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满：政党领导力与政治发展：中美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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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领导力与政治发展：中美比较分析

张春满※

政治发展是政治学研究长期的重点与热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研究政治发展尤其是大国的政治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政治秩序发生变动往往有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两个主要走向。也就是说，政治发展的反面就是政治衰败，两者是政治秩序的两个面向。这启示我们，对于政治发展的研究可以以政治衰败作为参照。在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两个大国是中国和美国。通过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历了长足的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力是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党建，通过提高政党适应性来推动政党领导力的巩固和提升，最终成功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而处于后现代社会转折期的美国在过去的二十年却经历了政治衰败。美国的竞争性政党制度走向了一种失灵的状态，逐渐从政党竞争退化为政党恶斗，并且最终导致了否决体制的出现。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美国的政治衰败关键点都在政党，政党中心主义的比较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政党与政治秩序的复杂关系。

本章的研究脉络如下。在本章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会介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出场背景及其主要争论。在此基础之上，本章在第三部分提出以政党视角来研究政治秩序的两个方面：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第四部分内容讨论党建如何引领中国的政治发展，文章会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政党领导力及其影响。第五部分内容讨论在政党领导力丧失的情况下，美国的两党恶斗如何导致了政治衰败的发生。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出场

政治发展理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者首先提出的重要理论。时至今日，对于政治发展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政治发展理论研究日益兴盛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政治发展理论得以出场的背景及其主要学术争论。西方国家自从启蒙运动之后开始正视自身存在的政治问题。尽管在18和19世纪涌现出很多重要的政治理论，但是这些并不是现代的政治发展理论。启蒙运动之后产生的这些政治理论为西方国家的学者在20世纪提出政治发展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是20世纪中期的产物，是一系列因素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结果。

首先，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出场的时代背景是二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与此同时也孕育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二战之后，世界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新生国家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亚非拉新生国家的出现给政治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二战之前，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对象是那些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大国。像英国、法国、中国这些国家具有很长的历史，具有非常复杂的政治体系。那么二战结束之后的这些新兴国家的政治该是何种景象？这些国家的政治如何向前发展？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政治学者做出回应。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其次，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出场来自于美国掌控世界霸权的需要。从功利的角度来讲，掌握了世界政治和军事霸权的美国需要掌握世界的学术霸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美国经济在产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世界的学术话语权掌握在欧洲老牌国家的手中。二战结束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元气大伤，美国崛起为整个资本主义阵营毫无争议的主导国。20世纪30、40年代，欧洲大量的学者尤其是犹太裔学者来到美国定居和执教，这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为掌握了世界的政治和军事霸权，加之大量学者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美国学者面对欧洲学者就有了更强的底气和信心。政治发展理论在20世纪中期是一个新理论，目的是要从理论上为广大新生国家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美国政府资助大量学者开展政治发展研究，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扶持美国的学术发展，更主要的目的是掌握世界的话语权和学术霸权。因为一旦这些新生国家接受了美国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将对维护美国霸权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最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出场体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冷战就揭开了序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全方面竞争。其中，比较激烈的竞争就是意识形态的竞争。政治发展理论与意识形态关联极大，因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就决定了它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苏联和美国都需要争取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支持，都希望这些新生国家拥抱和支持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按照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所有国家都会走上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道路。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于政治发展道路有自己的选择和理解，他们认为政治发展模式不会是唯一的，而应该是多元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只适合这些国家，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需要依靠本国国情来探索。

二、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三种研究路径

对于西方学者来讲，开展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毫无争议。但是对于如何开展具体的政治发展研究，西方国家的学者对此莫衷一是。他们的学术争论可以被简单归结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三种路径：亨廷顿—维纳路径、阿尔蒙德—派伊路径、金斯伯利-福山路径。

（一）亨廷顿—维纳路径

本文把西方政治发展研究的第一种路径称为亨廷顿-维纳路径，这种研究路径提倡一种区域主导型的政治发展研究。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美国乃至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重镇。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教授迈伦·维纳（Myron Weiner）牵头在1965年召开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发展联合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内部影响政治发展的诸多问题。

按照亨廷顿-维纳路径，政治发展研究的区域限制是非常严格的，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发达国家不需要研究政治发展问题，只有发展中国家面临政治发展问题。亨廷顿的代表作之一《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尽管书名中没有标明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全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一旦要涉及到西方发达国家，亨廷顿非常注意概念上的区别。例如，在他的一篇重要研究论文《政治现代化：美国对比欧洲》中，他非常明确是用了政治现代化这个概念来讨论西方的政治发展问题。[①]当然，亨廷顿本人的政治发展理论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虽然他严格限制政治发展研究的空间范围，但是他非常看重政党和制度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二）阿尔蒙德—派伊路径

本文把西方政治发展研究的第二种路径称为阿尔蒙德—派伊路径，这种研究路径提倡一种议题主导型的政治发展研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     白鲁恂（Lucian Pye）二人都是美国顶尖的政治学家。就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发展联合研讨会召开的同一时期，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建立了一个比较政治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这个委员会由阿尔蒙德和白鲁恂共同主持，主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出版政治发展研究丛书（Studi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与亨廷顿-维纳路径不同，阿尔蒙德和白鲁恂没有把政治发展研究的区域限定在发展中国家。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重要的议题上，也可以理解为重要的因素或者变量上。二人主编的政治发展研究丛书出版了多本非常流行的政治学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官僚与政治发展》《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政党与政治发展》《教育与政治发展》等等。从题目我们就能发现，每一部著作都是从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着手来分析其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并不是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而是寻求一个比较广义的普遍性的研究结论。例如，这套丛书曾经出版了《欧洲和美国政治发展的危机》，这本书的研究就超越了亨廷顿和维纳路径的地区限制，转而关注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

（三）金斯伯利-福山路径

本文把西方政治发展研究的第三种路径称为金斯伯利-福山路径，这种研究路径提倡一种过程主导型的政治发展研究。与前两种路径相比，金斯伯利-福山路径出现得相对来讲是比较晚的。丹米恩·金斯伯利（Damien Kingsbury）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学者，他在2007年出版了《政治发表》一书。在这本书中，金斯伯利认为：政治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政治发展不指代出一个特定的目标，它指代的是特定的过程。[②]金斯伯利对于政治发展的看法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的观点如出一辙。

福山在早期以“历史终结论”闻名于世，但是近些年来他的学术思想发生很大的改变。尤其是《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出版，更是让我们看到了福山对于政治发展的认识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在这本书中，福山提出：政治秩序的延展是一个过程，但是不是历史决定论的。现实状况的巨大改变具有潜力改变政治发展的状态。[③]福山和金斯伯利虽然一个是美国学者，一个是澳大利亚学者，但是二者都是承认政治发展是一个过程，涉及到国家能力、制度建设、法治基础的培养和发展等等。与前两种研究路径相比，毫无疑问，过程主导型的政治发展研究更加具有广度和深度。这也体现出政治发展本身具有丰富和深刻的内容。

三、政党视角下的大国政治秩序

国内外学术界对政治发展与政治秩序的研究由来已久。在20世纪中叶，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和广泛的兴趣。这本书出版于1968年，至今已经被学术界的研究者引用了17386次，成为了政治秩序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亨廷顿的这本著作虽然出版地很早，但是事实上，这不是政治学界最早对于政治秩序的研究。在1948年，美国雪城大学的学者保罗·奥普勒比就在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期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政治秩序的影响》论文。[④]近些年，随着亨廷顿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重新关注政治秩序，关于政治秩序的研究又掀起了一波新的高潮。尽管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的研究不是最早的，书的篇幅也不是最宏大的，但是毫无疑问是影响力最大的。

在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研究中，他关注了政党这个因素，但是他没有采用一种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他的研究起点是广大亚非拉新生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是从现代化的范式下思考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的问题。他为我们理解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很好的路径，但是他没有充分地分析大国政治秩序的变动，更没有从政党视角下来分析大国政治秩序的变化。本文认为，政党视角下的大国政治秩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大国政治秩序变动会引起世界政治秩序变动

    大国政治秩序研究具有的首要学术价值是大国政治秩序变动会产生巨大的世界政治影响。世界上大约有200个主权国家，大部分是中小国家，一部分是大国。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中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大国是能够左右国际局势的。例如，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大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世界的心。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的研究，大部分研究对象是中小国家，这些国家对于世界政治秩序的影响力比较小。而大国政治秩序的变动，不管是政治发展还是政治衰败，都不仅将对自身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更是能够影响到世界政治秩序。例如，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国政治秩序变动的影响力会比以往更加广泛和深远。这是因为全球化实现了人员、信息、资源、物品等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互联网的广泛发展使得全世界人民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一旦大国国内的政治秩序发生了变动，它的影响力会迅速超越本国的领土范围而引起地区和全球的政治变化。如果政治秩序的变动是政治发展，那么大国对外的影响往往是比较积极的；如果政治秩序的变动是政治衰败，那么大国对外的影响往往会比较消极。

（二）大国政治秩序变动会引起世界经济波动

    大国政治秩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大国政治秩序变动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是天然的、紧密的、直接的。1991年和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相继授予了制度经济学大师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这表明经济学界正式承认制度对于经济表现具有重大的影响。当今美国知名的政治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聚焦在探讨政治制度对于经济的影响。[⑤]这些制度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国家理论、产权和规则都是政治秩序的重要内容，他们的研究表明政治制度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直接的、长期的。[⑥]政治落后的国家的经济表现往往逊色于政治发展较好的国家的经济表现。大国往往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国内政治秩序发生变动必然会将影响传递到经济领域。如果政治秩序的走向是政治发展，那么经济表现会因为政治发展而变得更好。健康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稳定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石和保障。如果政治秩序的走向是政治衰败，那么经济表现则必然会因为不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变得很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国的经济表现往往又会左右世界经济的表现，所以大国政治秩序变动会引起世界经济的波动。而一旦世界经济出现变动，亿万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都要受到影响。

（三）政党是引起大国政治秩序变动的主要变量

    引起大国政治秩序发生变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政党是最核心的变量之一。在既有的理论文献中，从政党的视角出发考察大国政治秩序变动的文献还比较少。在亨廷顿的研究中，他提到了政党与政治秩序的关系问题。然而，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党员人数逐渐减少，政党社会基础的空心化进程不断加剧。[⑦]国外学者纷纷抛出“政党衰退论”甚至“政党结束论”。这导致了政党逐渐在政治秩序的讨论中缺位。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逐渐表现出不断增强的极端化趋势。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和美国的茶党的迅速崛起就是这一趋势的标志性事件。国外政党极端化的不断加剧正在对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发挥执政党的引领作用，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健全国家法治与规章制度，推动国家政治发展不断向前。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动国家政治发展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动力和组织保障。从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实践发展可以看出，政党已经成为了引起大国政治秩序变动的主要变量，是理解现代政治发展变化的重要抓手。近些年，我国政治学界正在大力倡导政党中心主义研究范式。[⑧]本文将采用政党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对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处于后现代转折期的美国政治衰败进行比较分析。

四、党建引领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各方面事业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不仅经济发展迅速，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我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功开辟出一条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新道路，为他国推动政治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政治发展的定义很多，亨廷顿没有为政治发展提供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他认为政治发展的定义包含两个必要内容。第一，政治发展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息息相关的；第二，政治发展既然与现代化相关则必然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过程。本文对政治发展的定义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走向制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的一种政治状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成功构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从此中国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全面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均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加强政党自身建设，先后建立和完善了退休制度、反腐败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完善民主集中制、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执政协商制度、建立基层民主制度等等，从而使得政治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12年召开了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代的中央领导集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在继承过去政治发展成果的基础之上，积极布局和统筹推进新时代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事业。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的提出和落实使得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更加稳固。更加难得的是，通过接近十年的不懈努力，以党建引领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成型。

    （一）中国政治发展的表现和政党根源

         中国政治发展的最新表现有很多，本文主要聚焦在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更加成熟稳定和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不断增强等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为了实现这个执政理念就必须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切实满足和回应社会的需求和呼声，推进责任政治建设。[⑨]进入到新时代，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中国共产党积极面对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推动各级政府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手段提高执政的水平和能力。2017年，人工智能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更是明确提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地方政府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所推行的“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等新改革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服务效率和范围，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政府服务的需求。在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就“全面提高政府效能”这一主题进行了专门论述和提出了目标要求，这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现实表现。

进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保障。为了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能够更加成熟定型，党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和缜密部署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大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犹如定海神针，是整个制度建设的基石指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顶层设计安排，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实现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积极推行纪检监察制度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这些新的改革举措的落地生根，使得政治发展面貌出现了新的历史性的进展。

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个主要表现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党中央日益重视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1997年，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提出: 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江泽民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进一步加快了实现依法治国的步伐。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系统的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结果必然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获得提高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一步，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必将长远地影响我国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社会转型期实现政治发展，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党的领导和党建的持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的政治发展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治化，保持政治稳定和政治良序，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⑩]换句话说，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特色和动力源泉是党的领导和党建引领。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更是中国政治发展事业的领导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党的建设不仅事关党自身的发展，更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部署。新时代党的建设包括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并且需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已经超出党的建设自身，深刻关系、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建设。[11]中国政治发展之路是渐进、内生的党建引领之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广泛真实有效的国家治理，发展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目标是确保公民的平等参与和平等发展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的全面发展。

党建引领的政治发展模式对政党领导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放眼全球，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普遍缺乏政治领导力，深陷选举政治的内耗之中而无力就国家的发展大计提出长远规划。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大部分政党以学习西方政党模式为主，也没有注重政治领导力的培养。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注重发挥执政党的政治引领作用。有了党这个坚强有力的的领导核心，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有了坚强的组织保障。这个稳定的政治领导核心不仅保证了我国社会的长期安定团结和国家统一，更是有有利于积极调动和整合各方面资源，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新时代，为了进一步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和推动党建引领政治发展的模式走向深入，党中央提出要坚定践行“两个维护”和“四个意识”。这是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新时代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促使社会凝聚力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关系密切，良好的政治环境是社会和谐安定的政治基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及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12]也就是说，政治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进入到新时代，我国政治体制机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和国家自豪感不断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深入各族群众的内心，社会凝聚力空前强大。社会凝聚力提高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优势是全社会抗风险的能力会得到增强。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疫情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因为有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政治发展所支撑的社会凝聚力基础，我国才得以能够在第一时间采取果断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疫情控制住，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基本恢复。广大群众对于政府抗击疫情的安排采取了服从配合的积极态度，众多党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坚持忘我地工作，全社会没有因为突发疫情而陷入混乱，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而在国外政治发展落后和政治衰败的国度，疫情对社会的冲击造成社会动荡、治安环境恶化、民众非理性发泄甚至社会撕裂等高度不稳定的社会局面。无论是从感染人数还是从死亡人数的角度来衡量，我国抗击疫情的表现在世界主要大国和中等国家中都是表现最好的。这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和果断决策，也离不开整个社会的配合。

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能反作用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迅速，生产力不断迈向新台阶。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积极推进政治发展，在政治体制内解决束缚经济发展的障碍和限制因素。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推手，不断深化改革，为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保驾护航。近些年，我国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增长逐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更加兼顾环境保护和长远利益。与此同时，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升级正在加速进行，中国经济新动能不断增强，外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续看好。即使在遭遇罕见疫情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韧性十足，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各方面经济指标都有了明显的回升。而反观国外，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频繁，在疫情的打击下更是出现了经济危机的苗头，经济发展前景黯淡。

五、两党恶斗导致美国的政治衰败

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是政治秩序变动的两个主要走向。既然存在政治发展就必然存在政治衰败。本文对政治衰败的定义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出现了系统性的紊乱甚至失序，从而导致政府运行不畅、政治制度失灵、政治氛围紧张等一系列问题的一种政治状态。政治发展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政治衰败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经历过长足政治发展的国家也可能发生政治衰败。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不一定天然就是政治衰败的国家，经济上发达的国家也不一定天然就是政治发展的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发达国家也会发生政治衰败现象。美国就是发达国家出现政治衰败的典型代表。

    （一）美国政治衰败的表现和政党根源

美国的政治衰败有诸多表现，包括政府效率下降，政府运转不畅，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锐减等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表现是否决体制在美国的出现。2019年初创纪录的美国政府的部分“关门”就是两党争斗极化和美国政治衰败的一个表现。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曾经多次围绕政府财政拨款无法达成一致而导致政府“停摆”“关门”。但是历史上的政府“关门”往往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两党会争取尽快形成共识避免国家遭受更大损失。而2019年初的这次政府停摆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造成是损失数额非常巨大。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把美国的这种体制称为“否决体制”。[13]所谓的否决体制是指两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互相否决对方的方案，只为了使对方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换句话说，是为了否决而否决，是一种不理性并破坏力极大的政治行为。在特朗普上台以来，民主党一直依靠“通俄门”调查来打击特朗普。尽管最终联邦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报告没有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但是民主党内部不断有呼声要求弹劾特朗普。尤其是以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首次当选为众议员的四位年轻的民主党女议员（激进派四人组），更是多次呼吁对特朗普进行弹劾。随着今年9月份“通乌门”（又称电话门）事件的爆发，美国两党的斗争进一步加剧。多次压制党内弹劾呼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19年12月成功发起了对特朗普的弹劾。特朗普也因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弹劾的美国总统。

尽管最终没有成功弹劾特朗普（因为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着弹劾进一步形成对立的斗争局面。而且因为弹劾案和两党恶斗，美国政府没有对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采取足够的重视态度。美国国会参议院直到2020年2月5日才投票否决了针对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确定特朗普无罪。而在此之前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社区进行传播了。美国时间1月21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就确定了美国境内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然而因为弹劾案的影响，美国两党及美国政府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应对弹劾案上，对疫情防控显然是没有采取足够及时有效的手段和措施。这导致疫情迅速在美国传播，美国成为了整个世界疫情的“震中”。如果美国政治运转正常的话，依靠美国强大的科技和医学能力，借助美国先进的出入境管控手段，及早控制住疫情传播是非常有可能的。即使不能完全控制住疫情传播，也能极大地降低感染人数和致死率。

那么美国政治衰败的根源在哪里？本文认为一个主要的根源就是美国的政党政治出了问题。两党制下的竞争性政党的关系由政治竞争演变成了政治恶斗。美国是两党制国家，两党制的政党制度在美国已经运行了将近两百年。历史上，两党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政策斗争，而非互相攻讦。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两党政治是比较温和的、理性的、有序的。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比较重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利益。然后在过去20年中，处于后现代转折期的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加剧到了一个水火不容的境地，两党争斗已经进入历史罕见的白热化阶段。两个政党纷纷为了本党狭隘的党派利益而置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开展内耗性的攻击和斗争。政治斗争在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迅速突破了政策竞争的维度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攻讦和无情打击之势。在美国建国之初，美国的先驱们是反对政党政治的，他们认为政党会为了维护自身狭隘的利益而损害美国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美国国父们的担心不幸成为了现实。目前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的政党极端化会缓解，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两党恶斗会出现缓和。在新冠疫情和大选年的双重刺激之下，美国的政治衰败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将对美国的社会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二）美国政治衰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美国政治衰败致使美国社会内部分裂严重，种族和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国内存在各种种族、族群、宗教、社区。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熏陶下，美国一直试图用大熔炉政策来团结美国社会。然而事实证明，大熔炉政策并没有完全成功，今天的美国人对种族和身份意识的看重，对他人身份的恐惧在与日俱增。特朗普的上台及其白人至上主义的倾向大大地激化了美国社会的内斗，导致美国公民的身份意识更加强烈。围绕着控枪、移民、种族关系等问题，美国人都在选边站队，而不是在努力制造共识。与此同时，反智主义在很多政客的煽动下在美国社会广泛流行。白人至上主义正在美国逐步演变为“白人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2019年4月5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白人至上主义正对美国安全形成持久性、蔓延性的威胁。美国弗吉尼亚州小城夏洛茨维吉尔市在2017年8月突然爆发惨案。白人至上主义者因为不满该市决定拆除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罗伯特·李的雕像而发起仇恨集会，集会的反对者与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随后发生了冲突，造成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这样的种族斗争悲剧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会出现更多，因为这是社会撕裂和对立的必然结果。在2020年5月份爆发的抗议警察“跪脖锁喉”致黑人男子死亡的抗议示威活动中，已经有几十个城市出现了打砸抢烧和警民冲突。特朗普强硬的带有挑衅的话语进一步刺激了抗议者的神经，导致非洲裔美国人愈加对社会不满。美国社会表面平静之下其实暗流涌动，美国的社会撕裂随着川普的种族歧视言行会进一步深化，美国的大熔炉政策面临破产的窘境。

美国的政治衰败致使国内经济形势前景不明，经济危机开始取代经济繁荣。美国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在2008年爆发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采取破天荒的大规模救市政策才挽救了美国经济。然而随着美国两党恶斗不断，美国政治衰败形成加速趋势，对美国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更加强烈。特朗普上台以来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短时间内在税制、监管、能源、贸易等领域推出了不同以往的改革举措。根据特朗普签署的减税法案，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率将从现在的35%降至21%。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大部分税率也有所下降。特朗普极力削减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措施，放松了对市场的干预。他对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和石油行业非常支持，在他的任期内，美国传统能源行业迎来了快速增长。特朗普对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北美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的贸易关系充满不满情绪，上任以来已经陆续与很多国家签订了新的贸易协议。这些新的贸易协议必须按照他所谓的“自由、公平、互惠”的原则以有利于美国的形式签署。

在这些强力经济改革的刺激下，美国经济确实呈现出了繁荣景象。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GDP增长率长期维持在2%以上，在个别季度甚至突破了3%。美国股市顺势飙升，道琼斯工业指数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失业率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也在缓步下降。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美国经济基本面中也存在一些危机信号。例如，美国2019年第二季度GDP只增长了2.1%，低于前一季度3.1%的增速。2019年以来，美联储不断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测，更是凸显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乏力。更加令人担心的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主要指标在2019年8月份短暂发生倒挂，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下降至低于2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水平。在美国，收益率倒挂的出现，长期被视为美国衰退的先兆之一。进入到2020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的蔓延，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大萧条的种种迹象。美国股市经历了历史罕见的四次“熔断”，三大股指均从高位快速下跌。多名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风险巨大。最终在美联储天量资金的扶持下，美国经济才步履蹒跚地走完了2020年。美国经济之所以从特朗普上台之初的繁荣迅速走向了今天的萧条，不仅仅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从根本上来看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僵局造成的。两党恶斗导致国家经济政策混乱，政府债务不断攀升，民众对于国家的信心也在下降，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和制度建设迟迟无法取得突破。举例来讲，奥巴马政府在任期间尝试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从而确保美国在新能源领域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保持技术的领先优势。然而特朗普上台之后完全推翻了前任政府的清洁能源发展计划，转而大力支持石油和煤炭等传统能源的开发。如此摇摆的政策怎么能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呢？相互拆台式的两党对抗正在削弱并将持续削弱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和信心。

六、结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风云变幻，机遇与挑战并存。回顾过去，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坚持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果丰硕，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14]展望未来，党建引领政治发展的模式必将进一步成型成熟，为世界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新路。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应该不满足既有的政治发展成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新时代的政治发展谱写出新的亮丽篇章。为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踏踏实实地推进各方面的工作。

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是先行者和引领者，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党逐渐丧失了政治领导力，沉迷于选举政治不能自拔。美国就是西方国家政治发展停滞不前乃至政治衰败的典型代表。美国的两个政党从政党竞争逐渐发展到今天的政党恶斗，为了狭隘的党派利益完全不顾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导致政府效率低下、政治运转不畅和否决体制的出现。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度和支持度随着政治体制的僵化而逐渐下降，社会分歧愈发难以调和，国家内部动荡不安。通过对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美国的政治衰败进行比较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政党是现代政治秩序发生变动的主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精神推动着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深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曾经在政治发展领域走在前列的美国面对新的时局，没有在世界上发挥引领作用，反而扮演了一个正在经历政治衰败的角色。这启示我们政治发展永远是进行时，历史没有终结也一定不会终结。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需要有担当有使命的政党来推动，而且政治发展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民情和党情有序、逐步、渐进地向前推进，只有这种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国情又能持续发展的政治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