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八十二）： Vivien A. Schmidt教授主讲“政治分析中思想与话语的力量：话语制度主义视角”
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高研院”）主办的“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八十二讲）于2026年5月21日下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波士顿大学荣休教授、话语制度主义学派创始人与奠基人学者Vivien A. Schmidt（薇薇安·A·施密特）做了题为“政治分析中思想与话语的力量：话语制度主义视角”(The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 in Political Analysis: A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博士后及复旦其他院系师生到场参加了此次讲座。讲座现场座无虚席，过道和走廊也聚集着热情的听众。
在开场致辞中，郭苏建院长对Vivien A. Schmidt教授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向大家介绍了Schmidt教授的一系列学术成就，Schmidt教授是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波士顿大学荣休教授，她的研究聚焦于欧洲政治经济学、制度、民主与政治理论，尤其强调观念与话语在政治分析中的重要性。她首次将“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系统建构为新制度主义的第四种学派，强调观念 (ideas) 与话语 (discourse) 在制度形成、维系与变迁中的核心作用。Schmidt教授已出版著作14部、发表各类学术论文逾300篇，最新的著作《欧洲的合法性危机：欧元区的规则之治与数字统治》荣获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最佳图书奖，并获欧洲联盟研究协会最佳图书奖的荣誉提名。Schmidt教授对高研院的邀请和郭苏建院长的介绍表示感谢，并特别指出她的最新著作刚刚出版，此次讲座正是基于这本新书展开。
Schmidt教授首先阐述了话语制度主义的核心定义：即在制度语境中考察行动者思想与话语的实质内容及其话语互动过程将如何塑造和影响制度的形成、维系与变迁。她回顾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接受政治学训练时的方法论多元主义传统，指出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方法论论争”使得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各执一词，但三者均具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难以解释政治及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正是出于对“如何解释变革”这一问题的关切，以及认识到“政治的本质无非是思想与话语的权利”，Schmidt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构建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将其作为统摄各种观念与话语研究路径的“伞形概念”(umbrella concept)。
在讲座第一部分，Schmidt教授系统地梳理了思想与话语的三种形式。第一层次是“唤起性形式”(evocative forms)，包括象征符号（如国旗）、隐喻（如韦伯的“新教伦理”）和神话（如各国的建国神话、英国的“全球不列颠”叙事）。第二层次是“整合性形式”(integrative forms)，涵盖叙事与故事讲述、框架与框定等，它们在公共政策和比较政治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第三层次是“统摄性形式”(overarching forms)，包括公共哲学（如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等更深层的结构性观念。
接着，Schmidt教授转向话语互动过程的分析。她区分了三种话语过程：交流 (exchange)、说服 (persuasion)和支配 (domination)，并重点阐述了政策建构的“协调话语”与政治合法化的“沟通话语”两个领域。她指出，在政策领域中，观念企业家与话语共同体（如认知共同体、话语联盟、思想集体等）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在政治领域中，政治领袖通过将政策话语转译为公众可理解的语言来完成合法化过程。Schmidt教授还强调，制度语境——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外部制度与内化于行动者的“背景话语能力”与“前景话语能力”——深刻塑造着话语互动的形态与效果。
在讲座第三部分，Schmidt教授探讨了观念与话语权力的三重分析框架：在话语中通过思想来表达的说服性权力 (Persuasive Power through ideas via discourse)、在话语中压制思想的强制性权力 (Coercive Power over ideas in discourse)，以及在话语中思想内部的结构性/制度性权力 (Structural/Institutional Power in ideas in discourse)。在合法性问题上，她提出了“输入合法性—过程合法性—输出合法性”的三维分析框架，并以欧元区危机为例说明，欧盟官员过度依赖“规则之治”与“数字统治”的过程和输出合法性而忽视了输入合法性，最终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
以此为契机，Schmidt教授引出了她对民粹主义的“四M”分析框架：Message（“我们vs他们”的政治风格与去中介化的话语内容）、Messenger（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领袖及其特殊顾问和反体制网络）、Medium（社交媒体算法与大众媒体放大效应）和Milieu（民众不满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根源）。她特别分析了社交媒体如何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自上而下话语控制模式，并指出即使在控制传统媒体的西方国家，社交媒体仍可为反对派所用。
在讲座最后，Schmidt教授简要回顾了她的哲学基础。她从博士论文时期就关注相对主义与跨文化比较的问题，她认为，人类具有某种普遍的“经验”，这使得跨文化理解成为可能，从而既避免了“无法比较”的相对主义陷阱，又避免了“强加于他人”的普遍主义危险。她最后强调，话语制度主义的核心精神是方法论多元主义——它无意取代其他三种制度主义，而是提供第四种分析框架，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灵活选用最适当的分析工具。
Schmidt教授的分享结束后，郭苏建教授主持了问答环节。在场师生踊跃提问，问题涉及人工智能时代国家塑造话语的强制性权力、话语制度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对话空间、话语制度主义如何助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博弈论研究、欧盟规范性权力的变迁及其与中国话语权力的比较等。Schmidt教授一一做了精彩回应。最后，郭苏建教授对Schmidt教授丰富而精彩的讲座表示感谢。讲座在师生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