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鹏*
一、 引言
一七八七年，英国使者马葛尔尼带着英国国王的信件来到清朝，中英两个东西方大国首次直接接触。在经贸、人员交往等议题谈判之前，为何中英双方会因马葛尔尼是否向乾隆皇帝下跪争执不休，几乎翻脸？两百多年后的美国，当总统特朗普颁布针对中东特定国家的移民禁令时，很多非中东裔的美国民众加入了抗议者的行列[1]，为什么这些民众会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无关的政治活动？这些现象的背后都闪现着文化的影子。哈里森（Lawrence E. Harrison）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编辑的一本著作中，用的标题就是文化至关重要（Culture Matters），在他们看来，文化显著地影响了政治变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生活。[2]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认为，文化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性概念，它的出现使得社会科学开始区别于在它之前出现的其他类型的科学研究。[3]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层面，政治文化的重要性都难以忽视。然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发展，却难令人满意。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世界主流政治学会中，没有有关政治文化的分支委员会、刊物和奖项。[4]一些学者声称政治文化只能充当因果解释的残余因素，当所有其他因素都无法解释时，剩下的才是文化的影响。[5]与政治文化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理性选择的崛起和兴盛。1970年代以来，理性选择视角从经济学跨界席卷政治学，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由于具有较清晰的假设、视角和方法，理性选择视角也逐步建立相应的学术共同体、期刊和奖项。[6]围绕理性选择，学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对政治学学科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
基于对政治文化研究的系统回顾，本文发现自1950年代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概念后，公民文化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导视角。公民文化强调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公民文化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判断。公民文化虽然对政治文化研究的进展做出了贡献，但其概念的模糊性以及因果规律的难以证实也使之遭遇了严肃的学术批评，并限制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进展。本文强调政治文化研究需要超越公民文化视角，政治文化研究的起源提醒我们关注政治文化现象的多样性，解析主义文化视角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提供诸多启示。在此基础上，本文强调政治文化研究首先应展现政治文化现象的多样性，然后再将其引入实证研究中。具体而言，政治文化研究的要义在于揭示行为者的动机和偏好，发掘主观因素影响客观政治行为和现象的因果机制。区别于理性选择和结构主义视角，政治文化研究的贡献在于展现世界的多样性。
二、公民文化及其困境
人类对政治文化现象的关注源自人类对自身所处的社会世界的探索，有着悠久的传统。当人类将眼光从身边移开，逐步扩展眼界，关注更大范围的社会状况时，映入眼帘的不仅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制度安排和经济生活方式，而且是千差万别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虽然对政治文化因素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政治文化”一词的提出却是在1950年代。在1956年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认为任何政治系统都嵌入在一定的对政治行为的系统态度之中，这种系统态度，他将之定义为政治文化。[8]之后在奠基性的作品《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和韦巴（Sidney Verba）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人对政治现象的心理评价”，这其中包括认知的取向（Cognitive Orientation）、情感的取向（Affective Orientation）和评价的取向（Evaluational Orientation）。[9]而一国的政治文化则是该国所有成员对政治现象的评价的类型及其分布。[10]基于政治对个人是否有影响、个人是否关心政治过程两个标准，阿尔蒙德和维巴区分了三种特征的政治文化：狭隘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臣民型政治文化（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参与式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11]公民文化是这三种文化的混合体，公民可以选择不关心政治或只关心政治结果，但这都是暂时的状况，对政治过程的关注依然是公民文化的本质。测量公民文化的具体指标包括：公民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影响政治、对政治体制的评价、以及对其他公民是否信任等。两位作者提出：公民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巩固和维系至关重要。[12]对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五国的问卷调查显示：成熟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民众的政治态度与尚未实现民主的墨西哥民众有显著区别。承接公民文化研究传统的集大成者是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1988年的《政治文化的复兴》一文中，他认为：不同国家出现了稳定的、有显著不同的文化特征形态（cultural syndrome），其包括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政治满意度（political satisfaction）、人际互信关系（interpersonal trust）和支持现有政治秩序（support for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13]在后续的作品中，英格尔哈特将自己提出的文化特征形态命名为“自我表达的价值”（self-expression values），这其中包括：公民对自由和参与的强调、公开的自我表达、对多样性的宽容、人际互信以及生活满意度。[14]和阿尔蒙德和韦巴一样，英格尔哈特认为这种文化特征形态与民主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即民主更容易在这样的社会生存下来。[15]帕特南（Robert Putnam）用公民文化传统解释意大利南北治理绩效的显著差别：公民文化传统带来社会资本，进而推动了民众的结社以及与政府的积极有效互动。[16]公民文化将我们的目光从政治精英转向普通民众，不再认为政治发展仅仅源自精英的设计和选择，而视之为普通民众自下而上改善公共生活和治理的结果。[17]在政治文化学者看来，民主制度的起源和巩固、维持取决于普通民众对民主原则的认同（commitment），而非仅源自其生活水平的提高。[18]
在阿尔蒙德、韦巴、英格尔哈特等人的影响下，公民文化研究影响巨大，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导视角。[19]在其启发下，学者们开始用其视角和指标研究一些没有被关注的国家和地区，观察其政治文化的演变，尤其是是否出现公民文化。[20]诸如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政治满意度、民主观等研究很大程度均立基于公民文化的理论假定。[21]在方法上，公民文化推动了以问卷调查为中心的政治态度研究的兴起。阿尔蒙德和维巴首先在五个国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英格尔哈特等人则推动建立了至今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22]然而经验数据的积累以及具体话题的增加过程中，政治文化本身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影响力却没有得到提升，相反，越来越少的学术书籍和文章会使用“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一词。时至今日，许多学者还在呼吁对政治文化进行清晰界定，以推动后续研究的进展。[23]莱廷（David Laitin）尖锐地指出：1960年代以来由公民文化一书开创的政治文化研究并没有为后来者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相反，政治文化研究越来越走下坡路，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24]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公民文化试图建立一个规律性的文化变迁理论，并以此来解释特定政治制度的兴起和巩固。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方面，其均遭遇了严肃的批评。首先，公民文化强调其对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但现有研究并没有证实公民文化与民主制度的因果关系。《公民文化》一书中的五国问卷调查只能展示英美等民主稳固国家民众的公民素养更高，无法证实是公民文化导致了民主政治的兴起和巩固。[25]英格尔哈特同样展示的是“自我表达”的文化特征形态与民主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即民主更容易在这样的社会生存下来。[26]巴兰（Brian Barry）即提出是民主制度产生了公民文化，而非反之。[27]在经验证据方面，穆勒（Edward Muller）和塞利格森（Mitchell Seligson）发现，如果控制了宏观方面的变量，如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和次文化层面的多元性后，公民文化态度并没有对民主发展产生显著影响。[28]杰克曼（Robert Jackman）和米勒（Ross Miller）同样认为公民文化对政治生活的作用被放大，在重新分析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数据以及英格尔哈特1990年的数据后，两位学者发现文化因素对政治经济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29]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们进一步指出：文化对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表现）并没有显著影响。[30]要证实公民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除了需要辨析文化和制度在先后之间的关系外，还需排除或者控制经济因素的影响。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其作品中并未控制经济因素，英格尔哈特则认为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31]在后续的作品中，他和合作者接着提出的一个修订版的现代化理论（revised version of modernization theory），试图融合经济发展因素和文化因素，即：经济发展带来民众的价值系统的改变，再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兴起和巩固。[32]帕特南在其作品中虽然有意识地区分和控制经济因素的影响，其解释的其实是地方善治与否，而非民主制度的兴起。[33]索莫斯（Margaret Somers）对此提出尖锐批评：如果人的心理行为来自政治社会化或者经济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这本质上不是所谓的政治文化，而是社会变迁的产物，那么政治文化的文化成分体现在何处？这个政治文化也不是政治的，因为它和公共生活无关，基本都源自非公共的私人生活。[34]这样的批评进一步启发我们审视公民文化这个概念。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受访人的政治态度并进行跨国比较这有助于我们摆脱对一地文化规范的先验判断，并进行经验检验。[35]但实际上公民文化的内涵基于英美两国的公民态度总结而来，使得这一界定能否总结其他国家的民主发展经验存疑。[36]公民文化由各种不同的具体态度（生活满意度、政治满意度、人际互信）组成，这些态度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什么样的组合关系形成整体性的公民文化，这些都不甚清楚。即使是同一个学者，如英格尔哈特，其在不同时期作品中，公民文化（或自我表达的价值）包含的指标内容也不尽相同。以生活满意度为例，如果非民主体制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以及生活满意度，那么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往往使其支持现有体制，而不是推动民主进步，生活满意度因而很难天然成为公民文化要素。[37]用标准化的跨国问卷来测量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先验色彩。进一步，用调查数据比例的高低来评判政治文化类型，带来的问题是：到底达到多少比例才能算类型的不同？[38]公民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和先验性、公民文化和民主制度因果关系的难以辨析和证实，严重削弱了其在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力和影响力，遭到身为政治文化学者的莱廷的批评。
三、解析主义文化视角的启示
公民文化立基于西方国家在近现代的政治社会变迁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公众从对狭隘型政治文化或臣民文化转变为公民文化并推动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公民文化收窄了政治文化的视野。如前所述，政治文化实际源于人类视野的扩大，关注到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孟德斯鸠即在其著作中关注东方诸国，尤其是风俗与法律制度的关系。[39]进一步，公民文化将文化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的观点消解了文化本身的自主性和特质。在经济不发达的阶段，人类并非对政治没有看法和系统论述，相反，不同的社会存在不同的文化规范和传统，西方很大程度复兴了古希腊和罗马的传统，而东亚各地则受到儒家传统的持久影响。[40]缺少了特定文化规范和理念的影响，经济发展只能给予人免于关心物质生活的自由，却并不一定导致对特定政治生活和制度的向往。[41]即使是现代化理论的发源者李普赛特（Martin Lipset），依然认为影响民主制度的因素既包括物质上的经济发展，也包括主观上的政治正当性（political legitimacy）。[42]
政治文化因此要关注不同地区有关政治正当性的系统论述。对此，解析主义文化视角有着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启示。与公民文化聚焦个体的态度和价值偏好不同，解析主义文化视角关注集体层面的主观因素，如意识形态、文化规范、宗教、符号、仪式、话语等。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纯粹的符号系统。他的经典说法是：“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文化就是这些网。”[43]文化为人提供意义，是公共的，超越于个人之外，并不存在于人的头脑中。[44]受涂尔干的影响，解析主义学者认为文化是历史的集体性产物。[45]同时文化系统内部有一定程度的自洽性和凝聚力。[46]与公民文化假定文化变迁存在阶段论不同，解析主义文化视角强调对一地符号意义系统的了解需要通过“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式来实现，即研究者深深地嵌入进当地的文化系统，通过民族志的办法（如参与式观察、访谈）对话语和行为进行观察和解析。文化阐释的对象是社会话语，同时也要关注行为，因为文化形态（如符号和意义）体现于社会行动之中。文化分析的关键在于揭示情境（context），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文化形态下人的言语和行为。[47]这种理解需要研究者需要放弃先入为主的假定和既有陈见，在共情的基础上增进相互理解，将“不可思议”变为“原来如此”。如格尔兹通过分析巴厘岛斗鸡揭示其背后体现的男性气概和自恋（ego）以及其作为“有焦点的聚集”将社会成员凝聚在一起的意义和对当地社会关系的展示。[48]
在公民文化遭遇严肃挑战的情形下，解析主义文化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方面区别于格尔茨的整体符号论的结构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将文化看成是个人的深层次心理偏好，韦丁（Lisa Wedeen）认为应该从符号实践（semiotic practices）的角度将文化带入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即行为者如何认知自己行为的意义，在什么符号和语言系统下行动，最终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49]史天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政治的文化逻辑》（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一书中同样主张把文化规范引入政治实证研究中来。[50]在对文化的认识上，他呼应解析主义研究者的观点，即文化赋予社会行为以意义。他指出：文化约束乃至决定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界定，而不简单地增加或减少某些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不应被看成是另一种类型的政治资源。史天健认为政治文化从表面到深层由态度和看法、规范、价值三个层级的内容组成，政治文化分析应该集中于规范，而非抽象的价值和易变的态度。在书中，政治文化被定义为“一系列的规范组合（a body of norms），它规定一群人行为的准则，并将该人群与其他人群显著区分开来。”[51]辛道辙（Doh Chull Shin）则将儒家文化传统带入民主转型研究中，在细致展示儒家思想的内涵后，分析其对民众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52]一批学者提出理念（ideas）视角，将规范、文化、意识形态等统统包含进来。[53]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理念：世界观、原则化观念和因果信念。[54]坎普贝尔（John L. Campbell）总结出理念在经验研究中的几种具体体现：认知范式（cognitive paradigms）和世界观（world views）、规范框架（normative frameworks）、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表达（frames）、 纲领性的意见（programmatic ideas）。[55]整体来看，不管是政治符号和仪式、文化规范还是理念，这批学者把政治文化的分析点放在集体性的文化形态上，区别于公民文化集合个体的政治态度形成集体性的政治文化的做法。这样避免了事先假定政治文化的类型和阶段论，允许探索不同地区的集体性政治文化现象与政治制度、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
四、揭示动机和因果机制：政治文化研究的要义
将解析主义的文化视角引入，实际上恢复了政治文化研究最早的传统，也即承认各地政治文化规范和观点的多元，了解人类思维方式的丰富性和价值偏好的多样性。在韦丁看来，文化的作用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的影响核心表现在界定“意义”而非价格或投票等行为，另一方面文化分析注重的是文化符号如何影响行为，从而产生相应的政治结果。[56]将政治文化引入实证研究之中，本文认为要义在于两点：揭示行为者的动机和偏好、展现主观因素影响客观行为和现象的因果机制。
首先，政治文化的兴起在于其为我们理解和分析政治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孟德斯鸠说：“人类受多种事务的支配，包括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57]。围绕如何解释人的政治行为，何种因素更具决定性，政治学逐渐出现三种主要的视角：结构主义（Structural Approach）、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和文化范式。[58]结构主义视角重视社会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如国际体系、阶级关系、国家状态等，强调社会现象由超越个人能动选择的结构化力量决定，而非源自个人或行为者的策略和互动。理性选择学说则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主张把社会现象看成行为者理性考虑及互动博弈的结果。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虽然差别巨大，但都基于物质利益为基础，其对行为者的动机都有一致性的假定。[59]以理性选择为例，其借鉴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对行为者的偏好和目标做出单一假定，主张行为者拥有普世和一致性的偏好排序。受外在约束条件的影响，理性行为者分辨出各种可能的选择，然后在策略互动中寻找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方案。[60]理性选择视角强于演绎，如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在追求公共产品的大型组织内，理性个人并不会自愿参与工作，相反“搭便车”（free riding）会成为个人的更优选择，集体行动因而很难发生。[61]政治文化与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不同，提醒我们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下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可能各不相同，普世单一的偏好假定不符合经验现实。[62]即使人的理性是普遍的，人以什么为利益，把什么偏好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也是在行为者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中形成塑造的，偏好排序同样可以改变。[63]政治文化研究因而重在观察，奥尔森的演绎提醒我们追求公共产品的自愿性集体行动很难出现，但现实中我们却观察到很多为了公共性的理念行动的个人和群体，革命烈士就是典型。这提醒我们，个体的决策可能源自理念和价值观，而非物质收益。[64]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集体行动的呈现方式也十分不同。[65]文化也对结构主义作出贡献，特定理念的兴起有助于解释结构的变迁，使其摆脱只能用未知的外生冲击来解释变化的尴尬境地。[66]一些结构主义者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者越来越重视理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67]政治文化研究的首要工作，即在于做韦伯所说，揭示社会行为背后蕴含着的“意义”（meaning），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它。了解了政治文化的潜在贡献，相关研究可以聚焦于如下问题：集体性的文化规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行为者（人和组织）的偏好和动机。很明显，集体性的文化现象十分丰富、多元：韦丁关注的是政治仪式和符号，史天健和辛道辙关注的是文化规范，戈尔茨坦等人使用的是理念一词。对种类多样的集体性文化现象进行界定和分类显得十分重要。史天健认为，在诸多文化规范中，核心为两点：一是对自我利益的界定，个人为中心或集体为中心；二是权威观，即个人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68]进一步的问题是，特定的集体性文化现象是如何变得政治显著的？[69]韦丁关注的是官方话语和符号，这只适用于有主导官方话语的国家和地区。史天健和辛道辙通过分析传统典籍来展示文化规范，这么做的前提是该国家或地区具有单一文化传统。现实情况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文化传统，政治生活中存在多元的话语体系，如何辨析哪个话语体系或者文化传统更为重要？进一步的问题是：文化规范如何影响行为者的动机和偏好的形成。家庭生活、学校教育、社会交往、媒体等，哪些发挥了影响。从一个时间的角度来看，人的偏好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什么时候容易变改变，什么时候容易固化，都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其次，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在于揭示政治领域的因果机制。公民文化试图展示的是特定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普遍因果规律，但如前所述，这种做法并非成功。史天健发现在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迥异的情况下，大陆和台湾两岸民众仍持类似的文化规范取向。[70]这样的比较一定程度上表明文化规范独立于制度、经济增长等物质条件，反驳了制度决定文化的观点，却依然不能证明特定的文化规范导致特定政治制度的兴起。本文认为政治文化的着力点应在因果机制的发掘，而不是如公民文化提出普遍的因果规律。因果机制在于揭示原因如何影响结果，为了打开因果之间的黑箱，必须加入行为者，走向能动。[71]而要了解行动者的选择和策略，其背后的偏好和动机必须得到分析。[72]政治文化因此在发掘因果机制方面能够作出独有的贡献。史天健提出了文化影响政治后果的五条机制：影响行为者如何理解社会行为的意义、提供评价他人行为的标准、提供影响他人的资源、确定行为者在特定环境内可以合理追求的目标、形塑行为者追求特定目标的手段。[73]戈尔茨坦和基欧汉认为：在对自己的利益不明确时，理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当存在着多种选择或存在多种理念的竞争时，占主流的理念能够起到聚焦和粘合剂的作用，使持不同选择倾向的各方形成合作共识和联盟；理念可以根植于制度当中，形成长久性的影响。[74]研究者需要在具体的情景和历史过程中把握和展现政治文化的影响，发掘因果机制。[75]通过对叙利亚的个案研究，韦丁展示了即使没有政治认同，政治符号和仪式依旧能产生实际的服从（real obedience），从而有利于政治控制和稳定。[76]而通过分析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展现了中共领导人如何创造性地使用传统文化因素来宣传马列主义革命思想。[77]其次，政治文化的作用体现需要将文化因素与物质利益因素剥离。[78]帕森斯（Craig Parsons）指出：理念有两种面孔，有的时候它会指导人的行为，有时候它只是人行为的其他原因的借口。[79]理性选择学派并不排斥研究文化和理念，只不过文化和理念起源于理性行为者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动机，文化和规范充当了“隐形的制度”，是理性计算和互动的均衡结果。[80]要想论证文化的独立影响，政治文化学者需要努力排除物质利益的解释，否则很难摆脱理念是政治行为的借口的说法。帕森斯（Craig Parsons）提出：理念如果能够强烈地分割（cross-cut）一个体系内的共同物质利益，产生与物质利益解释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将理念从物质利益中分离出来。例如1950年代两个同在法国外交部工作、有着相同或类似教育背景和党派属性的外交官，一个主张建立法德同盟，另一个主张与英国建立非正式伙伴关系，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断定：理念对在这两个外交官产生了影响。[81]
五、结语
人类对政治文化现象的关注源远流长，但政治文化研究却是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领域，在政治学研究没有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政治文化概念提出后，公民文化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导视角，其特点在于给予政治文化确定化的定义和普遍性的类型学划分，并通过问卷调查等手段论证公民文化与民主制度的普遍性因果关系。然而公民文化视角并没有带来政治文化研究的兴盛，相反，其概念的模糊性、公民文化与民主制度因果关系的难以证实使其遭遇了严肃的批评，反而限制了政治文化本身的发展。本文认为政治文化研究应该超越公民文化视角，恢复政治文化最初的传统，即认识和发现各地不同的文化规范、理念和态度。解析主义视角贡献了相当有价值的文化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其启示下，一批学者进一步将解析主义强调的集体性文化现象带入实证研究中，重点关注政治符号和仪式、文化规范、政治理念如何影响行为者的意义形成和利益界定，如何产生相应的政治行为和公共政策后果。在此基础上，政治文化不应局限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相关性问题，所有有关主观观念，无论集体性还是个体性的现象，都应该被纳入政治文化研究的范畴内。
接着，本文强调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发挥政治文化的长处，即解释差异，具体而言，政治文化研究的要义在于揭示行为者的动机和偏好，展现主观因素影响客观行为和现象的因果机制。区别于单一规律性的理性选择和结构主义视角，政治文化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展现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因果机制的多样性。后续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理清和辨析不同的集体性文化现象，分析探讨行为者政治偏好的形成和演变，同时，研究需要将文化因素与物质利益因素相区分，展示文化因素通过怎样的方式影响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政治行为。从这些方面看，政治文化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讲师。邮箱：hupeng@fudan.edu.cn。本文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18年“年度主题”研究项目及“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1]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17/01/29/homeland-security-judges-stay-has-little-impact-travel-ban/97211720/. （2018年7月24日访问）
[2] Lawrence E. Harrison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3] Harry Eckstein, “Culture as a Foundation Concept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8, no.4 (1996), pp. 471-497.
[4] 如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为比较政治、政治学理论、公共政策等多个议题设置了奖项，其中并没有政治文化。见http://www.apsanet.org/awards。
[5] Ruth Lane, “Political Culture: Residual Category or General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25 (1992), pp.362-384.
[6] 学术共同体如Public Choice Society（https://publicchoicesociety.org/）；奖项如The Vincent & Elinor Ostrom Prize (https://publicchoicesociety.org/awards); William H. Riker Book Award, APSA (https://www.apsanet.org/MEMBERSHIP/Organized-Sections/Organized-Section-Awards/Section-25#book)。
；期刊如Rationality and Society（参见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rss），Public Choice (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11127)。
[7] 如Jon Elster (ed.), Rational Choic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Donald P. Green and Ian Shapiro,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effrey Friedman (ed.),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s Reconsider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rk I. Lichbach, I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ll of Social Science? , Ann A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8] Gabriel A.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 no.3 (1956), pp.391-409.
[9]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5.
[10] Ibid., 14-15.
[11]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16-20.
[12] 索莫斯（Margaret Somers）乃至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兴起与西方推广民主密切相关。见Margaret Somers, “What’s Political or Cultural about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Toward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Concept Formation” , Sociological Theory, Vol.13, no.2 (1995), pp.113-144。
[13] Ronald 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no.4 (1988), pp.1203-1230.
[14] Ronald Inglehart and Wayne E. Baker,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5, no.1 (2000), pp.19-51.
[15] Ibid.
[16]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 Filippo Sabetti, “Democracy and Civic Culture”, in Carlex Boix and Susan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 Christian Welzel and Ronald Inglehart, “Mass Belief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 参见Russell J. Dalton and Christian Welzel (eds.), The Civic Culture Transformed: From Allegiant to Assertive Citiz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0] 如Andrew J. Nathan and Tianjian Shi, “Cultural Requisite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Findings from a Survey” , Daedalus, Vol.122, no.2 (1993), pp.95-123; Scott C. Flanagan and Aie-Rie Lee, “Value Change and Democratic Reform in Japan and Korea”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3, no.6 (2000), pp.626-659; Mark Tessler and Ebru Altinoglu, “Political Culture in Turkey: Connections among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the Military and Islam” , Democratization, Vol.11, no.1 (2004), pp.21-50; Zhengxu Wang and Yu You, “The Arrival of Critical Citizens: Declin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Shifting Public Priorities in China”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6, no.1 (2016), pp.105-124.
[21] 参见Margaret Levi and Laura Stoker, “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no.3 (2000), pp.475-507; 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 “Trust, Distrust and Skepticism: Popular Evaluations of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9, no.2 (1997), pp.418-451; Steven E. Finkel, “Reciproc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fficacy: A Panel Analysis”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9, no.4 (1985), pp.891-913; Ronald Inglehart, “Political Dissatisfaction and Mass Support for Soci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10, no.3 (1977), pp.455-472; Richard Rose, William Mishler, Christian Haerpfer (eds.), Democracy and its Alternatives: Understanding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n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Michael Bratton, Robert Mattes, and E. Gyimah-Boadi, Public Opinion, Democracy, and Market Reform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oderic Ai Camp (ed.), Citizen Views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 2001.
[22] 见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23] 如Stephen E. Hanson, “Review Article: From Culture to Ideolog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5, no.3 (2003), pp.355-376; Filippo Sabetti, “Democracy and Civic Culture”, in Carlex Boix and Susan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44.
[24] David D. Latin, “The Civic Culture at 30”,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9, no.1 (1995), pp.168-173.
[25] 参见徐湘林：《把政治文化找回来——“公民文化”的理论和经验反思》，载《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
[26] Ronald 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no.4 (1988), pp.1203-1230;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7] Brian Barry, Economists, Sociologists, and Democracy, Chicar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51-52.
[28] Edward N. Muller and Mitchell A. Seligson, “Civic Culture and Democracy: The Question of Causal Rel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3 (1994), pp.635-652.
[29] Robert W. Jackman and Ross A. Miller, “A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0, no.3(1996), pp.632-659; Robert W. Jackman and Ross A. Miller, “The Poverty of Political Culture”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0, no.3 (1996), pp.697-716.
[30] Robert W. Jackman and Ross A. Miller, Before Norms: Institutions and Civic Cultu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31] Ronald 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0, no.3(1996).
[32]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Changing Mass Priorities: The Link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8, no.2 (2010), pp.551-567.
[33]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4] Margaret Somers, “What’s Political or Cultural about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Toward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Concept Form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13, no.2 (1995), pp.113-144.
[35]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4.
[36] 徐湘林：《把政治文化找回来—“公民文化”的理论和经验反思》，载《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
[37] 相关的经验研究见Jie Chen, Yang Zhong, and Jan William Hillard, “The Level and Sources of Popular Support for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Regime” ,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30, no.1 (1997), 45-64; Beatriz Magaloni, Voting for Autocracy: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and Its Demise in Mexic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8]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39]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40] 参见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41]经验研究发现，很多地区的资产阶级或中产群体并非天然支持民主，参见Eva Bellin,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 World Politics, Vol.52, no.2(2000), pp.175-205; Eva Bellin, “The Dog That Didn’t Bark: The Political Complacence of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the Middle East)” ,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21 (2010), pp.125-141; Jie Chen and Bruce J. Dickson, Allies of the State: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c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ie Chen and Chunlong Lu,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64, no.3 (2011), pp.705-719.
[42]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3, no.1 (1959), pp.69-105.
[43]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5, 10.
[44] Richard Wilson, “The Many Voices of Political Culture: Assessing Difference Approaches”, World Politics, Vol.52, no.2 (2000), pp.246-273.
[45] Lucian W. Pye, “Political Culture Revisited”,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2, no.3 (1991), pp.487-508.
[46]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17.
[47] Ibid., p.14.
[48] Ibid., Chapter 15.
[49] Lisa Wedeen, “Conceptualizing Culture: Possibiliti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6, no.4 (2002), pp.713-728.
[50]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1]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9.
[52] 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53] 参见朱天飚：《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学科互动：一种理念的研究视角》，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4期；Sheri Berman, “Ideational Theoriz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ince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Governance, Vol.26, no.2 (2013), pp.217-237.
[54] [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55] John L. Campbell, “Idea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8 (2002), pp.31-38.
[56] Lisa Wedeen, “Conceptualizing Culture: Possibiliti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6, no.4 (2002), pp.713-728.
[5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5页。
[58] Mark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Research Traditions and Theor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 Mark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5.
[59] 参见Craig Parsons, How to Map Arguments in Political Scienc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0] Margret Levi, “The Economic Tur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3, no.6/7 (2000), pp.822-844.
[61]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62] 参见Mark I. Lichbach, “Social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Mark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50。
[63] 参见Aaron Wildavsky, “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1, no.1 (1987), pp.3-22。
[64] 参见Rick Fantasia, “From Class Consciousness to Culture, Ac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1(1995), pp.269-287; Pamela Oliver and Hank Johnston, “What a Good Idea! Ideologies and Frames i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5, no.1 (2000), pp.37-54。
[65] 参见Rhys H. Williams, “Constructing the Public Good: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ocial Problems, Vol.42, no.1 (1995), pp.124-144。
[66] Shu-Yun Ma,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Edge of Chaos? The Paradigmatic Implication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8, no.1 (2007), pp.57-78.
[67] Mark M. Blyth, “Any More Bright Ideas? The Ideational Turn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9, no.2 (1997), pp.229-250; Stephen E. Hanson, “Review Article: From Culture to Ideology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5, no.3 (2003), pp.355-376.
[68]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69] John L. Campbell, “Idea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8 (2002).
[70]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71]刘骥、张玲、陈子恪：《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一种打开黑箱、强调能动的方法论尝试》，载《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4期，第50—84页。
[72] 李钧鹏：《何谓社会机制》，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4—20页。
[73]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4-36.
[74] [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75] John L. Campbell, “Idea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8 (2002); Sheri Berman, “Review: Ideas, Norms, and Culture in Poli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3, no.2(2001).
[76] Lisa Wedeen, “Acting ‘As If’: Symbolic Politics and Social Control in Syr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40, no.3 (1998), pp.503-523.
[77] Elizabeth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78] Marc Howard Ross, “Culture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in Mark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34.
[79] Craig Parsons, “Showing Ideas as Causes: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1 (2002), pp.47-84.
[80] David D. Laitin and Aaron Wildavsky,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no.2 (1988), pp. 589-597; Daniel N. Posner, “The Political Sali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Why Chewas and Tumbukas Are Allies in Zambia and Adversaries in Malaw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8, no.4 (2004), pp.529-545.
[81] Craig Parsons, “Showing Ideas as Causes: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1 (2002).