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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维瞻^*

最近十几年来，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欧美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兴起，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中最有影响力的新思潮之一。中文文献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很少。本章将以社会意识和知识权力的视角为主线，对该思潮最近十几年来在韩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做一个比较系统的综述，并且对这一思潮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总体发展趋势做一个简单的预判。

从20世纪末开始，一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是基于西方的思想、方法、经验和实践，分析视野和适用范围不够宽阔，有必要让国际关系这个学科变得更加“国际化”。一部分学者反对当前的以主流西方文明的视角对国际关系所进行的理论化，特别是反对仅仅以美国为视角进行理论化，强调尊重各国的本土知识。^[1] 一些比较著名的呼吁，例如安德鲁·赫瑞尔（Andrew Hurrell）指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目标应该是这个学科的各种叙述和概念之间进行“更广泛的对话”。^[2] 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 认为，西方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二元区别无法捕捉到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异质性和不确定性，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可以产生相互作用，实现各种现代性的“共同进化”。^[3]

安明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推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他们将这一思潮提升到关乎国际关系学科内部的知识权力的层次。2007年，他们在日本的著名英文国际关系学术期刊《亚太国际关系》发起了一个主题。这组文章强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代表了西方国家及其利益，因此有必要重新寻找世界历史中被忽视的内容，他们呼吁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以及知识资源带入到国际关系理论辩论之中，改变学科内的这种“权力不平衡”状态。^[4]

2014年，安明博当选为美国国际关系学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学会“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第54任主席，这是历史上首位出生于非西方国家的有色人种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两年后，T. V. 保罗（T. V. Paul）担任第56任主席。他们在任内大力推动整个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转向关注非西方视角的理论。2015年，中国学者唐世平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5]获得该学会评选的年度最佳著作奖。这是在中国本土高校工作的学者第一次获得该奖项，尽管这部著作并非基于鲜明的非西方视角。

安明博担任国际研究协会主席期间，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概念，并进行详细阐述。^[6]全球国际关系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学术愿景，即希望这个学科变得更加包容性和多样性。全球国际关系学围绕六个主要方面：（1）它建立在多元普遍主义的基础之上：不是“适用于所有人”，而是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2）它植根于世界历史，而不仅仅是希腊、罗马、欧洲或美国的历史，不仅仅是将非西方世界作为一个试验场来重新验证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3）它包括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其关键挑战是从非西方环境中制定概念和方法，将其不仅应用于某个国家，而且应用于其他国家甚至全球范围；（4）它整合了区域国别研究、地区主义；（5）它反对例外主义、文化上的狭隘主义以及认为自己的群体优于其他群体的倾向；（6）它不仅关注物质权力，也关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如何通过其物质、观念和互动能力来构建、拒绝、重构和转变全球和区域秩序，例如非西方国家可能会挑战大国创建的全球和区域秩序，重新解释不干涉等准则，构建新的主权规则，构建和实施新的安全和发展途径，等等。^[7]

一、社会意识与知识权力如何塑造国际关系理论？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是这个学科的一种现象，社会知识学视角有利于我们理解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知识社会学视角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各种思潮的发展情况。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把各种思想、理论作为自变量，把社会文化与国情因素作为因变量，研究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丹麦学者奥利·维夫（Ole Wæver）认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情况可以通过三个层次的自变量来进行解释。第一层次是社会及政治因素，包括各个国家的文化、政治思想传统、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对外政策；第二层次包括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和各个子学科之间的关系；第三层次是学科内部的社会/知识结构以及理论传统的影响因素。^[8]

俄罗斯学者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P. Tsygankov）认为，意识形态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历，而且先于理论的形成。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社会科学，它只有在特定国家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才能有意义地发挥其功能，因此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础是非常重要的。^[9]

中国也有学者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状况。李开盛分析了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及其前景。^[10]赵思洋考察了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的演进。^[11]

如果我们试图对不同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就更加需要从多维度角度确定自变量。第一，我们应该关注这个国家的社会存在如何影响社会意识，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第二，政治权力、商界权力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重点是探讨政治权力、商界权力与知识权力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第三，为了更好地理解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状况，我们还应审视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包括西方国家政府对非西方国家政府的影响，西方国家知识界对非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政府对非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影响；最后，不可忽视的是，一个国家的学术界内部，也存在复杂的知识关系，包括知识权力的等级关系，以及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知识之间的斗争关系，它们都影响和塑造了这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接下来我们详细阐述。

社会存在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与产生的物质层面的自变量。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12]，理论家或知识的生产者从来没有中立的，他们的知识创造都是基于社会的发展。社会存在本身也可以分为多个维度。首先，这个国家必须有一定的财政能力以及财富积累，才能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社会科学是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与人文及历史等学科相比，产生时间较晚而且需要较多经费支持才可以维持。之所以非西方国家鲜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学者为了经济生存而必须从事对策研究，不得不放弃理论研究。其次，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动力是国家实力以及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一般而言，只有大国才有自己的国际关系学体系。崛起大国一定会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不同于守成大国的国际秩序理念，背后需要一定的学理支撑。再次，社会存在也包括思维形态的存在，主要表现为历史传统对这个国家今天行为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的宇宙观、秩序观依然在影响着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在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地缘政治一直是指导对外政策的重要理念。

政治权力能够直接影响知识权力，知识权力很多时候依赖于政治权力，但未必总是顺从于政治权力。一个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对某种类型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提供资助，以强化带有这种意识形态烙印的国际关系知识结构。美国政府通过“旋转门”制度直接与国际关系学界建立了关系，真正在学术体系内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在政府中担任过职务。例如，马汉担任美国海军上将的经历增强了他作为学者的信誉；基辛格之所以有巨大影响力是因为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卿。^[13] 尽管社会科学理论是独立于政治的，但是当政治变化导致意识形态竞争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科学的研究议程也相应会被修正，旧有的概念和理论都会让位于新的概念和理论。有人说，学术界并不是一个自主性的堡垒，并且即使学者试图与政治保持距离，他们的作品仍然会被用于政治目的。^[14] 不过，另一种现象也很重要。知识分子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也有超前性或者滞后性，某个国家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与这个国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有很大差异，甚至在一些国家这两种力量是彼此冲突的。这意味着知识权力可能会借助于某些社会力量寻求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因此各种企业、基金会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学者为了生存，要么讨好政府，要么讨好商界，因为项目评审委员会的很多成员来自于这两个领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能拿到的资助远远多于现实主义学者，因为现实主义不仅违反美国政府鼓吹的价值观，而且与商界的利益不符。

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还可能会超越国家的界限，影响到其他国家。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深刻地受到西方国家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的影响。葛兰西学派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了美国基金会如何塑造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将那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学术团体边缘化。^[15] 后殖民理论认为，各种学术研究都反映了在文化上统治他者的欲望，学术研究者从来不是独立的主体。^[16]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识界会主动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界提供帮助，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纯粹的学术目的，也有扩大美国商界经济利益的目的，还有推广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目的；第三世界的知识界与西方国家知识界交流的动机也多种多样，既可能是追求真理，也可能是寻求影响西方国家对本国的政策。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情况，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大多表现为左翼的反美情结，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表现为比较强烈的亲美情结，印度的知识分子则表现为潜移默化的对美国的认同。中国台湾的情况更加有意思。台湾的政界和学界精英将殖民化视为一种追求，将殖民化视为获得域外大国安全保障的意识形态条件。台湾历史上曾经被多个殖民者占领，且今天的族群结构复杂。台湾的社会科学学者依然希望以被殖民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和以前的殖民者，并且以一种优越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大陆。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南进”话语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制定“南向”政策的历史基础。台湾使用的诸如反西方现代性、反个人主义等学术话语，保留了日本的“大东亚共同繁荣圈”的痕迹。^[17]石之瑜教授认为，台湾学者不希望表现得与西方学者不同，以免在西方学者的眼中沦为一个前现代和非理性的行动者。^[18]

每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所塑造的，这是影响这个国家国际关系学科的最后一个自变量。虽然每个国家在特定的时期内会有某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一个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从来不是同质的，各种意识形态都试图扩展其对国民的影响力，并且影响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争论往往是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假定所导致的，理论的争论受制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19] 每一种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连贯的解释，来实现对知识的影响，并且通过物质和制度渠道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有的国家，学者常常在文字中回避意识形态，但他们仍然会间接地表达出意识形态倾向，学术研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去价值化。在美国，文科及社会科学知识界是被自由主义左派主导的；在俄罗斯和中国，知识界内部各自都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争论。此外，意识形态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某个学科内部的知识权力竞争。资深学者希望延续自己的学脉，年轻学者希望与资深学者建立依附关系。学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发表学术文章的机会，不得不迎合主流学派，而边缘的学术观点和意识形态主张则难以通过同行的匿名评审。

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案例研究

这一节将会对韩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五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我们重点要考察这些国家各自的物质基础、社会条件以及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学的影响。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日本的国际关系学者基本上缺乏提出原创性理论的意识；印度有一个学术群体试图发展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但学者数量较少且成果的影响力很有限；韩国的亲西方精英与本土意识较强的精英平分秋色，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反映为普遍性路径与特殊性路径的平分秋色；俄罗斯的主流知识精英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认同感比较强，但也有基于“俄罗斯意识”的理论原创力量；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虽然表现为价值中立，主要关注中国的崛起，但是理论中其实隐藏着意识形态因素。

（一）“韩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

韩国是除了中国之外为数不多的以本国名字命名国际关系学派的国家，甚至他们提出这个口号的时间要早于中国。韩国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时间要比中国早很多，冷战时期就已经紧跟西方。韩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从1950年代就热衷于推动这个学科的“韩国化”，他们认为这关系到韩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尊严。^[20] 韩国的历史有明显的特殊性，历史上与中国保持“事大”关系，近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现在又依附于美国的安全保护。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已经持续将近80年，是大国竞争的角力场。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韩国经济迅速发展，现在已经是世界第12大经济体。韩国人尤其强调自己的“大国”身份，喜欢推广自己的文化，社会科学中有一股强烈的本土主义思潮。韩国国内的反华、反日、反美力量相互交错，政府和学术界不得不平衡与三个大国的关系。

韩国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深刻影响着学术界的认知。韩国对于西方的知识霸权，似乎处于一种迷茫和矛盾的态度。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军政府继承了日本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集权主义经济模式。韩国国际关系学者长期以西方知识和基督教思想作为反对军政府的武器，他们渴求来自西方的知识而不是将西方本身视为殖民主义。^[21] 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冷战后期和韩国军政府统治的后期，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一部分学者开始致力于学术本土化，表现为对美国叙事的解构。尤其是一些左派学者不顾军政府的意识形态高压政策，将西方的批判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引入韩国，如依附理论、国家社团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其目的在于反对韩国军政府对美国的追随和依附政策。^[22]

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实现民主化之后，上述趋势基本上停止，模仿美国再次成为韩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潮流。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个趋势更加明显，韩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使得教育体制变得日趋“商品化”，以及韩国大学热衷于提升自己的国际排名，使得其国际关系学科更加依赖于美国。大学要求教职人员必须在SSCI英文期刊上发表文章作为关键考核指标，导致一部分韩国国际关系学者为了迎合美国人喜欢的研究领域而被美国知识体系束缚。^[23] 到了21世纪初，一部分韩国学者对这种现象愈加不满，认为韩国的学术体系处于美国的学术霸权之下，依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印记，他们明确呼吁建设国际关系的“韩国学派”，以克服殖民主义。^[24] 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一部分学者展示了远大的理论抱负，他们希望让韩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地位。^[25] 在这一期间，一部分韩国学者针对两种理论路径进行了争论：以普遍性为中心的路径和以特殊性为中心的路径。二者都野心勃勃，前者希望获得美国同行的认可，实现与西方理论平等的地位，后者希望向西方和非西方国际关系共同体输出韩国的原创理论。^[26]

“韩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有两种理论创新的路径，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争论贯穿于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27] 这一点非常像今天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韩国的以普遍性为中心的路径的倡导者认为，韩国国际关系理论应该能够与西方标准进行“沟通”和“兼容”，并且建立一种实证主义的、一般性的理论，与西方同行一起尝试修改和改进现有的实证主义理论。^[28] 韩国的以特殊性为中心的路径的倡导者认为，西方道路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因而并不具有普遍性，西方的一般性理论对朝鲜半岛国际政治和韩国政治历史的独特性关注不够，西方思想之所以看似普遍适用是因为韩国学者的模仿。^[29] 他们尤其关注韩国政治制度对于世界政治的意义，主张向世界推广韩国的政治制度。

如何通过以普遍性为中心的路径来实现理论创新？韩国一位年轻学者这样总结：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之间的对话，应该发生在西方国际理论与非西方本土经验之间，以及非西方哲学与西方方法论之间。他建议，可以通过“工具主义”的方法来吸引西方学者与非西方学者进行对话。第一步，非西方学者应该努力学习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后再坚持不懈地尝试从非西方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和补充，以吸引西方学者的兴趣。非西方学者应该审视和积累对各国不同的生活经验的感受和对国际形势的直觉，因为它们是实现国际关系知识改进和“更大多样性”的基本资源，可以以此激励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更仔细地倾听非西方的声音，推动双方的对话。^[30] 还有人建议模仿美国知识霸权形成的过程，将韩国的知识霸权扩展到其他非西方国家。他们反对美国的普遍主义，同时鼓吹韩国式的普遍主义，试图在非西方国家寻找从属于韩国的学术殖民地。^[31]

以特殊性为中心的路径的学者强调从韩国自身的历史角度识别韩国独特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这一派学者认为，普遍性路径不能有助于韩国学派的发展，他们潜意识中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因而对西方的批判并不彻底，只不过是在玩一个由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制定的规则的游戏。这一派学者认为，普遍主义者将反对知识殖民主义的愿望寄托于西方学术殖民者的仁爱，这样做最终会强化美国知识体系的霸权地位。这一派学者尤其强调韩国的政治模式对世界政治做出的巨大贡献。^[32] 他们拥有比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更大的学术和政治抱负。中国多数学者一般避谈“中国模式”，而不少韩国学者则明确强调要将韩国的发展方式扩展到非洲和亚太地区。^[33] 还有人明确宣称，韩国应该积极对外输出理论，韩国政府应该向东南亚、东欧和南美的学生提供奖学金，邀请他们进入韩国大学和研究中心进行学习和交流。^[34]

“韩国学派”的普遍性路径和特殊性路径之间虽然有争论，但是他们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韩国学派虽然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满，但是所有学者均接受了西方的理性认识论。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仍然甘愿做西方认识论之下的被殖民者，另一方面又试图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确立不平等的知识殖民关系。韩国或许试图在非西方国家推广东方主义，但它自身的东方主义思想其实是来源于西方，它既是西方的批判者也是西方的合作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一种可能的创新方式是寻找韩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共性。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曾遭受殖民和忍受分裂，也有很多国家因为各种原因成为大国军事力量之下的被保护者。韩国学者完全可以将本土经验上升为对全世界去殖民化斗争的普遍规律的总结，这样做或许会大大提升韩国国际关系学的国际影响力。

（二）印度本土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相矛盾

印度宣称自己是一个大国，但是很少看到印度的国际关系学者效仿中国和韩国的同行，通过关注印度的崛起以及印度的独特经验创造出国际关系的“印度学派”理论。印度学者似乎更加认为他们应该遵守普遍主义规范，接受西方的学术影响。印度裔学者安明博对这种情况更加了解：虽然也有中国学者反对建立基于独特文化特色的学派，但是在印度，反对知识民族主义的声音要强大得多。^[35] 事实上，在整个南亚地区都很少有人想过要创造自己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问题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人才的断层，年轻学者迫于生计不得不从事政策咨询工作以及区域研究工作，顾不上对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注，也没有精力思考国际体系的变革。^[36]

虽然印度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匮乏，但是印度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普世意义的外交思想和理论。印度教的“非暴力”、“不害”思想对印度的外交理念影响很大。甘地学派是印度国际关系学科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派，非暴力道德哲学带有鲜明的普世意义，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反歧视、反种族隔离运动效仿。印度独立后，非暴力哲学很容易转化成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尼赫鲁学派则将印度教思想从国内层面发展到了国际层面，他的和平共处原则和不结盟原则得到了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赞同。不过，这两个学派都是规范理论，它们不重视经验现实和客观规律，因此不能被称之为国际关系理论。^[37]

印度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发展本土主义（Indigenism）的国际关系学。从2010年代初期开始，印度一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受到中国同行的启发。他们效仿中国学者从先秦思想中挖掘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路径，试图从古印度婆罗门教和梵文经典中探索“本土国际关系术语和语法”，以指导印度的外交政策。^[38]他们坚信，印度拥有远比西方更久远的国际关系历史，应该寻找一种替代西方理论和思想的方案。^[39] 随着印度的“崛起”，这种关于大国雄心的精英话语在最近十几年以雄心勃勃的姿态展现出来，推动了印度国际关系学者的知识自信。^[40]同时，也不排除有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与中国的崛起进行学术话语权的竞争。

例如，有印度学者宣称，随着印度和中国的崛起，“亚洲过去的战略思想很可能重新获得复兴的机会”。^[41] 考底利耶是世俗政治科学的真正创始人，《政事论》对权力和治国之道的理解比西方政治哲学家更为透彻。^[42] 还有人认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针对绝对道德与政治审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可以指导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谈判策略；《罗摩衍那》有助于理解当代印度的安全思想，它比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早了几个世纪。^[43]

遗憾的是，印度的本土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可能低估了发展原创理论的难度，中国学者的经验恐怕并不容易被复制和效仿。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印度历史的多数时期缺乏可靠的史料，历史上的印度比较封闭因而没有太多对外交往行为。印度学者只能采取思想史路径，但是从这些古印度经典中提炼出的观点无法通过印度自身的历史得到实证检验，更不可能通过印度自身的历史经验扩展为普遍性的规律。第二，印度曾经多次经历外族入侵，先后被多个异族统治，整个国家的民族融合程度较低，且宗教信仰复杂。印度的本土主义学者试图将古印度思想家的智慧与今天的外交政策建立直接的联系，但结果是显得非常牵强。而且，佛教和婆罗门教针对人类社会、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的各种现象提供了有影响力的解释，但是本土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拒绝承认这两种宗教的强大传统。^[44] 从时间逻辑上看，印度经历过漫长的穆斯林统治时期，且距离当代时间更近；从空间上看，古印度与今天印度的版图范围大不相同，今天的印度继承的是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以及殖民时期的历史遗产而非古印度的遗产。^[45]第三，古印度的经典著作是用梵文撰写的，今天很少有人使用这种语言，古代经典的真实含义并不能通过翻译的方式得知，学者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诠释古代文字的含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古印度是一个种性社会，古印度经典反映的是等级压迫的哲学，这显然不能指导今天印度的外交政策。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古印度经典之中并不能挖掘出多少有关印度独特性的表述和启示，因而它的原创性意义是比较缺乏的。例如，印度学者还是要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来诠释考底利耶，这削弱了本土主义的创新价值。中国学者基于中国概念和经典的理论创新采取的是社会科学路径，最终目标是研究当代问题；而印度本土主义者采取的是思想史路径，拒绝和绕过当代问题，不能形成一个能有效解释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

（三）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争论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时间比较晚。在苏联时代，国际关系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在1960年代末，国际关系学科才诞生于苏联科学院中，大学里依然没有设立这个学科。^[46] 苏联解体之后，在美国各种基金会的非政府组织的赞助下，这个学科在各个大学出现。俄罗斯的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结构情况一致。^[47]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在与欧洲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围绕“俄罗斯意识”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西方主义（Westernism）、强国主义（Statism）和文明主义（Civilizationism）。在之后的100多年里，俄罗斯与世界的交往方式始终具有一定的连贯性。^[48] 这三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塑造了后来的国际关系学科。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是由这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的。^[49] 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在价值观问题上共识较多，因此他们大多热衷于从事去价值化的实证主义研究。但是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者则往往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取向，并且每个学者的价值观取向决定了他们对某种理论范式的忠诚。^[50] 尽管一些人宣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但这并未阻止他们公开宣示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此外，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智库学者是分工明确的，大多数理论家一般不希望影响政治，但是俄罗斯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一般都希望影响政治。这种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模糊界限，既是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也是它获得全球影响力的重要障碍。^[51]

自由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一直占据俄罗斯知识精英的主流，他们坚信自由民主制度最终会实现“历史的终结”。虽然几十年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在政府层面上矛盾重重，但是俄罗斯的知识精英坚定认为俄罗斯属于西方的一部分并且应该努力拥抱西方，只有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历史上，西方主义在很长时期内是俄罗斯的官方意识形态。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一世都是西方主义者，亚历山大二世认同西方的宪政自由主义。^[52]苏联解体之后，主流知识精英主张与“西方文明国家”建立联盟关系，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非常消极甚至对中国持提防与警惕的态度。他们不认同普京的对内对外政策，认为俄罗斯应该放弃前苏联的历史遗产并且从“后苏联空间”中撤出。他们反对欧亚主义，认为这种保守的地缘政治观念已经终结。虽然普京已经执政20年，但并未改变自由主义者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主导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大学的财政状况非常困难，社会科学家们陷入经济困难，很多人被迫放弃学术研究，或者兼任几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西方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如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在塑造俄罗斯社会科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3]

强国主义也是俄罗斯的重要思想传统。强国主义者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建立强大的工业和军事能力以应对外部威胁。斯大林和普京就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强国主义者，他们将国家的强大和安全置于第一位。本质上讲，强国主义仍然是西方主义的一个变种，强国主义者并不一定反对西方，他们只是强调要通过经济的繁荣与军事的强大来获得西方的认可。强国主义者不一定反对普世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想，但他们反对美国通过扩展民主来维护单极秩序。普京的价值底色其实是自由主义，强国主义只是手段。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强国主义介于西方主义和文明主义之间。俄罗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与强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一致，他们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那里借用了很多概念，但他们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些概念，尤其是将俄罗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融入其中。苏联解体之后，自由主义一度占据话语权的绝对主导地位。叶利钦的改革导致了政治失序、腐败和贫困，北约东扩导致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现实主义的话语才恢复了影响力。不过，直到今天，在知识精英群体中，现实主义者和强国主义者的数量依然不如自由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前者强调俄罗斯的内部失序和外部面临的威胁，后者则认为这些问题是改革程度不够才导致的。

俄罗斯的文明主义者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宗教意义上的文明主义者，另一派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文明主义者。宗教意义上的文明主义者认为，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和西欧文明、亚洲文明在根本上是不同的，他们强调俄罗斯文明在世界上的特殊性，主张恪守“第三罗马”历史使命以及弘扬泛斯拉夫意识形态。^[54] 20世纪，俄罗斯之所以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是因为很多俄国人坚信他们的文明比“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为优越。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文明主义者也就是所谓的欧亚主义者。其中有的学者认为世界本质上是由两极构成的地缘文化冲突。^[55] 还有人认为，陆基文明（重视稳定性、保守主义、尊重传统以及伦理原则）与海基文明（强调活力、创新和变革）之间将会发生重大对抗，今天二者的载体分别是欧亚主义和大西洋主义。^[56] 还有人提出了东正教帝国这种观念，试图抵御西方并恢复俄罗斯的自信心，恢复俄罗斯在欧亚中心地带的地缘政治地位，或者主张与中国、印度、伊朗结盟。^[57]整体而言，文明主义者在俄罗斯的知识体系中处于少数地位，受到自由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的排挤。自由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应该“回归”欧洲，但是文明主义者和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应该从知识上吸收西方，而不是被吸收。亚历山大·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58]是文明主义者的集大成著作，但是他遭到西方主义者的痛恨，2014年被莫斯科国立大学开除，甚至美国政府不惜对他进行制裁。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政府和知识精英的关系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在叶利钦时代，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一致的，政府基本上以自由主义为原则进行经济改革，外交上大致采取的是西方主义路线。普京刚上台之后，强调自己是一位自由主义者。“9·11”事件之后，俄罗斯与美国的合作鼓舞了俄罗斯的西方主义者，他们对普京支持美国反恐的决定表示赞赏，一些人甚至鼓励双方建立基于价值观的更深层次的联盟，尽管普京只是想与西方建立战术上的联盟。^[59] 不过，2012年之后，俄罗斯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和对立。普京甚至剥夺了俄罗斯科学院的财政权力，使得很多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移民国外。普京的外交理念逐渐转向强国主义和文明主义，大力推广“俄罗斯世界”和“欧亚空间”，并且与地缘政治学者进行密切的互动和相互启发。普京认为，“任何与俄罗斯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西方价值观，都是对俄罗斯的内在危险。”“这不再是一场关于领土空间和资源的斗争，而是一场关于思想和价值观的斗争。”^[60] 虽然文明主义和地缘政治理论遭到俄罗斯主流知识精英的反对，但是它显示出了非凡的动员潜力，凝聚了大批俄罗斯民众的支持，以至于当权者和反对派都经常使用相关术语，他们认为地缘政治理论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长期难题提供简单而明确的解决方案。^[61]

（四）日本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匮乏

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科其实非常成熟，但是和中韩两国相比，日本学者并没有发展“日本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有人统计了日本本土国际关系论文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使用情况。在所有的涉及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中，一半数量的文章使用了现实主义，四分之一的文章使用了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反思理论占剩下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日本学者的国际关系理论使用情况，与美国非常相似。^[62] 日本也有人试图建立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叙事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他们事实上依然继承了欧洲中心主义，最终只是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的“衍生话语”。^[63]

日本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匮乏，可能主要是由于如下原因。第一，虽然日本引进西学的时间早于亚洲其他国家，二战之后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但是日本在对外事务上始终高度依赖于美国，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因此日本学者不可能有独立的、原创性的见解。此外，日本人实用主义很强，历史上一般会追随国际体系中的最强者，因此日本人对于探究国际关系中的规律性问题并不感兴趣。第二，日本一直希望摆脱战败国身份，成为“正常国家”，但是日本从来没有提出过有别于西方的国际秩序主张，这一点与中国截然不同。有学者认为，日本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其实缺乏成为世界大国的欲望，而且它们没有思考过自己国家的崛起将会如何改变国际秩序，不试图在西方主导的秩序和规则之外提出新的秩序和规则，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很少有相关话语叙事。^[64] 第三，虽然多数日本国际关系学者的实证研究和区域研究很扎实，但是很少有人从事理论研究，绝大多数学者采取历史研究方法，排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65]

不过，也有一些日本学者曾经思考过日本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和俄罗斯相似，日本也位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以及西方秩序和非西方秩序的连接点。日本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往往涉及到如何看待两种文明之间的关系。酒井哲也（Sakai Tetsuya）认为，从20世纪初开始，日本内化了西方和非西方两种相互冲突的秩序并且日本经常在二者之间切换身份，一个是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另一个是适用于国际社会边界之外的国家的“帝国秩序”。^[66] 有趣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本土的法律并没有机械地应用于它的殖民地，这并不是因为日本的统治者尊重中国人、韩国人、中国台湾人，而是因为日本帝国的“文明”身份需要“落后的”亚洲邻国的存在。^[67]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一部分人文和历史学者非常热衷于研究中国这个东亚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国家，他们试图提供一套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论述。沟口雄三（Mizoguchi Yuzo）认为，研究中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研究中国来重新考虑人类历史的结构性问题，这样做可以让日本超越任何国家或文明，探索真正普遍意义的世界。^[68]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呼吁在日本建立一种“非欧洲”风格的中国研究，他认为中国缺乏“欧洲性”和欧洲风格的现代性才使得中国能够用共和主义取代封建政治制度，日本则无法做到彻底的社会革命。^[69]滨下武志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日本国际关系史学家，曾经担任中国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的院长。他提出了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等西方学者完全不同的对朝贡体系的东方主义解释，认为朝贡体系不是在西方秩序的冲击下而解体，事实上西方国家与东方打交道的时候也在融入朝贡体系，因此今天东亚的秩序依然会受到持续千年历史的朝贡体系的残余规则和规范的影响。^[70]日本学者也对中国学者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很感兴趣^[71]，只不过他们没有体会到中国人的世界主义精神，误以为“天下”体系理论与当年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没有本质差别。

（五）“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基于学理上或思维上的演化逻辑，每一个阶段都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国学者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时间，要晚于韩国，但早于俄罗斯。在198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范式。到了1980年代末，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系统地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72]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学者开始追求和倡导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这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于2000年。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这与历史上西方大国尔虞我诈、战争频仍、争夺霸权的历史经验迥然不同。中国学者不满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因此呼吁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73]在这一时期，很多中国学者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不再从意识形态角度思考问题，而是以探寻客观规律为目的，并且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自觉。

第二阶段大概开始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几年，中国学者开始从破到立，很多人力图构建原创性的大理论。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之后，大概到2015年，秦亚青、阎学通、唐世平教授分别将自己积累的相关研究成果汇集成为专著，将各自的理论分别命名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74]、“道义现实主义理论”^[75]、“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76]。这三位学者的共同特点是均致力于为整个世界创造普遍性的理论，而非仅仅解释中国自己的独特性。他们均在美国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擅长于在欧美的国际关系期刊上发表论文，通过与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对话来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虽然阎学通、唐世平否认自己的理论属于“中国学派”，但是他们却是“中国学派”的关键代表人物。此外，宋伟创造了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关注大国如何设计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77] 与此同时，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贡献智慧，例如哲学家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理论在西方世界被广泛讨论。^[78]上海一部分学者也合作构建了以共生理论为中心的“上海学派”，被认为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最为革命性和激进的一支。^[79]还有很多学者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能与西方同行进行对话的学者比较有限。

第三阶段大概开始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几年，中国各高校国际关系学院的新一代掌门人开始强调重新发现中国的特殊性，用中国话语和中国概念来进行学术表达，“以中国为方法”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而言，第二阶段的“中国学派”学者倡导通过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寻找能解释世界各国普遍现象的理论，而第三阶段的“中国学派”学者则更加侧重于解释中国的特殊性本身。与第二阶段的学者关注建构主义所定义的“文化”不同，各高校国际关系学院的新一代掌门人强调关注中国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文明，中国话语和话语权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关键词。此外，他们还强调政治学本身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因为很多重大国际关系现象如苏联解体不可能仅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进行解释。还有人将历史提升到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强调从历史角度研究政治问题的情景论，尤其是要理解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历史文明基因。之所以出现上述转向，主要背景是中国崛起及其引起的中美竞争和对抗。一些学者不满意于模仿西方思维构建玄奥的国际关系理论，去价值化的理论的意义受到到质疑，甚至一些人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学术价值。

不过，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也引发了来自西方学者的一些尖锐批评，这些意见仅供我们参考。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学者创造的诸如天下、王道等概念只是试图构建另一个霸权体系，与美国的霸权体系没有本质不同。^[80] 不过，这种批评明显具有政治和价值观偏见，我们很难通过学术方式进行回应。今天的中国从未发动战争和建立殖民地即实现了国家的崛起，这与历史上的欧美列强确实有很大不同。

还有人认为，中国学者提出的某些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其实西方学者之前曾经有过讨论，并不是中国学者的原创，而且中国学者在创造这些理论的过程中没有充分引用西方的成果。例如，有人认为，“关系”概念不仅是中国元素，它也存在于西方社会中。英语文献中有很多作品讨论关系主义，如社会网络分析、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结构化理论。^[81]

还有人宣称，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有两大功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为中国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支持。一位德国学者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是中国寻求国家认同和提升全球地位的一部分。^[82] 甚至连非西方国家关系学的推动者安明博也称，中国学派的一些核心思想与中国政府倡导的政治口号重叠，他担心这样会成为官方的政策工具。^[83] 但是这种观点明显夸大了中国学者的政治动机，忽视了他们对客观真理的学术追求，忽视了中国学派的倡导者经常发表与中国政府实际政策不同的意见，而且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并没有接受这些学者发明的术语。中国既然是一个崛起大国，那么中国学者不可避免地会有挑战西方知识体系的动机。至少上述批评观点所描述的现象并不存在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甚至，这种批评观点没有看到中国本土学者之中还有很多更加激进的针对西方学术体系批判的声音，只不过他们不擅于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

此外，还有人批评中国学者“将国际关系理论视作学术共同体内获得优势地位或者强势学术话语权的工具”。^[84] 但是事实上，西方学术界里面，很多学科也有这种现象。学术从业者都会追求思想的传承，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学派的出现和“山头”之间的相互争鸣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

荷兰莱顿大学华裔学者黄一杰（Hwang Yih-Jye）提出了一种很新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学派”可能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一种斗争策略，他们模仿西方理论中的各种范式和概念以假装融入西方主流话语进而改造西方理论，以一种温和渐进的方式与西方知识进行对话，目的是团结非西方世界的反西方理论家，以及西方内部的批判主义理论家，达到反抗和瓦解西方知识霸权甚至最终建立新的知识霸权的目的。^[85] 不过，这种观点可能高估了“中国学派”本身的批判性和学术野心，对中国学者给予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事实上，第二代“中国学派”学者只是希望提供一种与西方不同的知识叙事方式，他们的理论建立在西方学者既有成果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目的是与西方同行进行对话以提升自己的世界学术影响力。他们不仅尝试修正西方理论，也乐见自己的观点被批评和修正。他们思想体系中的国际主义情怀胜于民族主义偏见。第三代“中国学派”学者确实有很强的批判性，但目前没有看到他们试图与西方同行进行对话。或许他们体现了安明博所说的“文化例外主义”。^[86]

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非常有必要，但是也存在着各种主观和客观上的困难。这一节将会分为两个部分，先讨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整体困境，再讨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困境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整体困境

和中国相似，很多非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都有同感，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明显的局限性，而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不可能完全撇开西方国际关系学另起炉灶。但是，一旦他们使用了西方学者发明的概念和理论，就会立即被西方的逻辑同化，无法反映本国的客观事实和利益诉求。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学者曾经对英国学派（或英格兰学派）理论寄予厚望并且效仿其理论创建的经验。不过，英国学派的局限性比较明显，决定了其适用性有限。今天英国学派在英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也没有太大影响力，这个学术团体的成员仅限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少数学校的很少数学者，以及英联邦国家少数学校的很少数学者。此外，英国学派思想的直接来源是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国际秩序和今天英联邦内部的国际秩序。今天英国主流国际关系学已经和英国学派本身没有太大关系，但英国主流国际关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理论建构方法，可能对我们很有启发。美国学者在创造理论的时候，关注的是自变量如何影响因变量，而英国学者则更关注自变量本身的变化，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自变量可能很难独立且稳定地存在并且对因变量造成影响，自变量尤其是会受到各种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87]

建构主义一度在很多非西方国家风靡一时，甚至建构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影响力超过了它在美国的影响力。发展中国家在物质能力方面显得弱小，但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力量。^[88] 尤其是建构主义对文化和身份的强调，使得非西方国家的学者看到了理论机遇，并且有助于推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学者之间的对话。但是，建构主义仍然没有改变西方理论对非西方国家的支配地位。正如安明博所说，虽然建构主义擅于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国际规范，但它仍然忽视东亚、南亚、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种族问题以及各地区之间的文明差异问题。^[89] 多数建构主义文献关注北大西洋国家的安全问题，缺乏对全球南方问题的关注，其价值观仍然是基于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进化思维。目前建构主义似乎不像之前几年那么有影响力。

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很难提出原创性的大理论，因此暂时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实证方法在中观理论方面取得突破。安明博认为，中观理论的兴起一方面激发了西方学者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扩大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非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力。不过，中观理论只能对现有的概念进行经验检验，却不能在新的或以前被忽视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开发全新的概念和理论。^[90] 实证研究并没有解决西方概念和理论对非西方世界的不适用性。例如，西方学者发明了很多关于战争的概念，相关文献汗牛充栋，但是中国历史上却不一定存在与这些概念对应的现象，而中国的很多现象在西方世界是很少存在过的也没有形成理论。虽然我们的理论创新不可能绕开实证研究，但是实证研究一般擅于研究定局而难于研究变局。以实证方法为基础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并未有效解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变化，如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崛起以及特朗普的上台。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可能是非西方国家进行理论创新的重大机遇。

目前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最大困境是学术团队建设的问题。在亚洲，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相当有限，制约了亚洲国际关系学的共识的形成。目前相关的跨国学术组织只有成立于2003年的亚洲政治和国际研究协会（Asian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和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亚太区域分会。这种局面将使得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得到整合，导致学科的分散化，以至于无法追赶西方理论。^[91]

非西方国际关系学还要考虑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方式反对和挑战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这大体分为从西方学术体制之内发起挑战，以及从西方学术体制之外发起挑战。安明博认为，如果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吸引西方主流学者，那么它有可能会失败，“后西方国际关系”不应以激进的议程否认和取代西方国际关系，双方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至关重要。^[92] 这可能暗示了一种无奈的事实，即非西方学者的学术贡献从根本上讲还是不得不接受西方学者的评判。反过来说，西方学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容忍来自非西方的挑战，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美国学者关注和倡导多元化的国际关系学，本身符合自由主义左派的政治理念和议程，即以多元主义为幌子来推广美国国家利益。但是从根本上讲这并不是平等的关系，美国的自由主义左派不会容忍那些致力于颠覆该学科现状的学者，更不会容忍那些致力于颠覆美国霸权的学者。正如安·提克纳（J. Ann Tickner）所说，“赢家很少愿意让输家参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系列辩论”，“虽然失败者对对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它也没有得到主流的回报”。^[93] 西方国家的学术体制和出版商依然牢牢掌控着学术评审权力和信息流动权力，当其他国家的学者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诉求超出西方能容忍的限度之后，美国仍然有可能以政治和学术理由来禁止其表达观点。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理论家杜金遭到美国的制裁，一旦遭受美国制裁其他国家的学术界也不敢与之进行往来。

（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和未来前景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最有可能产生与美国比肩的影响力，因为中国实力地位及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而且提出了一套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的国际秩序的主张。中国学者的任何理论创新，都有较大机会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同行的密切关注。不过，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于理论创新的方向似乎还没有共识。

非西方学者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是，弄清楚本国相对于西方究竟特殊在何处。如果我们不认为存在于特殊性，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在西方之外创建新的理论。中国学者首先应该回答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究竟特殊在何处，以及为什么西方宣称的普遍性理论并没有有效解释中国；更进一步，应该回答西方和美国特殊在何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将西方或者美国的普世性神话降低为地方性知识；最后我们在西方之外开辟真正的普遍性理论，这个理论不仅能够解释中国，也可以解释西方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

例如，有的中国学者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为一个“西方”理论，将现实主义所描述的事实视为西方历史所特有，强调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和平性。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除了中国之外很多国家或者文明的人们在讨论对外关系时都会强调自身的道德价值，并且表现出对和平的追求和对现实主义竞争秩序的拒斥。但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主义普遍规律的支配，违背这个规律会受到惩罚。无论是在古代和现代的欧洲，还是在东亚和伊斯兰世界，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强大解释力。直到今天，大国竞争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线。现实主义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特殊性。如果有人将现实主义理论作为攻击的靶子去建构所谓的“非西方”理论，那么一定是徒劳的。从另一个视角来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本身具有强烈的反对现实主义的倾向，以至于很少有现实主义理论家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具有影响力。中美两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中，只有少数人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

中国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似乎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程度不够紧密。比较而言，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都是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目标。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它们或者被用于解释国际政治的客观规律并且在此基础上制定对外政策，或者被用于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最近几十年部分学者出于在学术界生存的需要，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某种过度创新的现象，以至于变得过于玄奥而脱离实际。比较而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仍存在理论与政策“两张皮”现象。理论最好应该反映出中国当下面临的客观形势、未来世界的变化趋势、中国的利益诉求以及对国际秩序的主张。此外，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少将国内政治因素置于分析框架之内，没有体现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种回避国内政治制度层面因素的做法，将会导致我们的理论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没有触及国际政治中那些真正的本质性的问题。

无论是西方理论还是非西方理论，它是否能有生命力，关键要看它是否能解释现实问题，是否预测了现实世界的发展方向。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很多同仁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很多同行的认可和赞赏。不过，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理论是否反映了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现象和最本质的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创新，一般依赖于从儒家思想中获得启示，例如最新的原创性理论有：儒家天下主义、儒家王道理想、儒家共生主义、儒家和合思想、儒家关系主义，等等。然而，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中，更多是一种价值规范体系和道德话语体系，可能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并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的变化。^[94]在今天，我们世界中最重要的现象和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中国崛起及其引发的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趋于共生的、和合的、公平的、进化的，相反更像是一种不断冲突的、不断对抗的关系。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不仅应体现规范性的价值追求，也应该更好地反映客观世界的变化方向，而不是与之相脱节。今天我们的理论创新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是，应该对中美冲突的根源、性质提供理论上的解释，并且在此基础上提供某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稳定中美关系以及求同存异应该是我们追求的价值和目标，但是理论研究者不应回避和掩盖客观的冲突。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最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智库建设，从事政策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受到政府扶持，很多高校不再优先招聘从事理论研究的年轻学者。然而，政策研究只追求短期的实用性成果，并不追求概念和理论创新，实际上默认只需要使用西方已有的概念和理论就可以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区域国别研究专注于研究世界各国的特殊性，难以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

最后，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是应该发生于西方学术体系之内，还是发生于西方学术体系之外？前者大致对应于前面提到的第二阶段的“中国学派”理论，后者大致对应于第三阶段的“中国学派”理论，不过这两个阶段均存在某些遗憾。前者试图论证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普遍性并且得到西方同行的认可，因而对西方的批判力度较弱。不过，今天世界的客观趋势是中西之间的对抗趋势日益明显且难以逆转，寻找彼此的普遍性已经非常困难。后者虽然对西方进行强有力的批判，但又过于强调中国特殊性而导致了理论的内向与自守，拒绝与西方同行进行对话导致依然无法撼动西方的知识霸权。^[95] 值得警惕的是，最近中美之间的人文和学术交流出现了脱钩的迹象，国际关系学者首当其冲，这将会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四、去殖民化——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可能的发展方向

虽然最近十几年来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的一股强劲潮流，但是相关创新依然很有限。主要是有几个原因。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史不足以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必要的经验基础。中国的先秦时期和秦朝之后的帝国时期是为数不多的被中外学者寄予希望的学术矿藏，但是先秦时期的霍布斯式国家间关系以及中国帝国时期的等级制国家间关系，都与今天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有很大差异，能为今天提供的启示比较有限。而南亚、中亚、中东更没有成熟的国际体系。

其次是英美国家的政府和知识精英对非西方学术界的控制正在变得日趋隐蔽。英美国际关系学科一开始公然宣称种族主义和西方文明至上主义，后来则以全球世界主义作为掩饰，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及民主、善政和安全等话语来掩盖霸权国家的利益。^[96] 二战之后，虽然殖民主义瓦解，但它仍然以某种方式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文化影响，并且通过意识形态来支配相关的知识形式。例如，国际关系学科中有很多文献和战争是相关的，但是很少有人关注殖民战争及其遗留的问题。^[97]

再次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学术体系自身的因素。英语是世界上最为通行的语言，因此一种学术观点要想获得全球性的影响力，必须使用英语进行写作，但是很多非西方国家学者的英语写作水平达不到被有影响力的英文期刊发表的要求。此外，学术评审体系本身不利于边缘性观点的生存，因为一个学者在投稿的时候只有去迎合多数，他的文章被发表的可能性才会比较大。因此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只有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已经很有影响力的资深学者才有机会尝试挑战与西方主流理论不一样的观点。

（一）从殖民主义到自由主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工具性

西方国际关系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只不过被巧妙地隐藏起来。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各种争论，如和平主义和战争主义的争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左翼和右翼的争论，都只不过是假象。这些理论实际上都带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假定，从来没有摆脱这个禁锢。^[98]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理论范式明显地体现了种族主义。^[99] 建构主义理论实际上仍然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可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

殖民主义是19世纪欧洲强权时代的主导国际规范，自由主义是20世纪美国霸权时代的主导国际规范。英国早期国际关系学科以确保大英帝国的利益、维护大英帝国的治理为目的，体现的是达尔文主义、科学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指导思想。美国学者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初衷则是推动自由主义秩序，巩固和捍卫自由主义霸权。^[100] 美国的自由主义批判了欧洲的殖民主义，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另一种更为隐蔽的不公正秩序。

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是在针对认识论（知识生产的过程）、本体论、方法论进行辩论，很少有人关注学科内的权力关系和知识生产的后果，尤其是关注理论、理论家与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西方的学术界从来不是自主性的“象牙塔”，大学和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维护种族主义等级制度合法性的工具，真正在学术体系内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在政府中担任过职务，他们将种族主义嵌入到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例如，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曾经在东印度公司担任官员；马汉担任美国海军上将的经历增强了他作为学者的信誉；基辛格之所以有巨大影响力是因为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卿。西方国家的很多左翼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字中推行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101] 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家曾经经历过数次大辩论，但这些理论家本身就曾经担任过政策制定者或者政策顾问。他们的辩论都是基于一个共识的基础之上，即假设世界秩序是由美国主导的，因此这些辩论都只不过是家庭内部的纷争。^[102]

美国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学者为了获得项目资助，必须讨好企业和商界，因为项目评审委员会的很多成员来自于商界。此外，商界是美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政客是为商界的利益服务的。这使得即使学者试图与政治保持距离，他们的作品仍然会被用于政治目的。^[103] 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网络遍布全世界，这确立了美国知识体系对全世界的支配力量。例如，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也曾经资助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但是后来它们发现资助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2005年之后它们停止了资助，转而增加对其他学科的资助力度。

（二）去殖民化作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方向的可能性

冷战之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价值优势，并且已经维持30年，但是这是以美国和西方的实力作为前提的，一旦美国实力或者相对实力出现衰落，这种道德与制度优越性的假设就会受到动摇。2003年之后美国在伊拉克的挫折暴露出美国实力的有限性和道德的缺陷，2009年之后美国的政治极化暴露美国政治制度的弊病，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美国内外政策的问题并且进行反思。这也正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宏观背景。

西方价值观假定了西方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质性，暗示了西方之外的国家没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与意识形态根基，非西方世界必须被动地等待被西方定义的全球化所同化。然而，今天世界遇到了新的问题，即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本身对全球化不满，甚至试图颠覆自己创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换句话说，西方价值观的普遍性遭受动摇，挑战不仅仅来自于非西方国家，也来自于西方和美国的内部力量。西方内部的政治变化给非西方国家提供了教训，它们努力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现实和寻求自我保护，而不是继续依赖于以西方化为基础的同质性所带来的好处。

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假定单一的现代性，认为世界各国的社会将会因为现代化进程而最终趋同，因此不需要西方之外的社会科学，只需要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即可。然而，单一现代性被世界普遍接受的前提是西方和美国具有超强的实力，但是今天美国内部的政治矛盾愈演愈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多元世界远远比单一现代性更加复杂。非西方理论的目标则是推动多元的现代性和后殖民的现代性，寻找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并且揭露西方现代化道路中违反现代性的手段，如殖民扩张、种族杀戮和阶级压迫。

从非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层面来讲，西方和美国理论的普及使得这些国家的学者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普及则使得他们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技能。不过，很多人也看到，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并不能解决不同国家和不同族群之间的价值观分歧，也不能改变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也不能缓和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各自国内社会的矛盾。很多国家经历了引进—批判—创新的过程。批判理论和规范理论有助于结构西方的现代性和知识霸权，但是最终还是要建立新的正面启发的理论体系（positive theories）。这是更为艰难的过程，但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理解国际现象并且提供一套连贯的概念。^[104]

从去殖民化的角度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有两种路径和方向，一种是非西方国家学者的集体合作，而非某一个国家的学者的努力，另一种是来自西方中心国家学者的学术推动。

就第一种路径而言，亚洲的中国、韩国、印度，以及中东地区、非洲地区和拉美地区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确实有去殖民化的抱负，但是其中每一个国家自身的经历又很有独特性，对去殖民化的理解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有的国家将美国视为去殖民化的对象，有的国家希望借助于美国的力量实现去殖民化。同时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又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共同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这些国家的去殖民化思想只能仅仅有助于解释本国面临的问题，不能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很难获得接近于西方理论的学术地位。他们只有努力寻找共性而非个性，才能产生一种统一的与西方对立的去殖民主义知识体系。这样的理论显然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国家的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全球南方的学者应该团结起来，才能有机会挑战全球北方学者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叙事，减少全球北方的政策制定者对学术的影响。^[105]在这个问题上，韩国部分学者比中国学者有更清醒的认识，强调应该与中国和日本的同行进行合作才能将其推向前进。^[106]

第二种路径认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使命的最终实现，仍然取决于西方学者的贡献，即这个学科的非殖民化必须发生在西方国家才能实现这个学科的民主化。陈庆昌认为，西方现代性以自我-他者二元论为假定，在西方现代性的支配下，国际关系将国家主权置于所有其他类型的政治共同体之上，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的国家建设经验，使得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成为所有人的榜样。此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语法霸权使得人们无法质疑西方本身，因为西方本身已经通过实证主义确定了一套衡量其他国家产生的知识的方式是否合法的标准，因此西方的知识永远无法被替代。其他国家的学者按照西方确立的历史主义轨迹来“追赶”西方的国际关系学是几乎不可能的。^[107] 换句话说，构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着手点并不在于国际关系层面，而在国内政治或者世界政治层面。目前亚洲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不涉及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先验假设的质疑，也没有触及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和质疑。石之瑜也说，政治科学家需要建立一种不假设固定本体论或固定目的论的关于民主的认识论，这种民主能够抵制任何意识形态的固执己见。^[108]更直率地说，只有当西方内部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时，处于西方中心国家的学者才会被迫建立新的认识论来实现学科的民主化，这些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学派更有可能出现在西方学术体系内部而不是非西方国家。

五、结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

中国是非西方世界中最大的国家。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将会对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同行产生示范作用。目前我们有两种学术心态值得商榷。第一种是将现实主义理论作为批判的靶子，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旨定义为“和”或“合”。但是这样的理论创新，其实放弃了应有的斗争性，实际上是迎合或默认了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其中的不平等原则。这种思想在指导外交政策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妥协退让的倾向，甚至把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中国。而且，这样的理论也缺乏实证上的支持，因为只要稍微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史，就知道现实主义对中国同样适用。

另一种是过度强调中华文化或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本身无法被证实或证伪，而且本身无法形成一种理论。西方自由主义者不断强调他们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推广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样的文献不计其数，中国学者如果复制这样的模式等于掉入“黑格尔陷阱”，并不能找到超越文化和文明之上的普遍性客观规律。此外，要注意的是，强调自己文化和文明的优越性，往往会错误地指导本国的对外政策，给本国利益带来相当大的伤害。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不应犯同样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方向可能需要有所调整。中国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大多是从价值中性的视角进行讨论，受到西方学术体系的影响较为深刻，只有极少数学者采取了去殖民化的视角。^[109] 与韩国、印度、中东、非洲、拉美不同，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半殖民地但从未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所以中国又是整个非西方世界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去殖民化问题没有成为联系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学者共同兴趣的一个领域。过去一段时间及当下中国学者热议的话题是国家的崛起，尤其是讨论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关于大国崛起和竞争的普遍性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家追求的是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普遍性，而不是中国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普遍性，很少考虑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想所需，对世界上弱势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关心不足。如果我们只是研究中国崛起并且只考虑中国的利益，那么就可能会复制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警告过的霸权统治逻辑，或者说可能会复制西方的“衍生话语”而不是破坏殖民主义现代性的逻辑。^[110]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过去30年的发展，正好是冷战结束之后的30年。在此之前，我们没有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换句话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实际上深刻地受到了冷战之后世界全球化、自由化、美国化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没有必要提出一种超越西方的国际秩序观，中国应该遵守而不是取代西方和美国主导的秩序和规则。而今天，情势已经大为不同，世界逐渐进入逆全球化、反自由化、去美国化的时代。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美国内部的政治极化斗争以及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正在严重冲击世界秩序，也不可避免地会冲击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更坦率地说，过去30年里，我们这个学科所积累的部分知识和创造的部分理论，在今天可能不再合时宜。这或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挫折，但也会迫使我们进行反思，进而生产出更有影响力的成果。

未来有影响力的非西方国际关系学，一定是基于对各国国内社会的观察，而不是囿于国家之间交往的层次。中国的真正独特性在于，它的历史中蕴含着一种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独特现代性，也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中国是第一个发展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国家的地方。”^[111] 中国70年发展的历史经验，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扬弃，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既没有复制西方国家殖民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没有像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将自己重新置于西方国家的殖民之下。在全世界的非西方国家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作斗争的经验最为成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价值是，为非西方国家贡献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普遍性知识，中国历史经验可以比西方经验更有助于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前现代走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