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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名誉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美国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并任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因倡导“治理”、“善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等而广受关注，其《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曾引起极大反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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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在政界学界有广泛社会声誉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中国社会创新奖”；主持研制“中国国家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和“中国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主持创立国家级的“中国民主治理数字化平台”；组建由国内多所重点高校参与的“全国治理研究协作网络”；创办国内首个以治理研究为主旨的学刊《中国治理评论》。 俞可平教授长期参与中央重大决策调研并负责多项国家重大研究课题。先后主持过“党内民主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研究”、“新中国60年的政治发展”、“中国治理改革30年：1978-2008）”、“中国兴起战略研究”、“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等重大决策调研课题，担任由18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首席专家和第一责任人，主持特大型课题“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主持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6卷）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研究丛书》（15卷），以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的民主治理：理论与实践丛书》（10卷）和《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20卷）等。 俞可平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政府创新。在这些领域总计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专著、合著、编著100多种。主要著作包括：《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政治与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政治学教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敬畏民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China’s Governance (Leiden: Brill, 2008)；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 中國は民主主義に向か(日本京都：かもがゎ，2009)；The Reform of Governance (ed., Leiden: Brill, 2010);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DC：co-e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4）;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ed., Leiden: Brill, 2010）; Democracy in China（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15）等。 中英文代表性论文包括：《人权引论——纪念法国<人与公民权利宣言>问世200周年》（《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4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及其公益政治学评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治理和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经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哲学研究》2000年第10期）；《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官本主义引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学分析》（《学术前沿》2013年5月第25期）；“Toward an Incremental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Chinese Theorie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New Political Science, June 2002）；“The Emerging of China''''''''s Civil Societ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Governance”（Focus Asian, Number 11, 2003）；“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Chinese Culture under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Boundary 2, Summer 2008）；“A Journey of Five Roads toward Democratic Governance”（Global Asia, Summer 2010）；“A Significant Shift towards Social Governance”（East Asia Forum Quarterly, June 2011）；“An Essay on Officialism (Guanben Zhuyi): A Poli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June 2014）。 鉴于其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俞可平教授获得了众多的社会荣誉。2003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8年被授予“中央直属机关五一劳动奖章”；2008年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 2011年被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评选为“2011年度全球百名思想家”(100 Global Thinkers)；2012年获得第二届“中国软科学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先生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创刊号专访时，称“中国拥有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俞可平教授是他提到的两名中国学者之一（2009年）；香港《镜报》称俞可平“在中国政、学两界堪称是始终走在理论、现实问题最前沿的民主政治探路者”，并认为他是“一位看向中国政治未来的独特学者”（2009年）；2015年国际社会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杂志《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发表长文《俞可平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善治话语》，对俞可平及其团队的民主治理思想做了系统评述，并称“俞可平是关于中国式民主理论最有声望的中国思想家之一，以及中国国内关于知识分子善治话语的最重要学者”。
俞可平：党内法规那么严，为什么还有贪官？http://www.aisixiang.com/data/94785.html 政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是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 这门学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00多年。他是许多学科的奠基人，写过很多书，其中一本叫作《政治学》。 如果问亚里士多德，这么多学科，哪个学科最重要?我相信他一定会说政治学。他在《政治学》说，政治学是“master science”，即“首要学科”或“主导学科”。为什么?因为政治学关系到共同体的善或者公共利益。 27年前，我在北大给学生讲课，讲到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区分。我说，经济学主要研究怎么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最低的投入产出更多的效益，产品生产出以后怎么分配，是政治学的事情。 政治学有许多的定义，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公认度最高的一个定义是：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在国内也是这样，如果走上工作岗位，你的领导说什么什么很重要，要从政治的高度来对待，这就是最重要了。 去年有位法国的经济学家写到，经济学已经不讲分配了。当经济学一讲分配的时候，经济学就不是纯粹的经济学了，叫政治经济学。 政治与人的根本利益相关，不同的利益就会有不同的立场，从而形成不同的观点。因此，对政治学的公理很难形成共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在政治学中普遍存在。 政治学确实很复杂，但政治学有自身的公理。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1谁生产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举个例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按理，公仆应该听主人的话，可是，你看很多官员对上唯唯诺诺，对主人百姓则颐指气使。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在一些官员的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如果这个官职是老百姓给的，那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老百姓的话。如果这个官职是上级领导给的，那他当然就只对上言听计从了。 2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政须出一门 现在，官员队伍很庞大，这么多的官，还非常幸苦。 北大有个博士做过调查，某省县级层面的机构就有124个。但那么多官，大家依然非常辛苦，有句话说是“5+2、白加黑”。经常听官员讲，礼拜六保证不休息，礼拜天休息不保证。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调研，地方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跟我讲，他说我想不清楚，我们一些干部“从早上鸡叫干到晚上鬼叫”，有忙不完的事，怎么老百姓还是不满? 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相当部分的制度设计违背了政治学的一条原理：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政须出一门。如果一件事有好多部门管理，那么效率肯定低。 大家都是读书人，就拿出书做个比方。要按出版规定，出书要报选题，好多选题出版社自己不能决定，比如说宗教主题的要到宗教局去审，外交议题的要到外事部门去审，民族主题的要到民委去审，领袖人物的要到党史办去审。稿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拿不定主意就交给主管部门的领导，主管部门领导看完再送给中央有关部门，然后这些领导一本一本审。你看看，出版社出本书要经过这么多部门，有这么多人审阅，官员当然忙不过来。 3由上及下的决策指令与 由下及上的决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 还有另一种现象，上面领导到下面去调研发现很多数据不真实，有水分。中央领导去地方调研，地方肯定要做准备，但很多准备其实是造假，有的连“群众”都是干部扮装的。有的地方，白天开会讲一套，到了晚上，私底下又会说，白天讲的不算，现在和你讲些真实情况。 大家都想讲真话，可是为什么真话这么难?因为我们的不少制度设计，违背了另一条政治学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谁要是违反了这套规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 我想中央肯定不希望下面的干部说假话，老百姓也不喜欢干部说假话，不希望政府说假话。但是想一想，如果我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行者，又要我来评价这个政策的效果，要是我说这个政策效果不好，这不是打自己耳光?如果这个政策不是我制定的，是上级政府制定的，我去实行，如果其他部门或地方都说好，就我说这个政策不好，上级部门会不会说我执行能力不行?于是假话就难以避免。 4权力须受到制衡，并形成封闭的环 还有一个现象是，贪污腐败，现在整治力度很大，抓起来的“老虎”有100多个。其实，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反腐。3年前，我的一个博士后专门梳理过党内法规，一共有102条党内法规是与廉政有关的。详细到管到你吃饭，“四菜一汤”还是“三菜一汤”。这么严，为什么还有贪官?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们看到的是制度问题。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正像一个鱼塘，有几条鱼死，那可能是鱼本身的问题;便若有成片的鱼死亡，那必定是鱼塘的水有问题了。有人认为说制度问题就是贬低我们自己，其实并非这样。说制度有问题不是说我们的基本制度有问题，而是指那些具体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出了问题。 权力必须受到制衡，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后面还有句话很多人不知道，权力不但要受到制约，而且还要形成封闭的环。不能有一个环节缺失，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缺失，那么其他的环节都无效。特别是对第一把手的制约，缺漏太多。 这两年，第一把手腐败的案件大幅度上升。其中有不少地方的政协领导出了问题，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以为政协腐败严重。实际上，这些出事的政协领导此前多半担任过地方的书记，犯案多半是在他任第一把手时。 5下属权利原则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权力的上下级关系并不等于官员权利的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官员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但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 有些上级领导对下级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在上级面前有时失去了自己的基本人格，如颜卑膝者有之，人身依附者有之。为什么下级和上级，会变成这样一种关系?因为，我们的有些制度违反了政治学中的“下属权利原则”。 也就是说，在行政体制内，权力有等级，行政有等级，这是现代政治基本的特征，也很正常。但是，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等级科层，不等于上下级官员之间在公民权利上的不平等。即使是下级，他也拥有自己的正当私人权利，其人格是独立的。 我们的许多制度设计违反了下属权利原则，例如，不同官员级别不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车、医疗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这种制度设计完全没有体现出“下属权利原则”。许多发达国家，在宪法里面都有这样的条文，就是下级也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权利，对上级履行公共职能的时候应当尊重上级，但你不能动不动就侵犯我作为下级的正当权利。 6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 现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最后是合法利益个人化。同样是政府的官员，同样是处长，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开始中央推行新的《公务员法》，要把公务员的收入规范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很多巨大的成就，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进步了。但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些群体掌握着决策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群体或部门利益倾斜。 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这个理性就是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利益，他追求是正当的。但我们现在的许多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官员的这种“理性”，以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是无私奉献不计私利的。其实，官员是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利益，其行为遵循“理性”的原则。相应地，国家的制度设计，必须规范官员的“理性”，既保护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过度扩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