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七十三）

简·曼斯布里奇主讲: 协商民主:一种系统路径与“第二代”协商思想

2019年3月19日晚，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七十三期）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吴文政报告厅举行。国际著名政治学家、协商民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政治学国际大奖The Johan Skytte Prize（2018）获得者、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Charles F. Adams教授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做了《协商民主：一种系统路径与“第二代”协商思想》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贺东航教授，高研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院长助理林曦副教授，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张春满博士、王中原博士、顾燕峰博士、覃漩博士等及200余位师生到场参与了讲座。

简·曼斯布里奇教授的演讲首先从一个重要议题展开：如何使得国家强制力合法化?（How to make state coercion legitimate?）她提到，我们正在或者即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国家强制力，而不断强化的国家强制力意味着不断增强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既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也对个人的福利有着重要作用。据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使得国家强制力合法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她结合过去近20年的研究成果，分享了提高国家强制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法，即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提高协商的质量（the quality of deliberation）。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曼斯布里奇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为什么我们需要（且需要更多的）国家强制力；（2）协商合法性和第二代协商思想；（3）协商系统。

 （1）为什么我们需要（且需要更多的）国家强制力

         简·曼斯布里奇教授指出，政治学的重要使命是理解如何治理人类社会。她认为，当我们明白国家强制力是国家的内在基因时，我们就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如何创造合法的强制（creating legitimate coercion）。在当今社会，随着对共享公共物品, 如清洁的空气、水、安全等的强烈需求，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搭便车难题或者说共同行动难题。为了帮助听众理解这个问题，她带领大家做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游戏。她给在座的听众每人一张0元或者100元的支票，现在有一台“双倍增值机”。如果大家将0元或者100元投入“双倍增值机”，自己将被返还同等数额的钱，并且公共资金池中的金额也会同等数额增加。她提出，随着这个游戏的多次运行，大家投入资金的意愿会递减。这样不仅导致了宝贵“双倍增值机”的使用浪费，也使得社会公共资源不能增加。因此，我们需要最低限度的国家强制力，推动高效、有序、合法的社会治理。

       简·曼斯布里奇教授强调，在未来，由于社会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以及宝贵生存资源持续减少，各个国家面临更多搭便车难题或者共同行动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愈发需要国家强制力。因此，除了依赖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和责任感之外，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提高不可或缺的国家强制力的合法性。

（2）协商合法性和第二代协商思想

简·曼斯布里奇教授认为，协商是合法性的一个来源，良好的协商能创造知识、提高互信、推动包容性和平等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协商民主经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简·曼斯布里奇教授将它们划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协商民主，并重点阐述了协商理论的重要变化。（1）第一代协商民主要求每个人的绝对平等，而第二代协商民主突出机会平等。我们不再需要每个人说相同数量的话语，获得相同程度的影响力，而是每个人具有影响社会发展的同等机会。（2）第一代协商民主侧重理由，尤其是可论证的可靠理由；第二代协商民主不再局限于理由，而是更加注意人们的情绪、感受等。换言之，协商民主由理由偏好转向了对多要素的考量，这些相关要素携带着大量的信息，可以帮助思考深层次的原因。（3）第一代协商民主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共同的兴趣或利益，从而达成共识；第二代协商民主的目标更加多元，既可以是达成共识，也可以是明晰内在分歧和斗争。第二代协商民主将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予以同时考量。个人利益可能会被社会正义限制，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协商理论相关的重要要素——谈判。简·曼斯布里奇教授教授指出，美国的教育体系非常地重视谈判，因为谈判在现实生活着非常有用。通过谈判，我们可以寻求双赢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妥协。谈判与讨价还价不同，后者追求单方面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她通过生动的案例，帮助听众区分了协商、谈判和讨价还价的差异。

（3）协商系统

简·曼斯布里奇教授指出，系统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概念。因为社会分工、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系统化的病理（systemic pathologies）等，我们需要更多、更好地运用系统方法。她提出，协商系统（deliberative systems）中的系统，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认识到的系统。该系统有两个关键的要素：分化（differentiation）和整合（integration）。“分化”是指一些列肉眼可见的、差异化的部分，而这些部分有不同功用，实现社会分工；“整合”是指这些内在部分在关系上相互依赖，所以某个要素的改变会导致其他要素的变化，要素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协商系统的病理有四个方面：（1）对系统的考量太以团体或组织为中心；（2）对组织内部的相互渗透关系考量过少；（3）协商系统中的制度主导；（4）协商系统中的社会主导。要超越传统系统方法的缺陷，做出一个好的、让公民充分信任的决策，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协商系统的内在部分，并且完善协商系统内在的所有组成部分。简·曼斯布里奇教授认为，充分的谈判、双向的交流和完善的代表制度等，都是进一步改善协商系统的重要方法。

最后，简·曼斯布里奇教授总结到，合法的强制力是21世纪最大的问题，好的协商对提高合法性至关重要。她鼓励大家深入地思考如何更好地理解协商，并且探索更多使得强制力合法化的方式。

演讲结束后，郭苏建教授主持了问答环节。在场师生纷纷踊跃发问，简·曼斯布里奇教授教授一一耐心解答，给出具有启发性的回应。本次讲座结束后，很多同学纷纷上台与简·曼斯布里奇教授进行签名和合影留念。

                                                              文/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