；《发展的模式: 韩国和台湾经济增长的比较》；《21 世纪的中国经济:计量经济方法》。此外, 他还有140 多篇的文章发表在各类专业杂志和报刊上。其中, 近期的代表作有：《用新的生产函数反映世界农业技术的变化》(与P. A. Yotopoulos 合作) 载《发展经济学杂志》1989 年；《战后美国消费和储蓄的分析》(与M. J. Boskin 合作) 载《美国经济评论》；《五国集团战后经济增长: 新的分析》(与M. J. Boskin 合作)。
刘遵义教授认为亚洲的经济问题要靠亚洲人自己解决。在1998年7月由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组织的“亚洲金融危机新动向及对中国经济深层次影响”高级座谈会上, 他就日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刘遵义教授在对东南亚和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许多极为可行的政策性建议，在国际经济学界赢得了崇高的尊重。90年代初，他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东亚是否是一新的墨西哥》等论文中，首先提出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投入、缺乏技术进步等问题，及对亚洲经济的可能影响，他的一些假说在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证实。2000年，他就中国加入WTO后面对的问题发表了务实、新锐的看法。他说，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对中国企业基本没有坏处，只要政府不让他挣垄断的钱。即使WTO不来，中国企业也会形成激烈的淘汰，不要把这笔账单独地算在WTO或外国公司身上。他还说，互联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和机会，中国应尽快抓住并利用它，才有可能跳跃式发展，并跨越一些传统的发展阶段。刘遵义认为加入WTO之后，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宏观经济管理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应特别关注“二率”，即保持一个低水平但大于零的真实利率、一个低的通货膨胀率和一个稳定的利率。由于利率、利率和目标通胀率都不能单独决定，所以，为了达到“二率”的“两低一稳定”目标，中国经济需要一个整体的政策设计。
附 文脉传承 其光日新：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
来源：人民日报
刘遵义简历：生于贵州，在香港接受教育，后负笈美国，先后获斯坦福大学学士、加州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曾任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共同主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主任，2004年7月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一提到香港中文大学,有人以为这是一所文科院校，或是教授、研究中文的院校。其实，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最好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在许多学科和领域都颇具声望。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文脉传承,其光日新。建校40多年来，中文大学一直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坚持双语教学传统，推行独特的书院制度。我们一个重要使命是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把中文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刘遵义说,香港是一个用英语交流的社会，国外学者可以在香港生活得很愉快，参与本地活动也没有障碍，因此香港高校在吸引外国学者方面，比内地大学有优势。有了汉语，我们又方便与内地大学的合作和交流。事实上，中文大学是香港第一家跟内地合作的大学,也是香港高校中最早在内地招收本科生的大学。
对于中文大学实行的书院制,很多人不太了解。刘遵义介绍说,我们实行的书院制，非常接近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书院制。中文大学有四个书院：崇基、新亚、联合、逸夫书院。筹建中的还有四个书院：晨兴、善衡、敬文和伍宜孙书院。学生入校后，除了选择不同专业外，还要选择自己的书院。大学和书院分工不同。大学负责学位的课程，比如说你要念数学，要上什么课程，要考什么试，完全由大学来决定。学生无论属于哪个书院，数学系的要求都是一致的。目前书院主要进行通识教育，包括中国哲学、法国音乐等，不管学生专业是什么，都要接受这样的通识教育。每个书院各有特色。所有老师也都隶属于某个书院，在课后，他们还有很多机会跟学生交流和沟通。这种模式非常受学生欢迎，让学生有归属感。书院也积极为学生创造机会，比如组织高水平的学术讲座、举办各种文体活动等，学生非常乐意参加。北京大学前一段时期开办的蔡元培班，有点类似于书院制度。不过，北京大学选的是精英学生，中文大学是每个学生都要隶属于一个书院。这在香港是独一无二的。
两年前，香港中文大学开办了“环球商业学”课程，与丹麦和美国的大学合作，同学在香港、丹麦和美国三地上课，在欧亚美三大洲10个城市实习观摩。对此，刘遵义介绍说，这种教学模式是我们首创的，目前运作良好。因为商业是全球化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点，去的地方越多收获自然越大。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同学和老师都来自世界各地，大家共同学习、互相交流，对学生以后出来工作有很大帮助。通过这段时期的学习，学生不仅语言有进步，整个视野都开阔了，对其他文化的接受程度也大大提高。在这三个地方开设的课程，都是提前按照不同分工，大家一起商定好的。具体是由商学院跟他们两家协调。三家开设课程不能重复，但是如何发挥各自优势、确保课程涵盖不同领域，需要大家一起好好策划，一旦决定了就不会改，因为只有两年学习时间，而且这些内容一定要学会。在这种模式下，三个地方的学生需要在一起上课，比如在美国开课，香港和丹麦的学生就都要去美国，在香港、丹麦开课也是如此。三个地方的学生就是一个团队，他们的课程也一样。同学一起做功课，一起学习、交流，跟上大学没有两样。这种模式在商科比较适合。数学就不需要这样，因为数学受不同文化的影响比较小；法律也不适用这种模式，因为在这个国家适用的法律，到另一个国家也许就没用了。当然，对其他一些有需求的学科，也可以考虑实行这种模式。
谈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发展愿景，刘遵义说，中文大学未来将整合资源，用100亿港元推行十年发展大计：重点发展中国研究、生物医学科学、资讯科学、经济与金融，以及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五个研究领域，确保这些学科在亚洲领先。同时，吸引一大批国际一流学者，把中大发展成为亚洲区优秀学生的首选大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抓住中国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既为中文大学的发展创造更多空间，也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以招生为例，我来中文大学两年多，学校在内地招生的分数是香港高校中最高的。多一些内地学生来中大，对香港学生很有好处，可以让他们多了解一些内地的情况。我们现在每年招250多个内地考生，其中100名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四年总计50万港元,包括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招收的内地学生成效不错。就整体来说，内地学生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也很好。我相信，他们的人生之路将在中文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记者 武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